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 伍德丨现实的饥渴,虚构的饥渴

拜德雅Paideia 2021-10-14 20:17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著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为其代表作《小说机杼》的十周年版所写序言的节选(译者:黄远帆)。在此节选中,伍德呼应了全书最后一部分“真相,常规,现实主义”的讨论。“目前很多作家都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中间地带写很有意思的东西。但为什么不想办法,糅合现实的饥饿和虚构的饥饿呢?毕竟,扔掉小说的陈规是一回事,一股脑抛弃虚构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讨论或有助于我们思考现实与虚构这两个既陈旧又新颖的概念错综复杂的关系。感谢出品方 行思cogito 授权转载。





过去的十年里,为小说注入新能量的是,大家围绕现实主义的种种疑问。当代的严肃作家反复表达他们对于小说常规的警觉、不满、敌意和倦怠。他们希望打破形式,做点儿不一样的。这种冲动不见得多新鲜,却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必要性。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小说虽然不乏心血来潮的自我更正,却始终难逃非议,人们总是指责小说僵化了:情节像一套现成的护具,而所谓“冲突”、发展、顿悟、场景、对话等等,无非陈词滥调,现实主义的透明,纯属自欺欺人。我把这类礼拜规程般的写法称为“小说主义”。


新作家有意重整乾坤,遂写出一部部趣味盎然的佳作。我说的新作家,自然包括上文提及的那些人,也包括诸如希拉·赫提、妮可·克劳斯、亚历山大·黑蒙、杰夫·戴尔、本·勒纳、扎迪·史密斯、哈维尔·马里亚斯、珍妮·埃彭贝克等等等等的很多人。也许这些作家对他们革命性的解决方法,并不像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前辈们那样胸有成竹、笃信无疑。他们可能并不觉得自己是革新者。但他们毕竟知道不想要什么。(性手枪乐队的绝妙歌词跳了出来:“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懂得怎么搞到手”。)近来,他们最激烈的不满,指向海市蜃楼般的伪造,因为那是假的,是二手的,总依赖于人工制造的他者(也就是说,依赖和作家截然不同的各种虚构人物)。英国小说家大卫·邵洛伊发出了当代小说家的经典抱怨,他告诉一个采访者:“我坐下来想写一本书,可就是想不出这有什么意义。什么是小说?你编好一个故事再讲出来。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有意义。”加拿大作家希拉·赫提也说了类似的话:“我对虚构人物没什么兴趣,因为要造出一个假人,让其游历于一个假故事中,实在太吃力了。我就是——我做不到。”赫提的解决办法是写她所谓的“生活里的小说”。她的作品《人该怎样?》(2010),使用了真实的对话和电子邮件。此书一部分写成了戏剧的样式,其他部分则像论文。小说人物看上去是直接从作家自己的朋友圈里拿来的,连名字都没变。邵洛伊的小说《人不过如此》(2016)剥离了传统的情节模式,呈现为一组短篇,松散地捆在一起,新闻报道般直言不讳。全书以急切而扎心的现在时写成。


虚构似乎吃力不讨好,因为我们的时代有一种强劲的“现实的饥渴”——容我借用一下大卫·希尔兹的宣言标题[1],该宣言与赫提的小说同年出版。希尔兹反对传统小说的虚构造作,而力挺他所谓的“基于现实”的艺术。他写道:“我发现传统小说的所有招法,竟然全在意料之中,读起来很累,又很假,而且本质上没什么目的可言。”他没空为人物编名字、设置情节发展、写大段大段的对话。他更喜欢论文、回忆录、断章、短篇小说。如果他必须读小说,他喜欢作者像自传般如影随形,一同思考、争论、评说。希尔兹肯定不是个例。文学性的论文,确实吸收了一些小说的妙处,容纳了虚构的法则,这类文本势头正旺。目前很多作家都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中间地带写很有意思的东西。


但为什么不想办法,糅合现实的饥饿和虚构的饥饿呢?毕竟,扔掉小说的陈规是一回事,一股脑抛弃虚构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也像希尔兹一样,喜欢读那些由断章、警句、哲学论文组成的书,读那些游走在小说、自传和批评之间的作家——尼采、佩索阿、巴特、齐奥朗、普里莫·莱维的《元素周期表》、克瑙斯高、麦琪·尼尔逊的《阿尔戈英雄》,等等。这类作家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很直接、很私人、很当代。克瑙斯高称这些“书仅仅由一个声音构成,这个声音就是你自己的个性、生活、面孔,一种你可能对视的目光”。但有时候,邂逅纯属虚构的东西,不也很有趣吗?除了熟悉的凝望,无中生有的幻影不也很美妙吗?在打开一本新的小说以前,我常常想:在有这本小说以前,什么都不存在。有人创造了它。无凭无据。这种无中生有的创造,令我感到有点神圣。而小说这种形式也可以算某种“宗教”(也就是说,道德)的试炼。我们都厌烦俗套小说里的假人、希拉·赫提所谓的“假故事”。然而对于形式的考验,最终也会施加一种道德的压力。小说的本质就是人造的困境,这种困境之所以奇怪地充满意义,恰恰因为有人不得不置身于不属于他的环境,并且毫无理由。而既然没有理由,这些人造的困境就必须证明,造它们出来具有美学上的正当性,这又会倒逼虚构去接受一套更深层的道德检验。我们作为读者,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一些重要的美学—道德问题——“这里头的道德风险是什么?这本小说是否值得写出来?我是否在美学层面相信它?我是否给了它存在的权利?”——我们用小说本身来检验小说。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永远在自我检验的假设。


而且,在某些艺术作品中,虚构造成的异质感弥足珍贵。我们每天在电台和手机里听到的那些三分钟左右的歌,已融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一点一滴地渗入渗出(淡出的形式最能体现这种点滴渗透),这些歌与我们的时日混为一体,从少年时代便是如此。我们永远撇不下它们。但也有一些艺术作品坚持一种闪烁不定、近乎幽灵般的遗世独立。我们为其光明正大的与众不同而倾倒:一首露易丝·格丽克的诗、一段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或者巴尔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一部布列松的电影,或者翁达捷、塞巴尔德、川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你知道我想说的何种自成一格:它肯定一种发明,如果说不完全算虚构的话。这些作品无法轻易地链接我们自己的生活。作者并不准备现身说法,也没有什么熟悉的凝望。他们对唐纳德·特朗普无话可说,感谢上帝!他们和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也许都有点弃我们而去的意思。


话再说回来,说“现实”高于虚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喜欢的恰恰是虚构之现实。我年复一年反复阅读的小说,已经拥有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一种饥渴和满足饥渴的能力。(我想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汉姆生,契诃夫,伍尔夫,帕维泽,克莉斯蒂娜·斯台德,V. S. 奈保尔,斯帕克,贝娄,莉迪亚·戴维斯,托马斯·伯恩哈德。你也可以列份名单。)谁的作品比莎士比亚更有“现实的力量”?《魔山》或《城堡》的现实又怎么讲?我想不出哪一种现实的饥渴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更加美妙。(啊,其实我可以:克莉斯蒂娜·斯台德的《爱孩子的男人》。)至于托尔斯泰——他也许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是否也堪称最伟大的“现实艺术家”?托尔斯泰说自己缺乏想象力,可能不是开玩笑——他当真从生活里原封不动地搬来很多东西。初读托尔斯泰,你会感到绷紧的衣服解开了。19世纪的小说常规土崩瓦解,诸如巧合,偷听,好心的恩公,遗弃的婴儿,残酷的遗嘱,等等等等,统统不见了。这便是他“现实效应”的一大特色。大概世上再没有比《伊凡·伊里奇之死》更伟大的现实艺术了——那是一份长达七十页的惨痛报告,写一个人在疾病中缓缓死去,不论虚构还是非虚构的文学,至今无出其右。


“现实的饥饿”是个歪打正着的说法,因为实际上小说的历史表明,小说的现实主义永远饥渴,总在尝试新方法——每隔五十来年吧——总要闯进贮藏室,多偷一点现实的食粮出去。那些追寻“生活”、试图“写透生活”的作家,总是贪得无厌,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形式够真。这种饥渴大多数作家都感同身受,并非敌视虚构陈规的那批人所独有。最近几年,要讨论小说的可能和乐趣,就绕不开两位作家(我倒碰巧盛赞过他俩的早期作品):埃莱娜·费兰特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们的名字常常一同出现,尽管两人着实大不相同。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是一部六卷本的自传体小说,自传的成分多于小说。这个项目试图打破许多传统小说写作的预设。书中,作家像在自传里一样,始终在场,其叙述的种种事实,虽然难免回忆和虚构杂而有之,都紧贴作家自己的人生。克瑙斯高不再编织情节,取而代之的是最小单位的真实。他就像某种勇敢而疯癫的反福楼拜分子,一点儿都不在意平庸、天真、陈词滥调、多愁善感、文笔糟糕。另一边呢,费兰特以化名写作,相对传统。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写的是虚构人物的故事,不过也留了空间给作者的所思所想(比如对女性主义的看法),其情节和结构很传统。四部曲里的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花了很大心血去虚构一个1950年代的那不勒斯——它的现实效果如此强烈,让早期读者(包括我自己)大约都误以为躲在假名背后的作者,肯定在写自传。


两位作家,一位接受没完没了的采访和照相,满世界开朗读会,另一位则丢下假名玩失踪(尽管受误导的记者想把她挖出来)。一位本质上是自传作家,另一位本质上是小说家。一位只写了一个真实的男人,另一位则写了很多虚构的女人。然而这两位作家却常常放到一起讨论,好像本来就是一对儿。为什么呢?最接近真相的解释也许是,在他们两位的作品里,读者都感觉到一种耳目一新的极致纯真,一种用小说去揭露真相的决心,一种创新甚至打破常规的兴趣,而同时又不放弃传统的现实主义,永远渴望生活。这两位作家不觉得有必要在现实的饥渴和虚构的饥渴之间做出选择(克瑙斯高充满虚构,费兰特充满现实)。他们的项目,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猎物,乃是费兰特所谓的“真切”,她以此来反对单薄的逼真。[2]


殊途同归:“一种极为严肃的探询人类的媒介。”


[1]大卫·希尔兹,《现实的饥渴:一份宣言》(2010)。

[2]埃莱娜·费兰特关于“真切”与“逼真”的论述,见她的访谈集《碎片》(2016):“一部小说的真正核心是它的文学真切性,它要么有这种真切性,要么没有,假如没有的话,任何写作技巧都于事无补。您问我的问题是:有没有男性作家可以非常真切地讲述女性的遭遇?我无法列举出这些作家。假如有些男性作家能写出非常逼真的故事,但这和真实是有差别的。”(陈英译,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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