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买房,鲁迅欠了多少贷款

X博士 2021-10-14 14:50


大家好,自从上次我们的同事谢浴缸试图用1000块钱在北京二环租房失败以后,后台收到了不少留言。

 

在大城市里没房子的朋友抱怨“长安居,大不易”,租房全靠运气,但是有房子的朋友最近也有不少烦恼,因为他们说老家的二手房已经越来越难卖了,不少房屋中介几个月都没开张了。

 

·其实不止二三线,连深圳这样的顶级城市最近二手房市场也熄火了

 

吃到了上一个十年红利的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就此成为纸上富贵,错过了红利的人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等待注水的“洼地”。而被“房事”困扰的中国年轻人也是代代都有。

 


1919年是一个觉醒的年份。

 

作为那个时代的老80后,已经在教育部做了七年科长的新媒体大V鲁迅先生虽然还在给《新青年》当外稿作者,但自己已经快算不上青年了。


 

买房对他来说,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刚需”。

 

为了把包括二弟周作人在内的一大家子安置在北京,鲁迅几乎忙活了一整年。

 

那会儿北京的房屋中介业务远没有现在发达,也没有西装革履的中介小哥骑着小电驴带你看房,想找房就只能靠熟人介绍,然后自己“11路”一间间看过去。

 

鲁迅也不例外,除了工作,1919年的大半年基本都是在不停找房看房中度过的。

 

 

经过七个月的精挑细选,鲁迅最终选定了八道湾胡同的一套宅子,而且可以称得上是豪宅。

 

这座四合院前后三进,带花园,有将近三十间屋。从位置上看属于西二环内,挨着新街口,妥妥的优质地段。

 

·今天相同地段一套40平的一居室售价要600多万

 

鲁迅先生为这套豪宅也支付了一大笔钱,3500大洋。

 

这还不算装修和安自来水的钱。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大多都有不止五斗米,这句话放在鲁迅身上特别贴切。

 

不少人看鲁迅先生的文章,都觉得他把世界写得特黑暗,满纸都是旧社会人吃人的恐怖故事,所以也自然在脑海中把鲁迅脑补成一个生活压抑,精神苦闷,“穷且益坚”的知识分子。

 

 

但就像王小波说的,痛苦的确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当时的北京,一个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大约是8块大洋,一个基层工人的月薪在20块左右,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大约能赚四五十块。

 

普通人扣掉各种生活开销,想买一间房子难比登天,大多只能租住在大杂院里。而刚毕业的穷学生以及社会底层民众就更惨了,只能住在西四、南城那些月租四五块钱、大通铺式的“合租公寓”里,晚上翻身起夜都要跟周围人打个招呼。

 

·类似东北的大车店

 

相比之下,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是300块大洋,和当时北大清华的大教授们一个收入水平,标准的“有闲阶级”。

 

而鲁迅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会花钱、会享受生活的人,在日本求学的时候能拿出闲钱学柔道;工作之后,时髦的馆子会去吃,新潮的电影也是场场不落,每年光花在买书、买碑帖上的钱都有几百块。

 

·金岳霖1934年时的薪水才50块钱,还赶不上当年鲁迅每个月的稿费呢

 

当然,这也就导致鲁迅买房的时候手头有点紧张,为了凑房款,鲁迅卖了浙江绍兴的老宅,还从银行借了一笔三个月的高息贷款,月息一分三厘,折合年化利率15.6%。

 

第二年,鲁迅一直忙着还债,连买书的钱都压缩了。

 

但是,这套房子鲁迅最终只住了三年多。因为兄弟失和,鲁迅在1924年搬离八道湾,在西南边的阜成门重新花八百块买了个小院,一直住到1927年移居上海。

 

·如今,八道湾的宅子已经拆迁,阜成门的四合院改成了鲁迅博物馆

 

 

鲁迅买房那年,有些人却没有把资产押注在房子上。

 

黄浦江边,33岁的蒋介石还没人叫他委员长。

 

和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同,蒋介石是武人出身,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了几次冲锋队长,还替大哥陈其美宰了对手陶成章。

 

·《行动目标:陶成章》

 

风头虽然不小,但似乎没捞到太多实际好处,凯申的革命意志消沉了。

 

加上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实力派是一群广东人,他这个听不懂粤语的宁波人实在憋屈。

 

在上海蹉跎的几年,凯申每天沉迷于“会所嫩模”不能自拔,而支撑他纸醉金迷生活的办法就是炒股票。

 

在搭上了张静江、虞洽卿这些江浙财团大佬之后,常凯申化名“蒋伟”入股了“茂新”“恒泰”等几家证券公司。

 

·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代价券

 

如果你是个价值投资者,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股市中,你注定是个“臭老韭”。当时的股市毫无基本面与估值可言,完全就是个大赌场,而且是没有荷官维持牌桌的那种。

 

凯申发挥了一名投机分子兼赌徒的天赋,组织了民国时期的“宁波涨停敢死队”。

 

押注多头,抓住了早期股市中巨大的泡沫,大发横财,在股市最高峰时期,账面上浮盈至少有十几万大洋。

 

·如果凯申不写日记,而是把他的炒股经验总结下来,估计到今天依然是畅销书

 

然而既便如此,凯申在上海依然是靠租房度日而没有买房,原因很简单,上海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今天的房地产讲究“因城施策”,深圳的房价不可能和鹤岗一样。因为房屋短缺加上投机炒作,当年上海的房价和北方比起来,简直高了一个数量级。一套普通的石库门洋房的价格就要几万大洋。

 

这样一套房子,单单百分之三的中介佣金就够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

 

诗人徐志摩当时虽然自己住的是月租150块的别墅,但是特别喜欢当中介,帮人撮合房产交易。因为随便一笔佣金都比他600块的月薪高。

 

·不知道“中介小哥”徐志摩带人看房的时候聊不聊诗歌

 

“沪漂”常凯申就这样一直过着他的租房生活,直到1922年底股灾爆发。

 

宁波涨停敢死队操作不善,直接搞垮了证券交易所,凯申也欠了一屁股债。要不是他们的股市投机有为国民党筹措革命经费的目的,外加有浙商领袖虞洽卿和青帮大佬黄金荣的担保,凯申八成要被债主扔进黄浦江喂王八。

 

 

而凯申真正在上海买房则要等到五年以后。彼时,他摇身一变,成为北伐军总司令,与宋美龄结婚时在徐汇区东平路9号买下了一座法式别墅“爱庐”。

 

只不过买房钱是他大舅哥宋子文掏的。

 

 

其实,当时的沪上青年几乎都被房子折腾得不轻,白天油头粉面、光鲜亮丽的摩登男女们,晚上回家就得挤在狭小阴暗的亭子间中,漏风的地板下面就是弄堂里烟熏火燎的厨房,每月扣去房租,口袋里大多所剩无几。

 

青年领袖毛润之就是其中一员。

 

鲁迅先生买房那一年,伟大领袖也在北京,拿着鲁迅百分之三的薪水,住在“三眼井”的大通铺里。

 

领袖这样描述他当时的蜗居生活:“……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北京漂不下去的领袖,当了把“脱北者”,回湖南搞新媒体去了。大号《湘江评论》虽然很火,但是办了没两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给“封号”了。

 

 

待业的领袖于是决定去上海滩寻找革命的出路,但是到了那地方才发现,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看起来很美,生活起来却很苦。

 

为了糊口,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被迫在上海找了个洗衣服的工作:每日坐电车去雇主家里收衣服、送衣服,夜晚就睡在肮脏拥挤的亭子间里。

 

看着身边千千万和他境遇相似,甚至更糟的年轻人,身为90后的润之必定感慨万千。

 

所幸经过陈独秀介绍,领袖最终从章士钊那儿筹到了两万块革命经费,回长沙开了个“文化书社”,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和易礼容、彭璜一起开始了短暂的革命商人生活。

 

四年之后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红蓝双方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领袖和中央机关一起再次回到大上海,在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执行委员。

 

 

这一次,领袖不用再住亭子间了,因为组织上给他在几百米之外的茂名路甲秀里7号安排了一套“公租房”。带着老婆和孩子,领袖在革命岁月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幸福生活。


以至于13年后,领袖在延安的窑洞里还不忘向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回忆那段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在遮风避雨之外,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许多额外的意义,它既关乎尊严也关乎财富。

 

《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

 

而马斯洛八十年前就把这事儿说得很清楚了:“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尚未解决的时候遭遇社交层面的痛击和压抑,人很难不出精神问题。”

 

·余德利说得片面了,其实是个人都得拿钱托着

 

买房还是炒股,看似都只是生意,要上车的,奥运时代应该就上车了,但它实则考验的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把握,而这件事儿才是最难的。

 

最近两年,有人遇到点社会新闻就喜欢评论一句这是“百年未有の大变局”,仿佛自己是局中的棋子抑或棋手,但其实每个中国人每一天都在做着关于自己命运的抉择。

 

辛苦的打工人关心下个月的五险一金,聪明的有产者喜欢规划未来三五年,隐形的富豪们可能在为未来十年谋划,但是站在1921年的时间节点上,没有人能真正想象到2021年的图景。

 

20世纪20年代,站在黄浦江边的毛、周、蒋对于那个时代,心中必定都有自信,也必定都有各自的疑惑,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押注”了心目中的大潮。

 

今天这种选择还在继续,请问问自己,做好准备了吗?





设计/视觉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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