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兄弟的恩怨里,藏着一个县城航运的兴衰史 | 人间

人间theLivings 2021-06-11 19:45


我们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每两个月,就要写一些船舶需维修费和事故赔偿费的申请,再写“批准同意”,营造企业“产销两旺”的假象,以套取资本市场的资金,维持企业运转,苦等着市场回春。


配图 |《大时代》剧照





我们县紧靠长江,从古至今,水运发达。很早以前,县里有5个国营和集体性质的船运公司,改革开放后,个体船舶如雨后春笋,为航运市场带来了活力和竞争。2000年左右,原有的国有和集体船运公司,陆续破产或改制,新的民营船务企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工商联的指导下,我们县各种行业都成立了商会,可船老板们都怕耽误自己的生意,没人愿当“会长”,船务商会便一直没组织起来,让工商联的费主席颇费脑筋。他偷偷做了番“民意调查”,船老板们都推荐乘风船务公司的曾老板做会长——曾老板在我们县专营船舶运输,企业规模最大,相比其他老板,人也年轻,费主席本来就看好他。但曾老板推说自己能力有限,胜任不了,费主席三番五次去动员,他就是不答应。
春末的一天,我在工商联开完会,费主席给我说:“你们老板和曾老板是结拜兄弟,给你们老板说说,我请他去给曾老板做做工作。”回去后,我把话带给了老板。老板有点意外,脸上闪过不自信的神情,沉吟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我们老板和曾老板当年结拜时,是四个兄弟,知情的人并不多,我也是偶尔听到老板提起过。当时在酒桌上提出拜把子的,是我们县农商行(当时还叫农村信用联社)的韩主任,那天他喝多了,兴奋异常,嚷叫着说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酒桌上其余的三个老板求之不得,纷纷响应。于是韩主任便给每人斟满酒,四人碰了杯,一饮而尽,算是义结金兰。
四人中,按年龄顺序排,韩主任是“大哥”,江发公司的陈老板是“二哥”,我们老板是“老三”,曾老板是“小弟”——他比我们老板小五岁。这里面,除了韩主任,他们三个老板的手里都经营着船舶运输业务。
我们老板说,那时国有银行没抵押根本无法贷款,只有信用联社管理灵活点。我们县煤矿多,煤炭销路好,船运也跟着赚快钱。干船运的老板们不断想法“找钱”扩大规模,所以,都和韩主任走得很近,请他吃吃喝喝是常事。
几个结拜兄弟中,陈老板的公司当时经营得最好,我们老板次之,曾老板那时才刚起步,从原来跟人合伙办的公司中退了出来,自立门户。陈老板过去是国有船运公司的副经理,和我们老板交情不浅。90年代,个体船舶运输还必须得挂靠在企业才能取得经营资格,我们老板打的第一艘船就挂靠在陈老板的国有船运公司。2000年后,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买断工龄”,政府鼓励企业改制,在拍卖生产资料时给予优惠,之前公司的一把手想独自收购,遭到职工们的强烈反对,大家说他整垮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改公为私,独吞企业。而之前作为副经理的陈老板工作踏实、做事认真,职工们力荐他来领头改制。最后,职工们自筹了部分资金,加上政府给的补偿金,买下了公司的两艘船,将公司改制成了民营股份制,取了个吉利的名字,陈老板则被大家推举为负责人。
之后几年,老板和员工上下同心协力,企业经营节节攀升。陈老板又带头出资,加上在社会上高息集了部分资金,打了一艘新船跑客运。在和韩主任成了“兄弟”后,陈老板干脆把三艘船全部抵给信用联社,又贷款继续打造新船。
那时,西南地区的陆路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沿江城市的物流大都是走水路,船舶载货多、价格低,就是耗时长点。因为船运行业的工资比别的行业要高出许多,吸引了大批农村60后、70后的人上船当“学徒”。有点文化、人脉的,学驾驶和轮机,文化低的学做水手。学个两三年,考了职业资格证书,就能成正式工。
江发公司的老船员都是股东,工资加分红,收入让同行业羡慕不已。但好日子并没过几年,船员们的责任心就慢慢松散了,驾船漫不经心,工作都让学徒干,聚群打牌赌博,安全事故不断,不是船偏离航道搁了浅,就是油加满了流进河里。陈老板既要打新船,又要跑业务,还要处理应急事务。
本来江发公司为压缩人力成本,办公室的人员配置本来就少,平时副经理除了管船舶航行和调度,还要负责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每次船舶回港,陈老板和副经理都要上船开会,解决各种问题,批评处罚违规的船员,督促员工提高责任心。但收效甚微,公司出行的船,仍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中途擅自接私活挣钱,业绩逐年下滑。即便陈老板加大处罚力度,也没什么改变,倒是他热衷造船吃回扣的事,在船员中传得有鼻子有眼。
等公司出现亏损,职工们便常来公司闹,问责陈老板,说他没管理好企业,有私心,要召开股东代表会。会上,股东代表们有备而来,咄咄逼人地说要对公司账目进行清查,每一笔开支都要说清楚用途。陈老板自认无愧,答应了,但没想到代表们又得寸进尺,提出:“还有,公司的重大决定,必须要我们同意;公章,财务章,我们要暂时代管。”陈老板无奈,依旧只能答应。
这样一搞,公司用公章都要一堆人同意,很多急着办的事,他们都拖着。公司需要马上决定的事,因代表们意见不统一,迟迟不决,严重影响了生产经营。陈老板忍无可忍,和他们争吵了多次。
2004年国庆节,江发公司一个船员结婚,因工作没有赶上午宴的客船船员们,晚上又去补桌。一众人推杯换盏,比谁酒量大,喝完没躺下的,又开始赌了起来,都忘了船上要值班。拂晓,客船突发大火,火借风势,把船烧成了光架架。看着江上黑黢黢的、已经变形的空壳,陈老板悲痛欲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火灾还没有处理完,又发生了沉船事故,死了两个船员。陈老板对公司彻底寒了心,提出辞去职务,退出公司,可股东代表们把公章交到公司后,都不管了。陈老板没法,向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江发公司成了我们县第一个宣告破产的民营企业。

陈老板之前对公司的投资很大,他卖了房子、散尽家财,又找我们老板借钱,总算还清了亲朋好友的账。之后,他彻底退出江湖,远走他乡打工去了。




陈老板最后用贷款打造的两艘新船,被别人低价接了盘,又转卖给了“小弟”曾老板——也有传言,说其实真正的买家就是曾老板,他只是为了避嫌没出面。
我们老板因为这事,便认为曾老板不厚道,不讲兄弟义气,落井下石。本来这两艘新船,陈老板是希望我们老板接手的,但我们集团那时正不断向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扩张,流动资金紧张到连我们的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老板一接到大点的工程,就先跟员工高息集资,再去社会上集资。
为了筹资买船,老板也和我们中层管理人员签了购房合同,把集团下面地产公司开发的、销路不好的房子,让大家以个人名义买下,然后拿着合同去建行贷款。剩下的资金缺口,我们老板就去找韩主任“疏通”,但最终因为没有抵押物,还是被“大哥”推托了。于是,这事就黄了。
不过我们老板对人还是很讲情义的,对帮助过他的人,不管在位不在位,后来也都保持着联系——县政协主席退休去了老干部学校,领着一帮退休人员习练书法,老板每年都给他们赞助金,时不时请他们吃饭。对韩主任这个“大哥”,我们老板也是十分尊重,韩主任不爱吃喂饲料的猪,他就亲自开车去高山农村找寻“放养猪”,杀了分成小块,好方便“大哥”存放冰箱。结果有两次,韩主任吃完猪肉,跟我们老板说,这猪不是放养的,让我们老板很难为情。往后,老板便出粮食和工钱,请农村的亲戚每年专门喂养两头不喂饲料的猪,送给“大哥”。
曾老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把陈老板的两艘新船投入内河营运,又分别在本地和外地造船厂打造了新船。曾老板得到“大哥”的关照是最多的——早年,他给县农业银行的行长开过一阵车,农业银行管信用联社,韩主任和行长关系很好。后来曾老板辞去临时司机,跟别人合伙打船资金紧张,便找行长帮忙,行长就把他介绍给了韩主任。
韩主任的老婆爱玩,不愿做家务。曾老板知道后,逢年过节或是赶上韩主任家来了客人,就叫自己老婆去做招待工作。他们两口子都是农村出来的,吃苦耐劳,后来隔个三五天,曾老板的老婆就过去韩主任家帮着收拾家务,跟韩主任的老婆成了好姐妹,两家人就自然经常混在一起了。通过“大哥”的运作,曾老板先在联社贷款用于造船,等船造好了再抵押。
这样没几年,曾老板就有了九艘货船,成了我们县船运行业的领头羊。据说,韩主任自己也打造了两艘货船,由曾老板帮着营运。
我们老板虽然也得到了韩主任的关照,但“力度”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只能自己再去寻找机会。他有个同学在县植物检疫所当所长,所里职工前些年集资打了一艘船(其实,“集资”的大头是所里小金库的钱,职工只出了小部分资金),但因他们不懂行,又压低船的造价,船打好后,才发现耗油大、速度慢,自己经营肯定亏损,干脆就租了出去。可外人租了发现也不赚钱,就没人敢租了。于是,我们老板便低价把船租了过来,跑点短途货运,没生意时就靠河边的煤坪作趸船。

老板又和检疫所所长勾兑一番,通过关系把那艘船的吨位改大,抵给了信用联社,多贷出了不少资金,打了一艘新船——这艘租来的船,就这样一直被我们老板抵押给了银行十多年,快到报废年限了,才按“报废船”的价格买了,照旧抵给银行,然后被公司员工小张租去跑短途货运了。


煤炭畅销的那几年,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繁荣。县信用联社的存贷业务连年取得了“双赢”的局面。业绩突出,韩主任也膨胀了,为人处世很是傲慢。总社派人下来检查工作,若工作组没有的人物,他都端着架子懒得搭理。信用联社的职工们对他意见很大,说开会时都是他一言堂,大事小事都是他拍板决定。
我曾经陪他喝过两次酒,第一次敬酒时,他见我只喝了一杯,就板着脸教训我说:“我的规矩是:你敬我酒,你必须干两杯。”我赶紧表示“补一杯,再罚一杯”,他的脸色才平和下来。
酒喝高了,韩主任就会大讲他的“丰功伟绩”,陪酒的人必须要聚精会神地听,不能吱声,不能走神,不然他就骂骂咧咧地发酒疯。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后来韩主任被人举报到总社,说他收受贿赂,弄虚作假,一手遮天,总社便将他的材料交给了当地检察院做深入调查,人直接被抓了起来。据说检察院来我们县调查时,去“反映情况”的人排起了长队。在拘留期间,韩主任悄悄请人捎话出来,让“兄弟们”想办法捞他出来——陈老板已经身在他乡,多少年没回过家乡了,他能指望的,只有我们老板和曾老板了。
我们老板为了寻求更多的业务和更大的发展,早把船务和房地产公司率先迁到了市里,只在县里设了分公司,自己也常住在市里了——市里股份制银行多,通过和他们的合作,老板又打了几艘新船,下水(往下游)装煤炭,上水(往上游)运集装箱。虽然公司的船队规模没有曾老板公司的大,但集团的综合实力和知名度已是县里民营企业的榜首了。
为了捞出“大哥”,我们老板专门回到了县里,联系人脉,疏通关系。另一边,曾老板也全力以赴,四处请客送礼。

三个月后,韩主任出来了,挨了处分,退了赃款,撤了职,被调到别的县去了。期间他几次召集“兄弟们”商量,想借力东山再起,还亲自上门找过我们老板几次,但均没有得到什么回应。老板闲时对我们讲:“他这次能够平安着陆、没被判刑,我们破财不说,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




我们老板和曾老板都属志向远大、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若不是因韩主任这个“大哥”,他们本不会有太多的交集。本来就是同行生嫉妒,业务上又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兄弟之间交情不深不说,因为暗中收购陈老板船舶的事,我们老板对“小弟”一直耿耿于怀。
自打煤炭行业火热之后,我们老板就把资金重点放在发展煤矿上了,对船运公司不再上心。
但看在工商联费主席的面子上,他还是专门去找了曾老板,委婉地劝他接受船务商会会长的职务。

曾老板客气地说:“三哥,我们都做企业,不说你也懂,我真的没时间打理商会。”

我们老板建议道:“你可以像我这样,日常事务找个人来兼管,反正行业商会的事不是很多。”
曾老板沉思了片刻,似乎也找不到理由推辞,反过来跟我们老板说:“那你帮着推荐一个。”我们老板想了想,便向他推荐了在一旁的我——我真是躺着中枪,有苦难言。我们老板笑着对我说:“没办法,你帮着搞,不是尽义务,商会每月给800块补助。”
就这样,县船务商会隆重成立了。曾老板任会长,我们老板加上另外七个船老板被选为副会长,我被聘为秘书长。
船务商会不像煤炭和建筑房产商会那么财大气粗,能租专门的办公室、请专职人员——办公室设在曾老板的乘风公司,平时我们都在各自的企业工作,开会时大家才聚在一起。工商联有什么指示、要求,能处理的我就处理了,该传达的我就通过电话、网络传达。船务商会既没煤炭商会的张扬,也无建筑房产商会的团结,会长、副会长、会员就像一群散兵游勇。
我对曾老板说:“既然成立了商会,就要为大家服务,给大家干点实事,增强商会的凝聚力,让大家拥护、信赖。”
曾老板热切地说:“我全力支持。于秘,我时间紧,公司的船在更新换代,商会的事,你放手大胆做,出了什么差错,由我负责。”
我只好应承表态,又问了句:“你还在造船,想当内河船业大王?”

“不是增加数量,有的是以旧换新,‘小改大’,淘汰旧的机器设备,更新不了的,卖了新造。”他停顿了一下,又道,“我这人能力有限,能守住现有的摊子就不错了,不想再扩大了。”


有天商会开会,一众老板都感叹现在行业税费太重。我提醒曾老板说:“你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可以提出减免税费的建议。”
曾老板说:“我是由乡镇选上的,分组时(界别)就分在‘乡镇’了,都谈的是农业,我没搞农业,讨论时就随便说了几句。”
“你分到‘乡镇’是方便管理,讨论时,你是民营企业家,就谈企业的事,意见、建议、想法都可以说。讨论有记录,会后大家提的建议会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归纳,供领导决策。宏观的大问题政府会研究解决,微观的小问题就由主管部门办理。”
“可有人提了很多意见,我看也并没有起到作用。”
“现在政府加大了责任监督,对民生意见很重视。过去你们有了问题习惯用钱用关系去解决,也不能改变现状,不要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开路。”
我请各位船老板对船运税费发表意见,做进一步了解后,就船运涉及的港口建设费、吨税、货物港务费等过重问题,向上级写了一份建议,以商会的名义交给了县工商联一份,曾老板也以人大代表的名义提交给了县人大一份。上书后,我对曾老板说:“我们参加大会小会,只要有领导,都去汇报,催他们尽快处理。”
这份建议还真起了作用,经研究后,县政府便对船舶相关的行政收费进行了下调,并对建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和解释。
费用的减免,有效的树立了船务商会形象,我们接到更多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罚款的事。我们县的主管部门,那时对违规违纪和“小犯法”的企业和个人,都是“以罚代管”,县财政会依据罚款数额给主管部门返“补助”。所以,罚款成风,违章违纪要罚,巧立名目也要罚。教育不是目的,罚款才是目的。
船运行业深受罚款其害,各种罚款虽然数额不大,但次数实在太多。有个副会长讲,有次他的船还没出县界,就被不同的部门罚了三次。罚最后一次时,船长抱冤地叫道:“我船上的生活费都被拿来缴了罚款,你们总得先让我们把命活着,才能去挣钱缴罚款吧?”现场的检查人员看在他们当天已经被罚了两次的份上,才让他们写了欠条,说回来再交。船长马上给老板打了电话,老板又找关系,才免掉了罚款。
其实船老板们也不想找关系减免罚款,一笔罚款的款额不大,找关系就落下了人情,还人情时花的钱更多。有时就算把罚款减免了,主管部门就说钱已经缴给财政了,叫你去找财政退。到了财政局,又说违章该罚,喊你找主管部门去退。来回跑上几趟,企业也就放弃了。
为罚款的事,曾老板专门召开了会议,要大家想办法,说他在人大会上要去提出来。我想了想,说:“这就快到春节了,我们来举办一次迎新年登山活动,一是邀请主管部门参加,以互相增进感情、增强了解;二是邀请有关领导参加,除了站台助威,也让他们知道企业处境,引起他们的重视。”
大家表示赞同,会后我去县工商联给费主席做了汇报。费主席说:“我来邀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和政协主席,还有主管的副县长,曾老板去邀请人大的领导。”结果人大主任在外开会,就派了两个副主任参加。
登山活动由县工商联主办、船务商会承办,开幕式热闹非凡,领导致辞,全程记者报道。登顶后,大家在“农家乐”搞了个领导座谈,曾老板首先介绍了县船运行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上级部门的期望。老板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位领导都讲了话,勉励船运行业加强自律、遵章守纪的同时,也要求各主管部门端正服务态度,对行业企业的发展要给予大力的支持,以促进本县民营经济的快步发展。

然后,领导们和老板们共进午餐,商会给活动参加者都发了纪念品。春节后,我们县“两会”召开,人大和政协同时对滥罚款问题表示了关注,县政府才进行了整治。




2010初,我们老板高调宣布,今年将举全集团之力,力争年底在北美上市。随后全集团都紧锣密鼓、各负其责地开始了上市的准备工作。老板严厉地告诫管理层:“在上市的关键点上,‘安全’上务必严防死守——出了事故,不仅财产受损,声誉也会大打折扣,上市就会泡汤。”
没想到,就在上市的节骨眼上,我们租给小张的那艘船,却出了事故。
12月上旬的一天,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在市公安局长的陪同下,第一次来我们县视察安全工作。书记和局长都是有名的铁腕人物,县里各单位和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交通要道及县城里车辆限速限进、市容市貌要求整洁干净,领导视察的路线,闲杂人员一律不得逗留。
因领导要视察江两岸的绿化林,本地船舶要暂停行驶半天。结果小张偏偏擅自开船去支流装货,闹出了人命。
本来那艘旧船出了故障,之前一直在造船厂修。小张急着去装货,又差钱没付清修理费,只想着跟过去一样,写张欠条先把船开走。但船厂新来的主管小纪不认识小张,年底船厂的资金也紧张,便坚持要小张付完现钱再走人。
两人发生了争吵,小张执意要开船走,小纪就站在船上不下来。小张把船开出船厂后,小纪就报了警。两人在驾驶室继续争吵,小纪要下船,叫小张靠岸。小张自然不从,说前面就是装货码头,到了你就下船。小纪威胁称,“再不靠岸我就跳河了”,小张冲口而出:“你愿跳就跳,管我屁事!”小纪就从驾驶室走到船尾,又打了一次报警电话。
本来这艘船应配备船工不得少于5人,小张为降低成本,自己干驾驶,老婆干机舱,就夫妻俩在船上。那天傍晚,小纪的尸体在江中被发现,小张都不知道他是何时跳的船。刑警队排除了他杀后,小纪的亲戚们把他的尸体停在县政府大门前讨要说法,说两次报警却无人出警,这才发生了悲剧。
县里的安全工作刚受到了市里领导的表扬,可领导刚走就出了这样的麻烦事。为了不把事情搞大,公安先把小张抓了起来,他老婆吓得躲去了外地。县政府迅速责成交通、公安和我们公司组成工作组,牵头人是县交通局的王副局长,公安则派来了水上派出所的赵副所长,我则要协助我们船务公司经理。
三方都互相推诿责任,公安说交通没有尽到“禁航”的责任,交通说我们没尽到船主管理责任,我们说公安没有尽到“出警”责任。赵所长说:“我们没出警,他也不该跳水啊。”我们说:“他俩虽有争吵,小张也没逼着他自杀啊。”赵所长说:“小张不和他争论就没有起因了。”我们说:“你们要是出警了,他也就不会死了。”
吵来吵去,赵所长和我们都觉得关键还是“禁航不力”,不约而同地将责任推给了王局长。王局长为人平和,快退居二线的人了,不紧不慢地说:“只能讲小纪阳寿尽了,人死不能复活,看家属要多少钱补偿。”
后来我私下里问赵所长:“当时你们怎么不出警?这该算渎职行为啊。”
他叹口气,回答:“警力不足,都抽去给领导做安保了,接到报警时以为只是一般纠纷,没想到却出了人命。”
小纪的尸体停在殡仪馆,家属扬言,解决了就火化,解决不了抬着尸体去市里上访。通过工作组和主管部门协调,小纪被定为“工伤死亡”,但家属认为补偿低了,说人死是有关部门不负责造成的,还要再补偿60万。我们经过几轮艰苦谈判,家属让到40万后,就算找小纪的在政府里的亲戚朋友去做工作,也不肯再让步了。
赵所长火了,对小纪的家属说:“没人逼着他去死,他的行为该自己负责。虽然我们没出警,有责任,我们会按规定处理有关人员,你们也可以上法庭起诉。要再一意孤行,我们就以扰乱公务、寻衅滋事抓人!到时我们给他定的‘因工死亡’要取消,孰重孰轻,你们自己权衡!”最后,赔偿减到20万。
晚上我和赵所长、王局长等人吃饭,又因为谁来出赔偿款踢起了皮球。赵所长对我说:“兄弟,给你们老板说一下,把钱赔了,今后我们工作上多关照你们。”
知道死者家属不是冲我们公司来的之后,老板早明确交待我,目前企业资金要力保上市开支,能推就推。我跟赵所长喝了口酒,说:“民营企业挣钱不容易,你们是行政单位,赔钱又不要你们掏腰包……”
“市公安局局长的厉害,家喻户晓,你不是没听说过。我们局里都瞒着,怕被树成‘黑典型’。我们要是给了钱,就没法辩解了。”
继续喝着酒,不知谁说了一句:“喊王局长买单,主要是他们不负责。”我和赵所长相视一笑,结成了联盟,但王局长打着哈哈不同意:“都有责任,不该我们全部买单。”
于是,后面的几天,我和赵局长每天心不在焉地待在交通局小会议室,吹着空调,喝着王局长泡的好茶,边评论着茶叶,边聊些社会新闻。
眼见春节即将来临,小纪的家属又闹到了县里。节日“维稳”是大事,县领导作了急,又把我们工作组喊去。领导非常不满地说:“人抓了,由公安想法逼小张交钱,没钱借钱也要交!不够的,三家平分,就这样定了!”我正要据理力争,领导又说:“你回去先给你们老板汇个报,我过会儿给他打电话!”
小张在牢里坚决不肯出钱,只承诺给点安慰金或安葬费。他跟公安说,按照法律规定,再拘押两天,定不了罪,你们就该无条件放人了。

但在小张被拘留的最后一天,他在农村的老父亲,终究承受不住乡政府和公安的接连施压,怕儿子判刑,儿媳也不敢回家,东拼西凑交了钱。


过年后,我们集团在北美证交所成功上市,名声大振。老板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到他下一步的打算时,他侃侃而谈:“我们准备打造江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再开辟海上运输;扩大现有煤矿,收购几座新矿,做到产运销结合,拉动股价不断上涨,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可2012年初开始,煤炭价格一路狂跌,我们集团的煤矿严重亏损,股票也“跌跌不休”,之前因为扩张过快,融资也快用完了。老板又打起了“再次上市”的主意,组织大家全力以赴赶资料,去新加坡进行二次上市。
煤炭滞销,导致船运业竞争更加激烈,利润拉薄。我们集团的船舶一直没有更新换代,吨位小,设备落后,跟曾老板公司几万吨级船队相比,我们就是原地踏步。之前集团负责船务业务的刘经理,在水运行情好的时候多次建议老板打造新船,结果老板也只是磨磨蹭蹭地造了一艘。见老板对业务发展渐渐偏心,刘经理就蒙生了退意,和别人合伙打了船,辞去了公司的职务。
老板的大舅子接手了集团的航运公司,上任后,别人大赚,我们小赚,别人小赚,我们亏损。大舅子见状,又搞起“改革”,实行“单船承包”,结果承包人对船舶不保养、不维护,超载运输,带“病”作业,无视安全规定。搞了三年,又只能把船都收了回来。可船舶都已经“伤痕累累”,经常要维修,更无盈利可言。
大舅子不承认自己管理不善、经营无方,眼红别人的新船,要求老板也造新船,淘汰旧船。“船务基本没有利润,还在还贷款,哪有钱打新船?你是负责人,自己去筹钱打。”老板的反馈不咸不淡。大舅子不服气,自己去找有关系的银行和社会人士集资,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因为贷款额太大又没有抵押物,竹篮打水一场空。

过去集团的船运业务依赖自产的煤炭货源,很少和本地其他行业、企业有什么业务关系,所以亏损就严重了,造船厂因行情不好,也没了订单。老板对自己的大舅子很失望,却也无可奈何——老板娘是“扶弟魔”,一直想要弟弟练手,以后担当大任。


半年后,因为上市资料不真实,集团在新加坡的上市失败了,为把资产盘活、止住船运公司的亏损、还银行的贷款(好让集团能再贷新款、以新还旧),老板就把船运公司整体卖给集团的上市公司。
经第三方审计和评估,由上市公司高价收购了我们的船务公司——没钱支付,就把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给银行,用贷款支付。接着,老板把船全部承包给了私人,船运公司就留了两人——他的大舅子和一个办事员,其余人员全部解聘,由集团其他没上市的公司员工在船运公司冒领工资。

我们办公室也多了一项工作——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每两个月,就要写一些船舶需维修费和事故赔偿费的申请,或写煤矿购买贵重或大宗设备费的申请,再写“批准同意”,营造企业“产销两旺”的假象,以套取资本市场的资金,维持企业运转,苦等着市场回春。




2015年春节前,我们县很多船都回了港。装了货的船,船员也借故不出航。正月初四,船员们突然聚集起来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节假日按国家规定发放加班费,还去县府上访,要求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虽然还在放假,县里也不敢怠慢,启动了应急方案,调动交通、人社、工商联、船务商会等单位的人员组成了调解工作组,与船员代表在商会会议室面对面解决问题。船员代表提了四点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社保,节假日拿加班费,工资不能拖欠。这几点要求,一直是近年来县里船运企业与船员的矛盾焦点,多次闹上了法庭,但基本都是船员们输。
对社保的问题,人社局法制科张科长说:“工伤保险企业己缴了,养老失业险自《社保法》实施后,我们考虑到企业的困难,采取逐步推广执行,很多企业都是把办公人员保了,一线员工的保得少。今年我们将实行社保‘私企员工全覆盖’,我们执法队上班后,将对每个私企进行检查,限期今年全部参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包在工资里,企业必须按时向社保局缴纳。对拒不执行的企业,我们将进行处罚。员工也可以依法起诉,或向我局举报。”
社保落实了,就是工资的问题了。交通局李副局长接着说:“对于工资涨多少,政府只规定了保底工资,希望大家互相体谅,能否协商达成一个意愿?对于加班工资,船运是特殊行业,大家可以商讨办法。”言下之意,现在船务商会正副会长都在,你们都是县里大船企的老板,关键就看你们怎么解决了。
曾老板无奈地说:“拖欠工资我们也是没办法,锅里米少,碗里饭就少。现在航运行业运力过剩,看着热闹,实际都赚钱不多。人工涨,油料涨,成本涨,就是运价没涨。加上税费,银行利息、保险费、维修费、货物中介费等,落到我们手里就没几个钱了。关键是我们应收的运费,还经常被拖欠,然后就耽误了发工资。这几年,船舶升级换代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过去赚的钱,都不停地投入到打造新船中,就是为了多装快跑,降低成本。造船的钱除了自有资金,很多是贷款,还有的是社会高息集资。我们也是顶着压力,苦苦挣扎,你们为了生活,我们为了生存,都不容易。早上一睁眼,我们想的就是船舶安全,就是有无货源,就是银行的贷款到期没有,运费收回没有。实行全员社保,我们还不能降工资,又要额外支出一笔。我也清楚现在物价连年增高,为了安居乐业,我以商会名义建议各企业给船员每人涨300元。”
船员代表认为这个数太低了,不肯让步,纷纷质问曾老板:“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船运公司大半都赚钱,你们摸着良心说,节假日大家是不是在跑船?与别的地区同行业相比,我们工资不求高过他们,但也不能低得离谱啊!”
曾老板底气不足地答:“别的地方有‘兄弟船’、‘夫妻船’,该按规定船上配员10人的,只配了3人,我们这里却行不通。现在行情不好,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船员代表们反驳说,那只是小部分的家庭运营的小船舶,大部分的公司配员都是齐的,不然主管部门根本不给放行。

工商联也好,商会也好,有关部门也好,都不可能给工资定标准——这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于是双方约了时间,考虑一下,再进行讨论。


可没过几天,罢工便自行瓦解了。个体船舶耗不起——船装着货,交付时间都订了合同的——就参照别的地区行业标准,分工种,率先给船员们涨了工资,低的涨了500多,高的涨了2000,此外,周六周日除外,只要是国家规定的节日,船在航行就算加班。
涨了工资的船启航了,剩下的船主也慌了神,只能跟着涨。
风波过后,各公司的老板都在想方设法节能降耗、压低成本。船上的技术人员没法减少,就辞退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船务商会很久没再开会,偶尔开会人也到不齐,都说忙。我和曾老板聊起行业的处境,他不无忧虑地对我说:“现在的内河船员,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都老了。80后很少有人愿意上船工作,船上既关照不了老人,也帮助不了老婆,还教育不了小孩,外号就是‘水和尚’。飘在船上,孤单寂寞,年轻人找不到老婆,也没有耐心工作,宁愿进厂打工。部分家庭贫困、文化不高的农村青年倒是愿意上船工作,可船上驾驶、轮机得有技术等级证才能上岗,船舶机器设备科技化快速提升,文化要求高,所以船员越来越紧俏,工资只会愈来愈高,船运盈利只能越来越少。现在高速公路通车了,铁路正在兴建,船员又青黄不接,行业要洗牌了……”
眼见市场回暖无望,我们老板又想借壳上市、搞私募资金助力企业解困,结果费用开支不少,但都失败了,只得断臂求生,把上市公司90%股份转给了外国公司,退出了造船、航运、煤炭行业。企业把债务留给了原公司,换了个“马甲”,又找银行贷了款,开始了新的发展。但自从老板尝到了上市赚快钱的甜头,就似乎没了过去的拼搏精神。

昔日县里经营船企的三兄弟,就剩曾老板一棵独苗了,但他的日子过得也不舒畅。2017年,曾老板又卖了几艘千吨的船,贷了款,开始打造万吨轮——船小赚不了钱,他打算对公司的船舶全部更新换代,背水一战,将原来的九艘船缩减到四艘。他深知,要想生存,除了打紧开支、缩小规模、多装快跑外,更要抢先用先进的智能设备、增速减人。

这是企业唯一的生机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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