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 | 对学校反感,是我的本能

楚尘文化 2021-07-23 08:00
▲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回忆录《昨日的世界》。茨威格的文学创作,深受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熏陶。他不断反思曾受过的教育,以自由与人道精神,抨击思想的禁锢。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警示。



01.

老实说,从小学到中学,我始终感到学校生活乏味又无聊,一年比一年不耐烦,渴望早日结束像水磨一样转的求学生活。今天,我记不得当时那种枯燥无味、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我真有点嫉妒呢。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

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

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不好。恰恰相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一百年来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确实能够奠定相当扎实的学习基础。正是因为计划刻板和干巴巴的教条,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


课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学习机器,它不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转动,仅仅是一台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这种缺乏人性、抹煞个性的兵营般的生活,无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学完的课程要通过考试。中学时期的八年里,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想学些什么知识——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强烈愿望,老师从不表示鼓励。


02.


学习氛围死气沉沉,从学校建筑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筑物,是五十年前低价、仓促、马马虎虎建立起来的。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粗糙,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其他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座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用的家具是旅馆里那种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被许多人使用过,以后还会有许多人将就着使用下去。


楼房里那股在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比比皆有的霉味,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称之为“国库”味。凡是堆满杂物、供暖过高和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皆有这股霉味;气味先沾染衣服,然而再沾染心灵。学生们两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长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摇橹的囚犯一样。板凳矮得足以使人佝偻,一天下来骨头都疼。


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幽幽的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夏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地装上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一点蓝色天空而想入非非。那个世纪的科学还没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人们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休息十分钟就足够了。



一星期两次,我们被带到体操房,在那里的地板上毫无意义地来回踏步。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就扬起一米多高。就是这样,也算作是有足够的卫生保健措施了,国家也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



03.


许多年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零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也不用踏进那间我少年时代的牢房了。当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每句感激的话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懊丧的学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师。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束缚着他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每逢中午校铃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快乐,一样感到获得了自由。


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



过了好几年,老师们还是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在当时的教学法的指导下,他们除了批改学生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便再也不关心学生什么事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台底下,老师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之外,老师与学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因为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课桌之间,在台上和台下之间,清晰分明地有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彼此之间的任何接触。老师对待学生,应该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个体的特点。老师有责任把观察到的学生情况写成报告,这在今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这大大超出了他的权限和能力。


另一方面,写出与学生的谈话会降低老师的权威;学生同老师谈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学生”与“前辈”平起平坐——在那时,这些是行不通的。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老师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毫无交往的例子就是,我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座讲台和我们始终都想偷看的班级记事簿,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师那本用来评分的红色小笔记本,还有记分用的那支黑色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老师用红墨水笔批改的作业本。


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也许是我们坐在他们面前时总是低着头,从来不看他们一眼之故。



04.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我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们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兴趣和志向。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冷漠无情的方法,并非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


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的,说得透彻一点,它怀疑青年一代会打碎这个偶像。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进的事都应避免。


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国家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这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它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

 

而年轻人,其天性就是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年轻人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不让学生生活得好。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提拔我们的时机来临。



由于奥地利不断衰退,因此年龄的大小具有不同的价值,像今天一样。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还被当作孩子,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他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想上厕所,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得到许可后才能离开座位。纵然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同样被看作羽毛未丰不能独立的人;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


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哗然,这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们完全忘了,莫扎特三十六岁,舒伯特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这种不信任感——认为每一个年轻人都“不完全可靠”——遍布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从未接收过一个年轻人。


如果有人长得特别年轻,那他到处都会碰到这种不信任感。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一个令人不能理解的现象:提拔年轻人处处有障碍,年长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四十岁的人扮成三十岁的样子,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看起来只有四十岁。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和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有进取精神的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老成一些,都不得不打扮一下自己。


报纸上介绍能使胡须快长的药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大学生,从医时留起大胡子,戴上金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不需要戴眼镜,为的只是装扮自己,在病人面前显得自己是有“经验”的老医生。男人们穿着长长的黑色大礼服,步履从容稳重,如果可能的话,挺起微微凸起的圆肚子,刻意表示自己老成持重。追求功名的人,都竭力让自己脱离靠不住的青年人的样子,至少在外表上下足工夫。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意再背初中生的书包,而是用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初中生。



青年人的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在今天受我们羡慕的素质,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成靠不住的表现。


05.


在了解了这种特殊的观念以后,我们才会理解国家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教育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


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那就是完全服从。从一开始就要我们牢记,我们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贡献,没有丝毫经验,对给予我们的一切要永怀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和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起人们就采取吓唬人的笨方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吓唬四五岁的孩子,说什么他再闹,就去喊警察。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把分数不高的副课成绩单拿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准去上学了,要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退步到无产阶级中去。


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则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国家机关里,到处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不厌其烦地恳切劝导,他还没“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听别人说话,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基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台上,俨然一尊不可接近的泥像。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应该囿于“教学计划”之内。


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反心理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就是使他们兴奋不已。


不妨查阅一下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自卑情结”。“自卑情结”这个词恰恰是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发明创造的,或许并不是巧合吧。我本人也要感谢这种压力,它使我很早就流露出对自由的酷爱,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还有,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一切权威,对所有“教训口吻”的谈话恨之入骨,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反感至极——多年来,这已成了我的一种本能。这种反感如何产生,我早已忘记。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巡回演讲会上,有人让我在大学的礼堂演讲。这时我突然发现,我要从台上向台下说话,而坐在下面的听众,就像我们当学生时那样,老老实实、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中学阶段那种从上对下的、权威的、非同伴式的夸夸其谈的说教,使我遭了多大的罪。想到这里我一阵害怕,怕我在台上讲话会像当年老师对我们教训的那样,令人讨厌。


正是这种思想顾虑,使那次演讲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选自《昨日的世界》,斯特凡·茨威格 著,徐友敬 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版

编辑 | st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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