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戏,韩国人杀疯了

有间大学 2021-10-14 20:09

最近最火的剧集,一定是韩剧《鱿鱼游戏》,上线不到一个月,它引起了预料之外的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反响。

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杂糅起了前辈作品的怪物。故事足够简单、粗暴,持续不断地刺激着观众;人物脸谱化,但是足够丰富,观众们不难在主角们身上产生共情;社会深层问题被置换成最简单、直接的对立,让它看起来多了一些关怀。

它也是一面被精心打造出来的巨镜,它反射出在不确定的时代里,世界范围内产生的群体性的焦虑。我们完全可以指责它故事上的刻意与浅薄,但是它流行的本身,就值得我们更认真地思考。


上一次让全球观众一边对主角们的结局屏息以待,一边疯狂地在社交媒体上刷着相关信息的剧集,可能还是HBO出品的《权力的游戏》。
 
在近期爆火的《鱿鱼游戏》面前,《权力的游戏》里经典的“血色婚礼”桥段,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毕竟《权力的游戏》中,主角们走到无处可逃的血色婚礼现场,用了整整三季,而在《鱿鱼游戏》里,剧中人物从进入游戏,到在封闭的运动场被集体“虐杀”,只用了45分钟。
 
陷入困境的主角们、极简的场景、被打上符号的人物、幼稚且残忍的游戏,以及更重要的——悬挂在休息室顶端的456亿韩元奖金,是构筑这部爆火剧集的基本元素。

血色婚礼。/《权力的游戏》
 
Netflix可能也没想到,这部“简单”的韩剧能够在短期内登顶90个国家的收视排行榜。在Netflix美国区,这是第一部登上榜首的韩国剧集,这部剧95%的观众为韩国以外的观众。

Netflix 的CEO Ted Serandos 表示,这部剧上线仅9天,收视已经超越了《纸牌屋》《王冠》等大热剧集。更重要的是,这部剧的全球大火,一扫近几个月Netflix 用户增长陷入瓶颈的阴霾——《鱿鱼游戏》上线不到一个月,已经为Netflix带来了154万新用户。

《鱿鱼游戏》剧照。

去年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横扫颁奖季,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以及奥斯卡四项大奖。在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时,上台领奖的奉俊昊说:“……一旦你克服了一英寸高的字幕障碍,你将接触到更多的出色电影。”
 
国际观众(尤其是欧美观众)似乎已经开始克服这一英寸高的字幕障碍了,并且速度要比奉俊昊想的更快。

奉俊昊金球奖致辞。 

从《寄生虫》《王国》,到今天的《鱿鱼游戏》,韩国影视的成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可是为什么偏偏是《鱿鱼游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个问题或许应该这么问,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它的流行?
 

童年消逝的时代
 
《鱿鱼游戏》的故事非常简单,穷困潦倒的成奇勋因为赌博而欠下巨额债务。生活于他而言毫无希望,更像是无法挣脱的泥沼。一位神秘人物邀请他去参加奖金丰厚的游戏,这个游戏成为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456位和成奇勋一样潦倒的人参加了这个游戏,游戏是“一二三木头人”“拔河”等儿童游戏,但和幼年时游玩不同的是,这次输了游戏的人,会死。
 
生存竞赛式的文学作品、电影和真人秀在新千年伊始便已经流行。

美国的生存类真人秀《幸存者》今年即将迎来第41季;日本电影《大逃杀》是为人熟知的经典;《饥饿游戏》《移动迷宫》《分歧者》等美国青少年的反乌托邦题材故事,也让影视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漫画《赌博默示录》甚至被翻拍成了中国版;在推出《鱿鱼游戏》之前,Netflix去年也推出了日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也是“大逃杀”式的故事……按理说,人们早该厌倦这样的设定和故事,但为什么它还是掀起了一阵热潮?

《饥饿游戏》海报。
 
《鱿鱼游戏》的导演、编剧黄东赫在接受采访时说,2008年经济困难时,他曾在漫画咖啡店栖身,《大逃杀》《赌博默示录》等作品也是在那时候接触到的,在这些故事里,有了《鱿鱼游戏》的雏形。

他说:“我想写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讲述一些类似于现实生活中激烈竞争的故事,但我也想使用那种我们都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物形象。”
 
《鱿鱼游戏》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杂糅了前辈作品的怪物。故事足够简单、粗暴,持续不断地刺激着观众;人物脸谱化,但是足够丰富,观众不难在主角们身上产生共情;社会深层问题被置换成最简单、直接的对立,让它看起来多了一些关怀。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鱿鱼游戏》最早在社交媒体上“爆”,是因为第一集最后十五分钟出现的第一个游戏。操场上,大树旁站着巨大的机器娃娃,绿色运动的参赛者们被要求参加“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和童年时的游戏规则一样,在机器娃娃转头之后,如果被发现移动了,就是输了,和童年不一样的是,这次的输家会被直接击杀。

《鱿鱼游戏》海报。
 
“巨型娃娃”“穿着运动(校)服的成年人”“枪”“血”,《鱿鱼游戏》把符号用到了极致,这些符号也直接把这部剧集送上了流行榜,各种meme图几乎霸占了社交媒体。
 
如果简单些概括这部剧的创新之处,应该是“成年人参加儿童游戏”——这也的确是在之前的生存竞赛式作品中从未呈现过的。于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样的创新会奏效,能够击中无数观众?
 
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关于当代社会里,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认为现代社会里的儿童,是正在消失的:
 
“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媒体大肆宣传所带来的种种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们现在有的是新兴的思想: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
《鱿鱼游戏》所做的,就是把一群深陷债务和危机的中年人拉回到“童年”。在童年的游戏里,他们可以体会到最原始的平等,以及456亿韩元带来的最原始的刺激。
 
颇值得玩味的是剧集的第二集。第二集名为“地狱”,主角们通过“公平”的投票,终止了这场荒诞的游戏,逃离了“地狱”。但是回到现实后,才发现,现实生活才是看不到希望的地狱。与其在现实生活里承受苦痛,不如回到比赛现场,在那里至少还有一丝希望。
 
在游戏的行进过程中,故事中的世界被延展开,制作这场“鱿鱼游戏”的幕后人物也逐渐现身。这一点并不新奇,几乎所有的生存竞赛类作品,故事线总是会走向幕后的人物——就像《鱿鱼游戏》里的VIP们。他们制造了这场游戏,是游戏的“观赏者”,并且这样的游戏每年都在举办,他们乐此不疲地来观战。

《鱿鱼游戏》截图。
 
主角们、游戏中的管理者们,以及围绕游戏延展出来的一整套规则和秩序,都是为了这样一群VIP服务的。

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仔细来看这部剧时,我们会发现,剧中的游戏世界事实上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隐喻。人物们的权力关系并没有变化,幕后的观看者、游戏的参与者、秩序的维护者,在很多现实场景里都能找到对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处可能含有剧透),在最后,我们会发现,在往年赢得了游戏的人,成为了下一轮游戏中秩序的守护者。
 
一群成年人在儿童游戏中寻找庇护,他们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掌握了主动权,进入了更加公平的世界。但事实上,他们进入的只是另一个更加极端的现实世界。

不允许退出的“权力的游戏”
 
去年底,人类学家项飙在澎湃新闻关于“内卷”的一则访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访谈中,项飙说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人们不断地抽打自己,每天不断地动员自己。这是一个“精神折磨”,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
 
在死循环中,不断抽打自己、动员自己,也是《鱿鱼游戏》的主角们所做的事。
 
《鱿鱼游戏》导演黄东赫所说,他要写“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

项飙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的,内卷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竞争。在“鱿鱼游戏”里,当参赛者们穿上绿色运动服时,他们就时“无差别”的了,他们要进入的,就是“一体化的竞争”。

《鱿鱼游戏》剧照。
 
目标上,游戏是高度单一的——所有参赛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到巨额奖金,改善自己的生活;价值评价体系上,也是高度单一的——每一场游戏的规则都是粗暴简单的,游戏的输赢,也都明确且直接;竞争方式,当然也是单一的——不管是“一二三木头人”“椪糖”“打弹珠”“拔河”还是最高潮处的“鱿鱼游戏”,竞争方式都非常单一,都是以身体力量和身体控制为主的游戏。
 
这种“一体化的竞争”,看似公平,但是却是无法退出的,就像第二集中,主角们遇到的各种结构性问题,让他们从无法退出竞争的社会推到了同样无法退出竞争的残忍游戏当中。只是在装扮之下,这场游戏看起来是能够退出的。
 
在剧集的最后几集,幕后人物们揭开面纱,在面具之下,他们身着华服却丑陋、贪婪,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决定谁能够参加,谁能够退出,也决定了谁能够胜出。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在他的著作《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写道,世界上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的游戏,一种是无限的游戏。
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无限游戏则是以延续游戏为目的。很显然,规则的制定者们是“无限的”,他们举办了一届又一届游戏,他们的权力让游戏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鱿鱼游戏》的主角成奇勋和其他参赛者参与的游戏,都是“有限游戏”,而幕后观赏他们游戏的VIP进入的则是“无限游戏”。
 
在游戏中,生和死作为代价,人们自愿参加,但这种代价存在的本身就表明,参与者同意了自己“被压迫”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规则是他们默认的,“所有有限游戏的限制,都是自我限制”。
 
詹姆斯·卡斯对于“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还有一个论述,他认为有限游戏的参与者受到的训练就是要防止未来改变过去,他们必须隐瞒自己未来的举动,必须让毫无准备的对手措手不及。游戏的参与者必须成为其他人,而不是自己。他们的一切外在表现都具有掩饰性。
 
对于权力更广的“无限游戏”的制定者(即VIP们),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不在乎”。他们不在乎谁参与了游戏,不在乎游戏的具体细节,不在乎游戏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更不在乎谁赢谁输。

《鱿鱼游戏》剧照。
 
“我们的权力由我在既定时间和空间限制内所能化解的阻力决定”,对《鱿鱼游戏》故事的幕后大佬们而言,时间、空间的限制微乎其微,他们需要的是游戏不断延续下去所带来的刺激。
 
《鱿鱼游戏》中的邪恶反派之所以邪恶,就是因为他们无限的权力。就像卡斯在书中所说:“邪恶不是权力的获取,而是权力的表达。”
 
这场游戏,事实上也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现实是游戏的土壤

 
年轻人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巨大的阶级差距、普罗大众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这些或许才是《鱿鱼游戏》风行世界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情况的下行。近年来,韩国家庭的总负债额已经和韩国的年均GDP持平。2016年,20多岁人群的平均家庭负债率达到2400万韩元。到今年,韩国家庭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韩国总GDP的5%。对这组数据更通俗的解释,就是韩国所有人一年的所有收入的总和也填补不了他们的负债,每个人就算一年不花一分钱,也无法还清负债。2019年,韩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10%,并且连续三年下滑,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受创,韩国同样进入困局。
 
这种压力在韩国的年轻人身上更为明显,也导致了韩国高中生大学升学率的持续下降。2016年,韩国高中生的大学升学率为69.8%,而在2008年,韩国大学的升学率还有84%。高昂的大学学费、持续走低的就业率,让许多年轻人不再认为大学是一个好选择。
 
《鱿鱼游戏》中,男二号曹尚佑的背景是首尔大学的高材生,但是却并不高尚,编剧将他设置为重要的反派,似乎也间接证明了社会中对“高学历”“高薪资”的人带有的某种有色眼镜,或者说朴素的敌意。
 
第二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编剧对女性角色的塑造迎合了当下人们对性别问题的关切。在《鱿鱼游戏》中,女扒手姜晓、神经质的韩美女、“杀人犯”智英,丰富的女性角色让故事更靠近现实。
 
在韩国,直到2003年,女性才能够在法律意义上成为“户主”。作为全世界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的职业女性只占到就业人群的17%,育儿之后,女性更是难以再进入职场。

《鱿鱼游戏》海报。
 
过去两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再次兴起,韩国社会更加关注女性的境况。《82年生的金智英》引起了热议,“N号房事件”让人们关注女性的隐私和权利。《鱿鱼游戏》中的几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个性,但是都在不同的时刻展现出了女性的力量,剧中最动人、震撼的几处,是她们贡献的。
 
第三个重要的,却同样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鱿鱼游戏》中的游戏设计,和韩国本土的综艺节目有很大的关系。

如《Running man》等的竞技类真人秀,已经做出了不少简单,但是却通过巧思设计和视觉刺激让人难忘的游戏。在《鱿鱼游戏》中令人过目难忘的各种符号、机关设计让人联想到在Running man》中的那些符号,比如铭牌、铃铛,以及可能出现的将嘉宾带入“监狱”的“保镖”们……这些综艺的思路,被直接嫁接到了《鱿鱼游戏》当中。
 
《Running man》剧照。

第四个让《鱿鱼游戏》击中全球观众的原因,和疫情带来的冲击息息相关。《鱿鱼游戏》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孤岛当中,故事发生在封闭的空间,在被疫情限制的当下,“封闭空间”回应了人们的焦虑。如果没有疫情,《鱿鱼游戏》或许很难引起巨量的讨论。
 
总之,《鱿鱼游戏》是一面被精心打造出来的巨镜,它反射出在不确定的时代里,世界范围内产生的群体性的焦虑。我们完全可以指责它故事上的刻意与浅薄,但是它流行的本身,就值得我们更认真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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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程    迟

编辑 |萧    奉

校对 | 吴玉燕

*未标注出处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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