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一场关于盲孩子的大学教育实验|深度报道

北青深一度 2021-09-15 17:00
采写/钱昕瑀
编辑/计巍

1992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合影

盲人学生读了大学后命运会发生改变吗?

32年前,天津市残联联合长春大学发动过一场“盲人中文班”的教育实验——从全国各地的盲校中选出了17名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普通高中及大学教育课程,试图以此弥合当时盲人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做按摩的落差,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选择这场教育实验意味着先要走出固有的盲人圈层,参与选拔考试,成为216万分之一进入大学深造;接下来,他们还要离开大学校园,进入“丛林法则”支配下的社会,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这对任何一名参加实验的盲生都是不小的挑战,机会与风险并存。32年间,经历了升学变故、学业困难、融合难题、就业瓶颈、社会压力等现实问题后,他们命运的走向不尽相同,有人成了歌手、教师、政府干部、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也有人重回按摩行业。

他们很难说清楚大学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但大多数人都提到,现在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这源于大学时期对书籍的“着魔”。还有很多人说,大学生活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思考问题时更全面,与视健者相处起来也更融洽。

学生尹斐斐在回忆自己曾经的经历时,这样说:“记得小学时,老师经常提醒我们不要斜肩弯背,不要无意识地摇头晃脑,这是很不好的‘盲态’……我把这视为自己必须避免的最大的‘盲态’。”他希望自己能够更有自信,更好地融入自己之外的那个大世界中去。

这也正如这场教育实验的发起者之一今年77岁郑荣臣所说的那样:“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看他们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1989年,“中文预科班”合照

逃离按摩

1989年10月10日,天津残疾人职业中专的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上,14名从全国各盲校选拔出来的盲生第一次见面了。简单打招呼后,尹斐斐发现班里的很多人之前都认识——有5人参加过1988年全国盲人中学生智力竞赛,还有2人作为省优秀盲童,参加过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

他们坐在一起,听着开学典礼上领导的致辞。那天,除了中国第一位盲人作家郑荣臣作为校长发表致辞外,到场的还有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黄乃、天津市副市长陆焕生等人,规格阵势颇大。令尹斐斐印象深刻的是,校长郑荣臣提及中文预科班的培养目标:要让盲孩子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融入普通社会,终极目标则是让这群孩子离开按摩。这让尹斐斐心头一阵狂喜,他觉得他来对了。

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讨厌按摩,不如说是讨厌被动的生活。

8岁失明那年,尹斐斐总是不由自主地重复同一个动作——用力闭紧双眼,两手使劲捂在眼睛上,他想重新体会一下“黑的感觉”。但他感受不到,如同耳朵、脸部的皮肤那样,他的眼睛只能感觉出冷热、轻重。父亲不忍心看他那么无助,说,“待在家里面算了,以后养起来就行了。”

尹斐斐仿佛能一眼洞穿自己的未来:去按摩,去卖唱或者去盲人福利工厂糊纸盒。可他还有渴望。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抓手,至少让自己不用那么被动地待在既定轨迹里。而这个抓手,就是教育。

在武汉盲校就读小学、初中期间,尹斐斐成绩稳居班级第一。他去北京参加过1985年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获评过“武汉市三好学生”称号,还与视健者同台竞技,在“楚才杯”作文竞赛中四次获奖,在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中获三等奖。

令尹斐斐失望的是,1989年初中毕业时,针对盲人的高中教育仍缺失,全国没有一所盲校开设文化高中——直到四年后,中国残联与教育部行文委托青岛盲校才试办全国第一个“盲人普通高中班”。当时的尹斐斐只能升入盲校的按摩中专,成为中专一年级的学生。

在后来这群被“盲人中文班”录取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像尹这样综合成绩优异、希望用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盲生。也有一些人在初中阶段就对中文展露天赋,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进入了班级。

当代盲人歌手及作家周云蓬也是后来“盲人中文班”的学生。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人大院里,邻居是个爱文学的年轻小伙,经常为他读尼采、叔本华、斯宾诺莎等现代哲学家的著作。在沈阳盲校读初二时,周云蓬就在《盲人月刊》上发表多首诗歌。1987年,得知长春大学开办特殊教育学院,向残障人士开放音乐专业后,他坐火车跑去天津,找到中国第一位盲人作家郑荣臣,问询他是否有可能建议成立长春大学中文专业。此前,周云蓬听过郑荣臣的讲座,觉得他对于盲人教育很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政治、文艺界都有一定影响力。

对于按摩,周云蓬实在提不起兴趣。照他的话讲,“有时候给人按了半天,人觉得像没按一样。”当可以逃离按摩时,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盲生也变得“孤注一掷”。

1989年9月12日,是令尹斐斐难忘的一天。按摩班的中医基础课上,班主任老师带着一份天津寄来的公函,告诉全班:天津残联和天津职业高中在天津联合办班,学制两年,是预科性质,教授高中课业,毕业后成绩考核合格,择优可以去长春大学读中文三年。那天下课后,尹斐斐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就冲去找班主任报了名。

同月,还有其他盲生陆续收到天津职业高中的招生简章,或见到亲自来校面试的校领导。这些盲生中,有已进入福利工厂工作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也有人在按摩中专已读至二年级。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学校里的同学及老师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这个中文预科班靠谱吗?真的有可能升入大学吗?”“读中文出来将来能做什么?之后还不是回来做按摩?”

周云蓬当时已是按摩中专二年级的学生,作为班长的他成绩优异,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知道预科班消息后,家长以太冒风险为由强烈反对,但他还是坚持从按摩中专退学,“因为我一心渴望读中文专业,哪怕承担风险,我也愿意。”

1989年的秋季,14名盲生收到预科班的录取通知书,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大连、南昌等盲校,先后抵津。其后,又有3名盲生经私下打听,拿着简历向校方自荐。最终,17名学生进入了这个“中文预科班”。

新班级

这个班级的创建,与一群人以及几个约定有关。

1988年的夏天,长春大学校长王野平和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甘柏林找到了盲人郑荣臣。郑荣臣当时是天津市残联宣教部部长,也是两人的共同好友。1987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建立后,两人发现:盲人高中教育的缺失,让特教学院特招模式下的生源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招生进行到第二年,学生质量便出现明显滑坡。所以,他们找到郑荣臣表明意图:希望能协助办起一个大学预科班,为长春大学输入稳定的优质生源。

这一提议正中郑荣臣的下怀。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生,郑荣臣唯一的建议是:长春大学开设的第一届预科的直升专业为中文。三人一拍即合,约定成立盲人预科班,学制两年,学生学成后送往长春大学中文系深造。

经批准后,他们创办了天津市残疾人职业中专,下设钢琴调律班、家电维修班以及中文预科班。

“其实,这更像是一场试验。”如今77岁的郑荣臣谈起创立这个班级时坦言,“在这些孩子性格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看他们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来到中文预科班后,盲生何川发现预科班的配置几乎和普通高中一模一样。两年时间里,他和同学每天在五十平米的教室内,从早到晚平均要上11节课,一周课时量达67节。任课教师都来自天津市重点中学,对他们要求严格。数学课上,何川和同学要用特制的盲人作图用具画几何图形,他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蝴蝶长啥样、桥长啥样;语文课上,他们被教授汉字的用法,第一次知道了盲文“六个点”之外的世界;地理课上,他们第一次通过触摸中国测绘局赠来的触摸地图,摸到了山川河流……

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视健者之间的“接近”。很多年以后,盲生周云蓬仍会做关于当时数学考试的噩梦:“快考试结束了,数学题还没答完。”

这些课堂教学模式及内容,与郑荣臣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他自幼晓曲艺,善学习。盲校初中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后不久,他被安排到天津社会福利第二纸品厂,给盲人工人做夜校教员,与此同时与视健者一起进修高中课程。在自己的争取下,1979年郑荣臣进入天津电视广播大学学习中文专业。在那里,他抄了700多万字盲文笔记,最终从2000多名视健者中以综合成绩第一的成绩毕业,并在三年后写出盲人爱情题材长篇小说《琵琶琴》,成为当时社会宣扬的“正面榜样”。高等教育带给他的不仅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更是关于盲人教育的思考:作为盲人,如何才能融入视健者的世界中。

1979至1982年,郑荣臣在大学里抄的盲文教材,共700多万字

有次和盲人朋友的交流,给郑荣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方姓“诸葛”,四十多岁。半开玩笑地,郑荣臣问:“你知道你的姓是哪两个字吗?”那个盲人回答:“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姓朱的’朱’,皮革的‘革’吗?”

这让郑荣臣哭笑不得,又深有感触。盲人从小就在盲校学习,学的都是盲文,不识汉字。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已经与视健者的世界谬以千里。“盲人的信息无障碍绝对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他说,“盲校这类特殊教育不是不需要,而是要越早结束越好。”

郑荣臣一直有个想法,让盲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视健者一样的教育,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真正融入社会,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也是他听到王野平谈及需要一个预科班时,立刻答应并付诸实践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伴随中文预科班的成立,他的梦想和盲孩子的梦想在同一时空里实现了。


马立荣和刘丽

17进12

最初,很多人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进了中文预科班。有人说班里最后一定会淘汰几个人,因为招生简章上说了会“择优录取”。也有人表示自己是郑荣臣校长亲自面试招生,被承诺过一定会有去处,如果不能上长春大学,也能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继续念书。但大半年后,怀疑的声音渐渐减弱,他们都发了疯似地学习。

预科班要求两年内学完三年高中课程,无论从知识量还是学习难度上,对盲生都是很大的挑战。学生刘丽毕业于天津盲校,家在天津。第一年她还和大家一起住在六人间的宿舍里,到了第二年,她扛不住大家制造的竞争压力,选择走读。在她的印象里,凌晨一点到三点是寝室最热闹的时候。凌晨一点多,有室友熬夜抄笔记,肚子饿了,就开始用电热杯煮泡面;凌晨两点多,有室友从教室学习完回寝休息;凌晨三点左右,又有室友定了闹钟早起,从床上爬起来背笔记。

何川是后来报到的三位盲生之一。为了能补上前面落下的地理和历史课程,他和同样后到的同桌马立荣两人互相鼓励,每天用盲文抄学科笔记抄到凌晨一两点,然后再复习功课。有时候到凌晨三点,他实在困得受不了回去休息了,马立荣仍在教室里继续抄写、背诵。“那时候不用老师督促,几乎没有人在12点之前睡觉。”何川说,“有时候你熬不住早睡了,第二天还会自责,觉得对不起。”

变故发生在预科二年级寒假后的春季。

1991年3月,长春大学的招生简章对外公布。预科班学生黄强收到了原南昌盲校同学的一封信,同学说自己打算报考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下的按摩专业,还提了一句:“我在特殊教育学院下没找到中文专业。”

消息传遍整个班级,所有人警惕起来。学生何川联想到前几天的开学摸底考试,也察觉到一些端倪。原来任课老师非常严厉,考试结束绝不多给一分钟,直接抢过试卷收上去。可是那次考试时间到了以后,她竟和何川说:“没事,没写完是吧?你慢慢写,写完给我就行了。”

尹斐斐是当时的学生会副主席——由于他初中成绩足够出彩,进入预科班后,被老师指定为学生会副主席。在班中小道消息四起的时候,他跑去校长办公室向郑荣臣询问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不要急,你们回去等一等。”

学习的弦一下子松了,而且好像失去了再次拉紧的动力。班里有同学开始闹罢课,说要要挟学校,或要求给长春大学施压。面对情绪激动的同学,班长周云蓬主张保守一点,他向同学分析:“咱们该上课就上课,你不上课对你也是损失。凡事都应该知道妥协,你太过于激烈维权,你到时候弦断了更没法谈判了。”

同月,有消息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将来天津视察。周云蓬当时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写联名信,然后交给邓朴方。尹斐斐逻辑性强,负责写信的初稿;周云蓬文笔好,负责在初稿基础上润色、定稿;许立勇等男生个子大,胆子也大,负责送信。于是,在邓朴方来到天津残联时,一封学生发起的联名信越级送到了他手中。

对于学生进行的活动以及私底下的声音,郑荣臣都了解但也无能无力。其实,很少有学生了解,早在1990年底王野平校长退休时,这场变故就开始发生了。郑荣臣当时就跑去长春找到甘柏林商量解决办法。但由于当年三人没有定下纸面协议,王野平退休后对于特殊教育学院的招生也没有了发言权。长春大学继任校长上任后,并不接受这一协定。郑荣臣很着急,但也没有发言权。当得知邓朴方将要在天津召开调研会后,郑荣臣把班长周云蓬叫来:“你可以代表中文预科班,把你们的情况反映上去。”

写联名信再加上周云蓬在座谈会上的反馈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很快解决了这件事。但当时大学已经实行国家计划招生,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共面向全国招收66个学生。在多方协商下,最终放出12个名额给这个“中文预科班”。

就因为这样,17名学生参加了一场长春大学自主命题的升学考试。最终,12名学生考进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就读。

在诸多原因的影响下,这个“中文预科班”和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都只存在了一届。直到2004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率先在国内开展融合教育,为视障大学生开设特殊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3个辅修专业后,才有盲生取得大学中文专业辅修学位证书。

1992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在雪地里游玩

“八仙过海”

大学,给他们带来的体验丰富又复杂。课堂上,他们仍是认真、聪慧的尖子生。课堂外,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他们人生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

何川一进入大学,感觉周边的一切新鲜而充满朝气。学校里有外语学院、师范学院、文学院、旅游学院……周围再也不仅是和他一样有视力障碍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学生很多都是视健者,男生爱打篮球,女生爱读书和做针线活。不过,作为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他并没有感到有竞争劣势。“我们会乐器、会写诗、会画画,在学校反倒更受欢迎。”他说,“用现在的话说,我们那时候都是文青。”

在大学里,何川和周云蓬两人是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参加活动。周云蓬爱写诗,也爱举办诗歌交流活动,他们曾一同办过校园文学刊物《失眠者》,面向全校师生收集诗歌。对文学以及诗歌的共同喜好让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

大学里自由、开放、平等的环境,也激发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比如说,着了魔似地读书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可能我们盲人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本能,要靠书来救赎自己。”周云蓬说。

很多年以后,尹斐斐仍记得寒假送班里同学沈志刚去火车站时的情形:沈志刚把外套系在腰间,背着一纸箱用尼龙绳扎好的书,行走在拥挤的人潮中。外套被人流挤掉了,他也没来得及管,双手护着身后的书一直上了火车。

他们看不见,便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无法自己读书。特教学院中文系的课程大纲完全按照普通中文师范班制定,每门课都需要阅读大量书籍。

陈立萍是长春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当时负责给“盲人中文班”上《当代文学》和《古代汉语》两门课。在她的印象里,这些盲生每个人都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都不能形容他们当时的劲头,从来不会嫌我讲得多。”她说,“他们总让我再多讲点社会上的事。我说你们要听哪个方面?他们说无所谓,哪个方面都行。”

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向课堂和外界获取知识。但如何解决读书的问题,还是难住了几乎每个人。“到大学以后就靠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找门路学习。”如今回想这段大学生活,尹斐斐感慨,“(找门路)不行,就只能没有机会了。”

大学时期的刘丽爱好外语,经常没课就跑去外语学院旁听。周末,外院的同学会带着她乘十几站公交,来到红旗街上的红旗书店,挑选中外文学经典。久而久之,他们除了给刘丽读书外,还会带她去见他们的外教、参加他们的舞会。

而何川和周云蓬都会吉他,在预科班时他们抽空就会在宿舍练习。进入大学没办法读书,周云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没课的时候,通过教人弹吉他来和视健者进行交换,让他们帮忙读书,教一小时吉他,对方读一小时书。后来证明,这是个成功的方法。周云蓬和何川教弹当时的流行歌曲,换来许多人排队为他们读书,从莎士比亚、博尔赫斯、卡夫卡、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一直到穆旦、张爱玲、钱钟书。班里其他男生也开始效仿他们的模式,或借助他们找来的朗读资源,解决了读书难问题。

一些差异也因而逐渐产生。

在17进12的考试中,尹斐斐虽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进入了“盲人中文班”,但在周云蓬还没开始“吉他换朗读”的方式时,他每天的读书渠道非常有限:听收音机,听讲座,或者请班里弱视的同学帮忙读。

他记得大一暑假期间,除了周云蓬和他,其他人都回了家。周云蓬为了读到书,每天乘车到长春人民广场给人按摩赚零花钱,然后花钱雇人读书。而当时的他,除了在周云蓬找到朗读人之后和他一起花钱读书,几乎一点办法也没有。

也是从那时起,尹斐斐开始给自己找退路。他打听到一个大他两届的音乐专业盲生才能突出,却没有被分配到工作,最后回去干了按摩。他担忧起未来自己的出路,碰到不那么感兴趣的专业课,就逃课去特教学院的按摩教室,学习一些按摩手法。

时隔近三十年,当我和尹斐斐聊起他的大学岁月,问他:大学期间,有没有觉得自己融入了更广阔的校园生活中?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没有,我没有途径。因为他们会的我都不会。我的成绩可以,但我的能力远不如周云蓬他们。”
 
大学里时期的周云蓬

进还是退?

“陈立萍 梁伟 顾焕戈 尹斐斐……”在发行于2004年的个人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的同名曲里,歌手周云蓬念了一连串和“盲人中文班”相关的人名。那是他在非典期间感受到地铁车厢空空荡荡的情景后,脑中闪过的名字。那年,距离他大学毕业正好十年。

1994年,国家试点并轨制改革,大学不再“免学费”和“包分配”。这意味着,这12个即将毕业的盲生需要自谋出路。由于每个地区的执行程度不尽相同,“盲人中文班”中,有8人还是被分配到了乡镇残联或户籍所在地的盲校工作,而周云蓬、何川、尹斐斐、马立荣4人则需要自己想办法。

在毕业多年后的随笔中,尹斐斐曾写道:“在那些诗一般的、充满了无数斑斓色彩梦想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私下里嘀咕,没有了眼睛,不见得就不行嘛!(但)巨大的反差,仿佛毒蛇咬啮着我的心。学校,是个相对封闭,相对纯洁的环境,走上社会,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更像一叶扁舟驶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何川向盲文印刷厂毛遂自荐,从普通校对工一直做到现在的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主持中国盲人信息无障碍、盲人阅读推广、盲人文化研究所等工作。马立荣在回家帮哥嫂带了五年孩子后,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在做按摩工期间寻求到留学印度的机遇,现在是“黑暗中对话”企业工作坊的教练,也是“七色花盲童早期教育”项目的创始人。

大学毕业后,尹斐斐选择回到以前的母校——武汉盲校按摩中专,报名参加了四个月的按摩短训班。

命运仿佛和尹斐斐开了一个玩笑,他回到了当初他最想逃离的职业上。但那时的他也更明白:盲人想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就只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南下广东,他做按摩、买房、开店、结婚、生子。如今的他,在广州市白云区经营着一家按摩店,每天从早上十点一直到凌晨。

如今的周云蓬是著名歌手兼作家,同时也是长春大学的客座教授,生活在云南大理。“相比于在老家呆着浑浑噩噩过一辈子,我更愿意去外面闯一闯,那样的人生才更精彩。”他说。

毕业后,他背着吉他成为“北漂”一族,来到北京成为街边卖唱歌手。他想象自己就如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弹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坐在北京大学外弹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当时他最期待的事是回家数钱,像财务总监一样的女房东每次在他回来后都非常热情:“哎呦,小周,回来了?来,看看今天挣多少钱?我帮你数。”有一回,他们还在一堆硬币中发现了一张不认识的纸币。询问周边的人后,才知道那是一张美元,“one dollar!”

周云蓬逐渐适应并喜欢上这种生活,不可控,但更乡野化、更自然、更接地气。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媚俗”理论让他印象深刻。“媚俗就比方说讨好群众或者讨好观众。其实我自己是视障人,也经常会有那种心理:你要感动自己,感动自己可能就是为了感动别人。”他说,“所以,我会常常让自己自警,不要总自我感动。”

今年77岁的郑荣臣

更充实、更坚定的人

2014年,国家教育部首次印制盲文高考试卷,被称为“盲人高考元年”。在此背景下,盲人除了通过大学“单考单招”报考针灸推拿等特殊教育专业外,也可以通过申请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进入大学,和视健生一同就读大学开设的各专业。那之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盲人申请盲文试卷:2015年8份,2016年5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19年10份,2020年5份,2021年11份。

对于视障考生而言,学习非特殊教育专业后,最大的顾虑仍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反观“盲人中文班”毕业27年后的的现状,这场教育实验或许能呈现一些答案。

这个在中国盲人教育历史上只存留一届的“盲人中文班”中的12个学生,现在分布在政治、教育、文艺、公益、按摩等领域。学生黄强现在是南昌盲校的副校长,刘丽成了上过电视的金牌教师,周云蓬在成名后与何川联手创办起“全国盲童夏令营”,马立荣投入了大量精力在盲童早期教育上……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盲人教育的发展。大学中文专业带来的影响并不能在多数人的职业中得到直接的反馈,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目标、处事方式以及生活态度。

大学对他们最大的改变,很多人都谈到一点:眼界更开阔了,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更全面,这也使得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和视健者相处得更融洽。许多人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找到的另一半都是视健者。平日里,他们在班级微信群里交流家庭动态、社会时事,有时候聊聊家中高三孩子的备考情况,有时讨论起使用导盲犬遇到的问题,或分享最近读过的书。

班中大多数人现在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科技的发展,让他们过去的读书难题不再成为问题。1995年以后,随着电脑和读屏软件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何川把光碟放进电脑以后,一下子可以听到近千本图书。他重温以前读过的《忏悔录》、《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也听起日漫等以前不好意思让他人读的“闲书”。

每天零点停止营业后,尹斐斐会来到客厅,把电脑音量调至最低,听上三到四个小时书。他喜欢看历史、科学类的书籍。给客人按摩时,有时也会根据客人的喜好和对方聊聊天。从过去的豫东战役到最近的阿富汗局势,尹斐斐都能接上客人的话。有时客人会对他知道这么多感到很新奇,这会让他稍稍有些窃喜。“我觉得按照当年我的阅读量而言,我应该达不到大专中文系毕业水准。”尹斐斐说,“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读了很多书,包括之前没读的推荐书目,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

当重新谈起盲人按摩这件事时,他们也会持和曾经不同的态度。在何川看来,他自己最后走上了不错的事业道路,但其实一路走来战战兢兢。“离开主流之后,你看似走上了一条新鲜的道路,但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有时候我反倒觉得按摩更让人安心,一门技术在手,万事不求人。”何川说。

背着吉他走遍中国诸多省市后,周云蓬也重新检视当年被自己排斥的职业。“盲人按摩至少生活稳定,不用四处为家。”他说,“每个工作最终都会看透,都会失去新鲜性。按摩,它还是实际解决了我们群体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

如今77岁的郑荣臣正在写他的第三部小说《神算居传奇》,一个关于盲人算命师的故事。当他回望这场教育实验,他觉得谈不上成功与失败。实验结束了,起码说明一点:盲人完全有能力通过高中教育参加高考,正式接受大学教育。至于之后的路,运气确实占一定因素。他也透露,当初预科班毕业后,他曾动用私交请部分盲校接收了几个盲孩子当老师。

“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就绝不可能那样一帆风顺,这就需要你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郑荣臣说,“作为一段历史,对更多的人、教育人士来说,这可能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涟漪。但在这些孩子们心里,却留下无数美好的记忆,教会他们成为更充实、更坚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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