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剧这么火,烧的什么油

南风窗 2021-10-14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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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昆


1993年,作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前40集初登屏幕即成盛况。


次年,后80集再次登场,“开端亦巅峰”。


▲电视剧《我爱我家》剧照


这部剧将家庭日常生活里的“鸡零狗碎”搬上大众荧幕,让人们在夸张的剧情人设中找到自己家庭成员的影子,并在此过程中给中国人的生活送去肆意的笑声,借此抚平因时代动荡、变迁而造成的心灵褶皱。


这或许便是《我爱我家》能够历久弥新,持续温暖人心的关键所在。




有学者爱它

称它是当代《红楼梦》

中国人与电视和电视剧的接触史并不繁复。 


1958年5月1日19时,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性播出。当晚,新华社发布电讯,正式宣告中国第一家电视台的诞生。


一个半月后,1958年6月15日,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问世开播。这部以“忆苦思甜”“节约粮食”为主题的单本剧,虽仅有半个多小时,但却牢牢奠定了中国电视剧“政治伦理”的根基与传统,并延续至今。


▲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在《中国电视史:1958-2008》一书中统计了1958-1966年间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的主要电视剧作品,其中一半以上,均以宣传和歌颂新政权、新社会和新生活作为创作主旨。


此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各地电视台和各类电视剧也因此命途多舛,曲折发展。


直到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中国电视产业方才迎来了新的春天。


尔后,随着中西方文化新一轮的交流、沟通,乃至冲突、碰撞,在思想断层的裂痕与空间下,中国社会进入全方位的“狂飙时代”。


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包括《我爱我家》在内的,国内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冲动。


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特征


1987年,英达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学成归国。


赴美留学期间,英达在某次课外集体活动时,意外接触到“Situation Comedy”这一全新的即时互动性影视剧。


1993年,“北京侃爷”王朔在与英达交流《我爱我家》剧本时,将“Situation Comedy”译为“情景喜剧”。这是“情景喜剧”在中国由概念变为实体的关键一环。


▲左:英达,导演、演员;右:宋丹丹


不过,朔爷“过把瘾就死”的传统艺能,让《我爱我家》的正式出场变得有些曲折。


在《我爱我家》拉投资、傍大款的阶段,王朔直接不干了——他把梁左推了出来,一位写相声的作家,其父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范荣康。


不像今天的虚假繁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声这门艺术形式是实打实的高光时刻。在成为《我爱我家》的总编剧和总文学师之前,梁左已经在国内喜剧行业拥有一席之地,经典相声《虎口遐想》《特大新闻》《电梯奇遇》《小偷公司》皆是出自梁左之手。


▲经典相声《特大新闻》出自梁左之手


可惜的是,或是天妒英才,抑或是上帝他老人家抑郁症犯了,2001年5月19日凌晨,梁左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年43岁,与他父亲的离世相隔仅23天。


回到《我爱我家》这部剧,正是因为梁左的加入,才造就了这部传世之作,有学者甚至将《我爱我家》比作“当代《红楼梦》”。


在已有研究《我爱我家》的学术论著中,语言风格、叙事结构和情节设定,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也是这部剧大获成功的精妙之处。


《我爱我家》的首播并不在北京台,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电视台。


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电视台选择首播《我爱我家》,既是一次“试”,更是一次“闯”。


果然,随着前两集《发挥余热》的播出,社会各界褒贬不一。


电视剧《我爱我家》之《发挥余热》


《北京日报》的评论认为,《我爱我家》既市井又有内涵,既通俗而又深刻,有着与众不同的幽默和思想深度。但是,有些观众却批评《我爱我家》低俗、无聊、不入流,抹黑和讽刺老干部;《成都晚报》则直接将《我爱我家》评为“年度最差电视剧”。


更有学者指出,在各种信息充塞大众生活每一个空隙的社会里,情景喜剧充其量不过是主妇餐桌上一杯热气正消的咖啡而已。


如此两极化的评价,并没有让英达和梁左感到意外。


毕竟文艺界也在反思,艺术创作的道路,“怎么越走越窄”?


艺术作品的创作犹如“戴着脚镣跳舞”,但如果我们仅仅理解为制度性安排的约束力,可能过于狭隘且片面。


《我爱我家》的一面是开创性的推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另一面则是如何调适中国政治伦理与家庭生活的间隙。


不过,《我爱我家》录制现场观众们此起彼伏的笑声,已然对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集体记忆的精神共同体

有趣的是,大多数《我爱我家》的观众和影迷们,并不是当年在电视上及时追更《我爱我家》的那群人,而是如今借助于B站、优酷、YouTube等视频平台,甚而是更为原始的VCD、DVD光盘等,时隔多年“挖坟”《我爱我家》的人。


2016年爆红的“葛优躺”,只是《我爱我家》翻红的冰山一角。


▲电视剧《我爱我家》中的“葛优躺”,2016年开始在网络上爆红


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电视机绝对是稀罕物,追剧从技术上难以实现。更不消说在《我爱我家》里暗藏着大量政治、历史和社会的隐喻。


当年看得懂《我爱我家》的人,现在都老了,现在有热情翻回《我爱我家》并使其成为网络潮流的人,当年才不过几岁、十几岁,要看懂、看透,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我作为一个《我爱我家》的深度爱好者,也是在成年之后偶然看了一集,才彻底迷上了它,后来发现竟有如此之多的同好。


▲B站的《我爱我家》片段都有许多弹幕


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上,聚集了数量庞大的《我爱我家》粉丝群体,并通过建立微博bot的方式每日更新。


客观而言,与其说这是《我爱我家》的粉丝群聚,不如说是《我爱我家》作为集体记忆的精神共同体。


当然,这种记忆横跨的年代有些久远。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记忆间充满了断层。但即便如此,通过具体的人物塑造和普遍的情感认同,观众在不同的记忆断层里仍能产生共情。


先说说文兴宇老师扮演的傅明老爷子。


▲在电视剧《我爱我家》中饰演傅明的文兴宇老师


大背头、抽烟卷、中山装,日常穿布鞋,偶尔搭配拖鞋和皮鞋。这一副装扮一出场,很难不让人严肃地发笑。


抑扬顿挫的语调,高屋建瓴的发言,喊口号式的用词,出生于红旗下的一代新人,对此是没有距离感的。


很难说傅明是一个讨喜的人设,毕竟爱唱高调、讲大话、瞎指挥并且习惯性光说不练的老同志在大多数单位里都存在。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老爷子刚正不阿的一面又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价格“双轨制”的规则下,“条子”就是“票子”。然而,即使是面临着“晚节不保”的危险,傅老还是拒绝了文怡老阿姨为儿子“批条子”的要求。于是乎,在笑出眼泪的荒唐情节里,傅明老爷子老革命的形象一下子立了起来。


再聊聊宋丹丹老师扮演的和平大姐。


▲在电视剧《我爱我家》中饰演和平的宋丹丹


在知乎问答上,和平这一角色几乎是没有“黑点”的。


真实,善良,不做作,卑微到尘埃里,连家里的小保姆都过得比她好。


当然,和平也飘过,“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阿庆;阿昆、阿巩、阿文;阿宏、阿山、阿丹”,都比不上和平的大鼓受到群众欢迎。但是,飘了还不到一集半,和平马上又被“打回原形”。


只有在《死去活来》里,和平才真正体验了“潇洒走一回”。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才敢让自己从尘埃里爬起来,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卑微。


▲和平(宋丹丹 饰)


兜兜转转,若干年后,我们发现,只有和平才是离自己最近的角色。


为生计奔波,为家庭操劳,害怕内卷,又奢望躺平,无奈地关心每一天的“粮食和蔬菜”。其实,小丑是我们自己。我们唯有在面对假想出的“和平”大姐时,才能挺起被生活压垮的腰杆。


最后谈谈《我爱我家》里的配角和客串老师。


李婉芬、英若诚、张曈、李丁、黄宗洛、金雅琴、赵忠祥、谢园、李雪健、雷恪生、李明启、韩影、葛优、王志文、江珊、濮存昕、姜文、夏雨、刘威、陶慧敏……


他们中的有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留下欢乐在人间;有的依旧活跃在荧屏之上,作为“小鲜肉”对立面的“老戏骨”而存在;还有的,选择息影回归生活,或者退休安享晚年。


▲蔡明老师在电视剧《我爱我家》中饰演郑燕红


当退休后的杨立新老师再次出演《大江大河》时,沉着冷静的语调,不急不缓的语速,游刃有余的语气,让人很难联想到贾志国穿着跨栏背心和白色短裤半蹲着跳新疆舞的搞笑画面。


更加吊诡的,剧中扮演打假气功大师的配角,竟然是当今非正式政治舆论场中的代表性人物。


于是,我们必须反问,《我爱我家》作为集体记忆的精神共同体,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时代印记的消解,与情景喜剧的悲歌

《我爱我家》诞生后,英达和梁左继续合作相继推出了《新72家房客》《闲人马大姐》《马大姐和邻居们》等作品,但观众反响和艺术影响力却难以望前作项背。


▲《闲人马大姐》海报


直到《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爱情公寓》等电视剧的出现,才渐渐抹除了“英达式情景喜剧”的烙印。


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社会观察者和学术研究者,我认为,时代印记的消解,是《我爱我家》之后情景喜剧最大的特点。


换而言之,我们能够从《我爱我家》中明显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变动、调整,乃至撕裂、分化。


但是,如果再看《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爱情公寓》中任何一部作品,观众们都很难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违和感”。必须指出的是,《炊事班的故事》的创作和首播,也过去近20年了。


▲电视剧《炊事班的故事》剧照


观众对时代感的“麻木”,难道是因为这20年来社会变动还不够显著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消解时代印记并不是无心插柳,而是有意为之。


2006年1月19日,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33岁生日的次日,其在与张文顺先生合说的相声《论相声之五十年现状》中向主流相声界再次喊话,“先搞笑吧,不搞笑就太搞笑了!”


虽然台下掌声、笑声一片,但是让人不禁感觉悲从中来。


让人感觉悲伤的,不仅是难以突破的情景喜剧本身,更不是创作者主动消解时代印记——而是《我爱我家》中所揭示的时代印记,真真切切地消失了。


我曾经尝试过在“00后”大学生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播放《我爱我家》的片段,但是得到的反馈却异常平淡。


甚至当我提到《我爱我家》时,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和链家差不多性质的房产中介。


学生们除了尴尬,茫然,便是疑惑和不耐烦。


筒子楼、家属院的消失,单位制、集体制的裂解,以家庭作为维系社会伦理的传统支撑被打碎,以个人作为时代多样化书写的新向度被构建。


2020年7月,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推出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强调自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自我中包含了他者,因而学术研究需要与多元自我拉开距离进行观察和反思。


随后,2020年1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肖瑛教授在《“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一文中指出,尽管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但事实上“家”从未离开西方的学术和实践,“家”更是始终处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


▲电视剧《我爱我家》剧照


有基于此,笔者呼吁,在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找回“家”的总体性位置;在后《我爱我家》情景喜剧日显颓势的悲歌中,重构时代印记的复杂纹理。


中国人的生活,不能没有笑声。


喜剧大师陈佩斯认为,创造笑声是出发点,而非创作手段;“笑”是用演员的低姿态,触发观众的优越感。


2020年底,《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用三万多张老照片组成了《佚名照》一书,试图找寻出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重现笑容,是其中标志性的变化之一。


当代中国人,无论处于何种阶层,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面对何种境遇,都太需要笑声了。


笑,是一项基本人权,天赋的,任何时代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人们肆意狂笑的权利。


最后,用《我爱我家》片尾曲的歌词来结束这一篇回忆,以使我们不至于过于难受。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
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
当你累了倦了或是寂寞难言
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
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
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
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当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电视剧《我爱我家》剧照




特约作者 | 王昆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

编辑 | 季洁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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