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蒸饺店,“救了”十一个妈妈|深度人物

北青深一度 2021-10-14 16:04
记者/佟晓宇
编辑/计巍

在蒸饺店后厨里忙碌的母亲们

长春城北,靠近居民区有一家蒸饺店。进店后,你能一眼望进后厨——女人们手速飞快,馅料被塞进面皮,饺子捏成,蒸屉被迅速填满,一个个摞起来,两口蒸炉上热汽氤氲。

八十平米的店里放了十张桌子,在进门左手边角落里的餐桌边,总有孩子在削土豆皮、摘韭菜、装蒜盒。那是一张特殊的工作台。有时他们也负责收拾餐桌,扫地,偶尔照顾客人用餐,话语断断续续、含混不清。这些孩子最小的14岁,也有大一点的,22岁。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如自闭症、唐氏综合征、脑瘫等。特教学校放学后,他们会来这里帮忙。更多的工作由后厨里的女人们承担,前厅的服务、卫生,后厨里一切细碎的活计。

后厨里的女人们是他们的母亲。

2021年6月30日,在长春公益人徐旭牵头下,这家特殊的蒸饺店开业,十一个心智障碍儿母亲入股店铺,让蒸饺店运转起来。在此之前,为了照顾孩子,她们中有人超过十年没有工作,有人只能在夜里做些按件计费的手工活。她们曾是教师、裁缝、个体经营者、售货员……妈妈和妈妈是不同的。成为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后,她们不得不告别工作,变成24小时的贴身陪护,自己的生活也慢慢湮没在孩子的生活中。

在这里,填饱一些人的胃的同时,她们也终于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钻出来,让照护与工作得以平衡。生存之外,这同时是一场心智障碍儿母亲们关于生活乃至自我的探索与试验。

深一度视频:母亲们的蒸饺店(制作:习翔宇) 


卷帘门拉起

客人眼里,蒸饺店的一天从上午九点半开始。但早上七点,王春芝就在店里了,她是店长。卷闸门拉起一半,她带着儿子洪旭在店里备货。一天要用的菜品已经送来,她在后厨准备,洪旭就坐在前厅摘韭菜,把蒜泥装进小盒。洪旭十四岁,患有唐氏综合征,曾是医生口中那个“活不长”的孩子。现在,他一勺勺把蒜泥装进盒内,用手抹光边缘的残留,双手按紧小盒,直到听到“咔哒”一声,才安心放下,把它们成排摆进收纳盒。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店里逐渐热闹起来。收厨余垃圾的、送水的车都来过,早班的母亲们也陆续到店上班了。

上班时间配合着特教学校的上学时间。来上班前,她们先将孩子送到学校,到了下午两点半,第一班结束,刚好赶上孩子放学的时间。晚班的再来接力顶上,放了学的孩子也赶来帮忙。

下午一点半,王春芝就在后厨喊,“接孩子的快吃伙食饭啦”。吃过饭三五个人结伴走两公里,去特教学校。

在这里,每一位母亲的时间都能被最大程度地包容。上夜班的王雪,从中午十一点半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半,她38岁,是店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出生前,她和丈夫离婚,成为单亲妈妈。儿子睿晨两岁时,在北京被诊断为有自闭症倾向。睿晨很少说话,也不太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他能发平舌音,卷舌音发不出。母子俩在家时,王雪总是自说自话,有时睿晨突然冒出一个词,能跟她对上,她就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再问,就得不到回应了。

早上送完孩子王雪就来店里,下午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再回来上班。

大家都喊王春芝“王团”,以前参加徐旭组织的活动时,王春芝是艺术团负责人。王团热情主动,这个年轻时热爱服装剪裁的裁缝,在儿子出生后就放弃了那些色彩各异的面料和自己的手艺。

活动时,王春芝能张罗,总是最积极的那个。如今她每月固定染一次头发,用染发膏,自己动手。上班前,她会花上一个小时,将发丝向上梳拢,用摩丝固定发顶,给自己做个造型。49岁了,时间没能给她更多恩惠,发量稀疏,精心地做个发型是她对抗衰老的方式。

因为工作和照护孩子无法平衡,舍弃的总是自己那部分。王春芝已经十多年没工作过。韩怡仙也是,49岁的她曾是一名教师。中专毕业后,她跟同为教师的父亲一起开了幼儿园。儿子鹏飞患有自闭症,已经22岁,一米七多的身高,体重已经超过两百斤,是个壮硕十足的男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绘画天分。在幼儿园时,小朋友让他画老虎,他就能画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韩怡仙曾想送他去专门的绘画班学习,可去了几家都被拒绝了,“怕影响其他孩子”。那时他不会表达,也不爱交流,总是自言自语。在幼儿园里温和、老实的鹏飞经常被欺负,但他从不吭声,也不反击。

直到上小学的年纪,有位校长告诉韩怡仙,鹏飞的表现是典型的自闭症。那时韩怡仙早已关掉幼儿园,家里唯一的收入来自丈夫。鹏飞的异常,让她再也没能走出家门工作。

在蒸饺店里,一场冒险开始了。

王春芝和儿子洪旭在店里


蒸饺店里的冒险

冒险开始,可一切艰难。为了让这些母亲们走出来,徐旭想了很多办法。她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教师,2012年开始关注心智障碍儿和其背后的家庭,带着家长们创业,开起了花店,也定期举办市集,卖孩子们做的香囊、帆布包、串珠钥匙链。她知道,很多家长不愿认命,期待孩子好起来那天,再带着孩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但这其实很难。直到他们有一天意识到,“有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孩子这件事在家里捂着是捂不住的”,走出家庭就变得迫切起来。

徐旭说,家长自己也要走出来,才有变好的可能,等着孩子变好再走出家门,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一年还是十年?或许更久。母亲们常常在想,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可是在家里,这个问题总是归于无解。

在此之前,徐旭带着妈妈们摆摊卖过卫生纸,卖过鲜花,也卖过孩子的手工作品。但这次太大胆,疫情下餐饮业遇冷,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她自己拿出20万,给这些母亲兜底。赚了,大家分,赔了,她来背。她很早就意识到,创业一定要联合起来,家庭和家庭联合起来,母亲和孩子也无法分开,在这里两种联合达成了统一。蒸饺是徐旭评估后,觉得靠谱的,她找来做公益的商人加入,一起给这些母亲们增添底气。

徐旭让王春芝担任店长,觉得这个责任她能担起。王春芝没打怵,“觉得我行,那就我来”。徐旭说王春芝是付出型的。蒸饺店之前,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夜市摆摊,王春芝总是最早到,组织大家,一直待到晚上九点多,夜市结束。

开业前几天,徐旭在监控上看到后厨,“乌压压全是人”。其他餐饮店里通常三、四个人手就足够了,但是蒸饺店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七八个人,用工成本提高了。可是徐旭不舍得任何一个人离开。她明白,对于心智障碍儿母亲,他们太需要一份能兼顾孩子的工作。

对王雪来说,这份工作带着生存的意义。王雪微胖,圆脸,说起话直来直去,声音干脆。徐旭也说,她是个男人性格。

这个给自己的微信取名“雪大胆”的女人,年轻时从没操心过钱和生活。她自己开了花店,接婚庆的活儿。还帮父亲跑活儿,跟工人四处跑,去装防盗网。有次,一个男人来店里买玫瑰花,语气傲慢,王雪受不得这个,又不好赶走客人,就声称玫瑰花999块钱一朵。

意外地,男人买了,王雪就拿着钱带着店里的姐妹出去吃饭喝酒。

那时她赚得多,好像也没有干不成的事。她是照顾父母和妹妹的那个人。两岁半时,睿晨突然不说话了,王雪说话,他也不再回应。在这之前,“他13个月就会说话了,小嘴巴巴的(东北话,形容口齿伶俐)”。生活一下子像是翻了个个儿,她成了伸手要钱的人。那段时间王雪觉得自己像个鬼魂,不爱说话,吃得少,也多次想过死。

为了有时间照顾儿子,她曾做过很多种工作,多在晚上。快递分拣、饭店夜班服务员、卖保险,时间自由的工作她几乎都干过。但仍旧协调不开,儿子在特殊学校的接送时间固定,但是她不能保证雇主在那个时候准许她离开两个小时安顿儿子。她也做过按件计费的手工活,扎塑料花,但扎一袋子也才十几块钱。

去年夏天,王雪决定自己干,在家附近的工地旁卖烧烤、盒饭。她凌晨四点起来去买菜买肉,回来后把孩子送去学校,自己开始洗菜、切菜。下午接完孩子,就把摊支起来。一直到晚上九点收摊,她再安顿孩子休息,收拾一天的杂乱,睡觉时常常过了凌晨一点。一份盒饭十块钱,有时一天也就卖出四五份。睡眠越来越少,有时收拾着摊子,王雪靠着椅子就睡着了。早上起床,她腰疼得不得了,得先翻个身,拱起来。站着洗头时,要分三次洗,久了腰就受不了。

她已经算不清在儿子身上花了多少钱。去过哈尔滨、北京、上海看病,一切别人口中有效的方式她都尝试过。听说有用,她给儿子喝中药,一周一万块钱。喝了几个月,孩子见到黑色的饮料就跑,吓得直哭。王雪也哭。几个月后,睿晨没有一丁点改变。

母亲有时偷偷给她钱,怕她不要,就算好一天的花费——打车七八块钱,吃饭二十,她就在王雪衣服里塞上五十块钱。这折磨着王雪,她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赠与,一方面又为拖累父母感到羞愧。

在蒸饺店,王雪可以接送儿子上学,也能自己上班工作,她终于不用跟母亲伸手了。“无论赚多少,我都知道我起码还能挣钱,不用什么都跟家里要。”那种舒坦的感觉,救了她。

徐强在擦桌子


硬着头皮走出来

其他餐饮店遇到的问题,在这里只多不少。除了于春芳,没人有做餐饮的经验。开始时效率低,三个人包饺子,供不上卖,有客人等得急,不吃了。大家也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今天盈利明天可能就赔掉的生意。后来,徐旭鼓励大家比赛,开始时,一笼十个饺子,最慢的人要花7分钟。最后,时间被缩短到1分43秒。

员工间也曾有矛盾。来送煤气时,王春芝总是跑出去盯着,怕给不足量。有人找到徐旭,“王团也不在屋里呆着,就跑出去看着煤气了”。徐旭觉得这是好事,虽然始于误会,但是大家都在互相监督,最终都是为了店铺利益。但是她还是强调王春芝的领导位置,“总得有规则,有领导和执行”。王春芝就有话直说,下了班她再私聊,“都是为了店,做得不好,咱们就改正”。

王雪性子直,在前台点单、管理外卖时,哪个环节慢了,她就大咧咧地催。有时后面应付不过来,就抱怨她态度不好。一起上夜班的张凤艳说,王雪是好人,但是说话太直,让人担心。徐旭就跟王雪唠,这样的说话习惯在这里不行,大家都敏感,一定要注意沟通方式。

但问题总也掩盖不了这里的光。在这里,孩子和母亲,能够暂时解绑,达到另一种平衡。

原来的一天24小时,王春芝都盯着孩子,跟其他人接触少。重新回到社会,“跟人家好像不是一路人”,别人聊的是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她知道的只有孩子的事。她可以一辈子窝在家里,但是孩子不行。他在长大,总要走进社会,硬着头皮也得走出来。

洪旭痴迷一切圆形的东西,有时他走到店门口,拿着个塑料圈在门前跑来跑去。王春芝站在店里结账,抬眼就看到儿子。

蒸饺店同时成了于春芳的“理想之地”。她和女儿同在店里工作,于春芳掌管着做汤和面的小灶,还负责着店里的酱菜。22岁的徐强收拾桌子,摆饮料。徐强小时候想拥有一间自己的超市。小时候于春芳跟她提过,你去学算账、理货,长大了给你开超市。满十八岁时,徐强尝试过其他工作。在玻璃厂,将两片玻璃贴在一起,她手小,动作慢,跟不上。别人贴七八片,她贴一片,久了就急得直哭。于春芳只好让她回家。

还没结婚时,是于春芳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她年轻漂亮,在服装店里卖服装。生活自由,有很多可能性。直到女儿徐强出生。由于缺氧,出生时徐强被抢救了十几天。于春芳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意识到她与保温箱里的其他孩子不同,她白白胖胖,脸部臃肿,“像一只青蛙”。经济压力大,丈夫白天上班,晚上开出租车。于春芳开过麻将馆,开过早餐店。她想尽一切方式,不被丈夫落下,跟他一起撑起这个家。

她是母亲里唯一有餐饮业经验的那个。为了以后能带着徐强一起工作,她自己开过早餐店,卖包子、豆腐脑、豆浆和油条。每天早上两点多就起来熬粥。早餐的饭口一结束,关了门就接着去超市上班,到八点下班。那一年她没有休息日,每天连轴转。很快,单打独斗带来的疲惫几乎击垮她,她关了早餐店,只在超市工作。

出生后一直到成年,徐强大部分的时间都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于春芳早上出门工作时她还没醒,晚上回来,女儿早就睡了。疏于陪伴带来的后果是,徐强的脾气越来越大,也更爱哭。“她的年龄应该走入社会了,这样下去不行”,但于春芳需要工作,因为未来不可预估,“能给徐强多攒一点是一点”,但女儿似乎更需要她。

她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辞掉超市的工作,跟徐强一起在蒸饺店上班。这并不容易,她已经在超市工作了13年,退休后每月能领至少三千块的退休金。她早就习惯了那一方天地,在那里自在,累了困了,能随性地歇一会儿。

做决定那天晚上,于春芳躺下就失眠了,眼皮发硬,眼睛闭上跟没闭一样。脑子里循环着超市里她负责的调料区,蒸饺店里的匆忙慌乱,“我是不是太冲动了”?踏进后厨的那一刻,于春芳意识到自己来这里的必要。没有人有经验,她身上带着一份隐秘的责任,“当时确实需要人,需要我来,我算是有一些行业经验”。

她能看到徐强在变化。不再轻易哭,不上课的时候她愿意呆在店里,不需要收拾桌子时,她就把饮料填进冰柜,把里面凉的挪到外面,再把新的放进最里面。于春芳有时在后厨抬眼看到她,她正默默做事,做完了就安静地守在前台,等着有人需要她。她也不大发脾气了,也更有耐心。她学习很积极,加入了徐旭新开的拼音班。以前读消息她四个字就要停顿一次,现在能读很长一句话。

晚上八点半下班后,母女俩一起往公交站走,坐40分钟公交回家。这是母女俩珍贵的相处时间,徐强会主动跟她讲起学校发生的事。跟哪个朋友闹了别扭,谁又拉黑了谁的微信。有时她说得急切,声音越说越大,公交车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但于春芳似乎没那么在乎了,她默默听女儿说,偶尔搭话。


来店里取餐的外卖员,在读墙上孩子和母亲们的创业故事


像背负着某种原罪

有母亲参与创业,开了花店,用第一个月挣的钱,给自己买了个手机。“她跟我说的时候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她开心,这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徐旭说。在这样的家庭里,丈夫往往背负了养家的责任,他们的压力被理解和尊重,但同时,母亲的付出仿佛被隐匿了。

徐旭接触过太多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她们像背负着某种原罪,“很多妈妈觉得我生了这样的孩子,好像我对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事”。耻感总是突然而至,就像于春芳在公交车里感受到的异样目光。

父亲给徐强取名单字“强”,就是希望她能坚强,好好成长下去。他们没有放弃她,但于春芳还是花了很多年才从心底里接纳女儿。徐强小时候,她不愿抱着她出门,受不了邻居打探的目光。在超市工作时,也从不让家人把她带到超市去。

儿子睿晨八岁之前,王雪带着他去康复机构训练。每天坐车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早晨走的时候天还没亮,回来时天早黑了。很久很久没看见过太阳。坐公交时,睿晨会站着等待坐着的人下车,如果没能轮上他坐下,他就会突然发脾气,在公交车上大喊大叫,声音尖刻刺耳。

没法再坐公交车了。走路呢?走累了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路过的人频频回头。睿晨上了特教学校后,她只能开妹妹家的车,为此特意去考了驾照。为了省油,把儿子送到学校后,车就停在学校,放学了她步行或者坐公交赶来,把车开回去。

睿晨在特教学校的前两个月,她不敢离开。孩子进了校门,她就在学校周围晃悠,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一直到放学。睿晨刻板行为严重,她害怕他突然喊叫。有一次,午睡时,老师没给他盖上被子,他崩溃大哭。她总是给老师道歉。

韩怡仙花了很多时间应付孩子给丈夫带来的羞耻。多年前丈夫在市场上做水暖工,也做电焊,最多的一个月赚1400块钱。那是全家的花销。儿子鹏飞进入特教学校后,她全身心扑在孩子上,有时丈夫埋怨她,“你啥也不是”。闲下来,痛苦像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一样扑过来。她爱笑,但那时都不知道对谁笑。

丈夫对儿子开始抱有某种“敌意”。他从不带他出门,去公共浴池,也拒绝带上他一起。有时鹏飞跟他抢遥控器,他会发火,鹏飞闹起来动了手,他也动手。

她其实能理解丈夫的耻感,可她无能为力。

2014年,北京一所专注心智障碍儿童艺术创作的机构联系上韩怡仙,她带着14岁的鹏飞和4岁的女儿,像是对丈夫的逃避,去了北京。

在那所学校里,鹏飞学习绘画,她担任生活老师,照顾那些十三四岁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

时隔十几年,韩怡仙再次有了一份自己的工作。她热爱这个行业,也觉得自己有天分。那些孩子都喜欢她,她温柔,笑着说话,从不严苛。有孩子悄悄跟她说,“我就喜欢你,不听话别的老师打我,你不会”。她短暂地找到了自己。

两年后,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又带着孩子回到长春。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参与到徐旭组织的活动中,认识了更多的心智障碍孩子和母亲。丈夫也发生着变化,兴许是一家人分居两地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思考。回到长春后,他更愿意接近鹏飞。参加活动时,韩怡仙如果没有时间,丈夫就顶上。

蒸饺店里放着孩子们的手工作品


裂变要持续下去

前一阵,徐旭陪着于春芳去给新店铺选址、签合同。于春芳想带着徐强自己开一家店。按照约定,她的店里至少要雇佣一名心智障碍儿母亲。这是徐旭规定的,她得保证有了好的开始后,裂变能够持续下去。新店120平方米,还给孩子们预留了活动室。现在徐旭的心智障碍儿家庭创业计划,已经有50多个家庭参与其中。

成为心智障碍孩子的母亲后,她们从自己变成了某某妈妈,关于自我的那部分被挤压,逐渐消融在孩子的世界里。进入蒸饺店前,她们就这么隐匿了十几年甚至更久。如今她们都顺着撕开的那道口子走出来。母亲们凑到一起,总是有话聊,在这里说起孩子少了忌讳,话不知不觉就变多了。后厨总是很热闹。

王雪的压抑感被那间拥挤的厨房稀释掉了。因为儿子,她几乎和所有从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见面大家讨论着谁的孩子考上了什么中学,学了什么特长,但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讲睿晨的事”。她清楚自己在孩子的话题上敏感,为了不叫他人难堪,就干脆远离他人的生活。以前她爱热闹,喜欢跟朋友出去聚餐,睿晨生病后,她几乎没再出去过。

可是对着这里的母亲什么都能聊。大家有着差不多的遭遇,不会有突然扫过来的异样目光,也不会有阴阳怪气的语调,哪怕是善意的怜悯。头一个月,孩子们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王雪比他们还高兴,“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我们的孩子能挣钱了,他们不是废人,没有我们他们也不会饿着”。

韩怡仙最爱呆在店里,心情好。在店里跟其他母亲相处自在,说的多笑的也多,什么情绪都能表达。以前没有蒸饺店时,她爱站在学校门口跟儿子的同学家长唠嗑。都是没有负担的。现在回到家里,她也愿意说了,跟丈夫说话的语气也欢快柔和起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好了。“跟赚钱相比,我更喜欢大家抱团在一起的感觉。”韩怡仙说。

日子好像没什么大事发生,但又好像翻天覆地地变化了。

于春芳先迈出了一步,大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规划着未来。鹏飞喜欢电脑,韩怡仙给他在徐旭组织的电脑班里报了名,希望他好好学,以后能有机会给他开个复印店。

王雪对儿子更严苛了。她刻意给他划定规则,培养他的习惯,“我不能惯着他一丁点脾气”。如果睿晨不整理自己的玩具,她会整理,然后告诉他,玩具需要自己收,我可以帮你,但你再也找不到玩具在哪里。

以前,如果得不到某样想要的东西,睿晨会大哭,喊叫,摔东西,这是他抗拒的方式。“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大喊大叫,这会吓到别人”。现在他接受沟通,王雪说不可以买,他默默认可。每天放学他主动做作业,收拾书包。

为了不让儿子随意发泄情绪,她动过手。有一次跟弟弟抢玩具没抢过,睿晨挠伤了自己的胳膊。王雪照着屁股使劲给了两下。“你挠自己或者别人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打完之后,王雪自己躲起来哭。她必须让儿子知道,伤害自己和他人是绝不可触碰的底线。“我不知道我能陪伴他多久,即便别人照顾他,他也得是个值得人照顾的孩子”。

睿晨爱做手工,他用软泥捏了一盒子动物、水果和蔬菜。还有两个小人,一大一小,一模一样,黑色的头和身子,红唇白齿。王雪猜那是他捏的自己和父亲。

现在睿晨能够自己网上购物,十岁时,王雪放开手脚,让他学习做饭。帮他打开煤气,让他自己洗菜、切菜。第一次做的饭半生不熟,但是王雪很满意。现在他能自己削土豆皮,炒土豆丝。有时王雪在家不做饭,他就帮她泡一碗方便面。

可王雪从没想过让儿子结婚。“好模好样的姑娘谁会跟你在一起呢?”如果和儿子一样,她实在没精力同时照顾两个人。前几年王雪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受益人写了儿子。她总跟儿子念叨,你得表现好点,不然别人只要钱,不照顾你。

将近十一点半,街上只剩对面的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王雪按下开关,蓝白的灯牌熄灭,蒸饺店的一天结束了。

9月下旬的长春,风里透着寒意,王雪还穿着店里的短袖工装。回家的快速路上没什么车,车外路灯倒退,开车回家的这二十分钟,是她难得的静谧时刻。

在一些极尽疲累的时刻,焦虑也会突然袭来,她会想到,自己不在了那一天,王睿晨那小子到底会什么样呢?

租住的54平米的低保房,是属于王雪和儿子的全部世界。门一推开,一只棕色泰迪就跳出来,往王雪身上扑。狗取名lucky,是市场里一家人不要的,它跟在王雪母子身后,睿晨就坚持要养,平时也总是他负责喂和收拾小狗的粪便。有了狗,房间就显得拥挤和热闹。墙上贴着睿晨自己写的识字卡和他画的画。王雪走进屋里捡起地上的衣服,这是前两天换下来还没来得及洗。下了夜班,有时困急了,王雪脸都不想洗,沾上床人就睡着了。

9月19日,徐旭组织大家在蒸饺店给妈妈们集体过生日。她给她们准备了面膜作为生日礼物。“女人都是爱美的,想让她们回归到女性正常的生活当中”。第二天徐旭收到韩怡仙发来的消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有个孩子的奶奶说,照顾孩子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有人给她过这么隆重的生日。

王雪的生日也在九月,那天对着那个缀满梅花的蛋糕,王雪许了一个生日愿望:两三年后,和儿子有个自己的小店。

鹏飞给大家画的画

蒸饺店开业后,鹏飞曾为这些母亲画了一幅画。左边是王春芝,右边是于春芳,她托着徐强的脸,意味着照顾。戴眼镜的代表着他那做老师的母亲韩怡仙,长头发的代表着其他的母亲。

“他可能就是瞎画的。”韩怡仙说。可是大家都喜欢,王春芝总爱跟别人展示那幅画,“鹏飞画的,画的我们”。

她们以前从没想过,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甬道里,有一天,自己能和孩子走出来,一起撑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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