清廷废除科举那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 | 短史记

短史记 2021-06-11 20:27



作者丨林汣琰

编辑吴酉


说一说科举是如何废除的。


众所周知,科举的废除时间是1905年。今人有一种错觉,多觉得废除科举是清末新政的一种主动举措,甚至有说法称“慈禧主动废除了科举”——这大约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戏剧化渲染有关。


 《走向共和》截图,该段剧情的内容是慈禧召集众大臣会议,于众说纷纭中做出决断废除科举

其实,清末新政的原本计划里,是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这件事情的——1901年“变法上谕”颁布后,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朝廷便没有给予答复。稍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相继奏请“变通科举”,同样也没有获得朝廷的同意,仅以科举考试改写策论、不再考八股文敷衍了事。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内中无一字提及改革科举乃至废除科举。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得到的批示也只是“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然后受到弹劾再无下文。[1]

何以如此?有两件往事可供参考。

第一件。1878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建议朝廷废除武举。理由是武举考的那些东西毫无实用价值,在“晓畅营伍”方面比不上行伍出生的老兵,在“奋勇耐劳”方面又比不上靠军功爬上来的将领。结果,沈葆桢的建议被慈禧太后下旨严厉斥责,说他“实属不知大体”[2]。


第二件。1898年变法失败后,兵部尚书荣禄再次上奏请求改革武举,欲让考生放弃举重射箭之类的冷兵器项目,停止默写古老的《武经》,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结果,他的建议再度被慈禧下旨否决,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便不是选拔人才,而是为了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以维系统治的稳定,武举也不例外。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各级武举考试仍按旧办法来,但可以将录取的武进士送去神机营里练习一下枪炮。[3]

 荣禄

所以,按慈禧原本的设想,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路径并不是废除科举,而是兴学堂与存科举并重——前者可以提供救亡所需的技术人才,后者可以保证这些技术人才仍然忠君尊孔。只是二者要如何才能有机结合到一起,让具体的操办者(如参与学堂章程改革的张之洞)颇为犯难。1903年武昌科举府试的题目,便是让考生在“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中抒发见解: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4]

考题的大意是:科举考中了可以直接做官,学堂毕业了没有这待遇。所以只要科举存在,学堂的学生便不会安心求学。如此,科举可以不废除吗?然而,最近日本的留学生和上海学堂里的学生,又不守忠君尊孔之道,搞出许多事来。如此,学堂的学生当真可以依靠吗?对主持教育者而言,不废除科举,就得不到可以救亡图强的人才;但兴了学堂,又会担忧学生们不再忠君尊孔。实在是两难。究竟该怎么办,请考生们深思熟虑给出回答。

这是一道意味深长的考题,也是一道引导性非常强烈的考题。出题者简直可谓已将标准答案写在了题干之中。那就是:新式学堂必须要搞,科举里的忠君尊孔也不能丢。考生们需要思索的,是这二者在技术上如何共存。

沿着这种方向,张之洞们想出的办法是“递减科举、注重学堂”。1904年,他与张百熙等人联名上奏说,一方面,学堂必须要设;另一方面,“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5]所有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都必须优先进入学堂。这种“兼顾之法”很合慈禧的心意,随后便有上谕给张之洞等,要他们拟出具体的可执行章程。

成型的1904年改革方案,扼要来说这样的:(1)科举改革的启动时间被定在了1906年。(2)改革的方式是逐科逐年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用10年的时间来缓冲。(3)在这10年间,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须全面进入到新式学堂之中。换言之,清末新政原本的预定计划,是在1916年停止科举取士。[6]

 张之洞

然后,在1905年,却骤然颁布了立即废除科举的政策。

背后的缘故与日俄战争有关。1904-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而在清廷内部开战,清廷不但无力阻止,为了止损还必须公开宣布“局外中立”。这场战争带来的耻辱感和危机感,丝毫不亚于1860年的“庚申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随之而生的,便是对清廷的剧烈批评。由《大公报》当年的文章,不难窥见这种批评的烈度有多大: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奋,力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衄?如无甲午之败衄,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7]

日俄战争相当于在清廷朝野投下了一颗核弹。民间方面,今人最熟悉的故事,是鲁迅在日本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后受了刺激弃医从文。朝廷方面,则主要见于地方督抚们的忧虑。1905年9月2日,探悉日俄两国即将达成停战协议,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呈递了一份《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奏折直接否定了1904年定下的科举改革方案,大谈科举一日不停,则读书人便一日心存“侥幸得第之心”,不愿去学堂里接受真知识和真学问,清廷便一日无自强之时。

奏折中最具力度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8]

所谓“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便是指日俄战争已在人心层面造成了巨大冲击,朝廷惟有拿出一项惊天动地的改革举措,方足以消除朝野的质疑与积愤。这项惊天动地的改革举措,便是要求朝廷即刻废除科举。

接到联名奏折的当天,无可奈何的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维持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就此划上了句号。

同月,在遥远的德国,《物理学杂志》(Annalen der Physik)发表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后人将之评价为“物理科学中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9]


[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二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0页。

[2]《沈葆桢奏饬停武科所请着毋庸议谕》,收录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8页。

[3]《刘坤一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602页。

[4]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5]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6]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7]《论中国宜及时力行改革》,《大公报》1904年3月29日。

[8]袁世凯等奏请废科举折。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9](美)爱因斯坦著;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  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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