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一代人的理想终将失败

宗城的小黑屋 2021-10-1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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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他本人说也是最后一部。这部小说回到了那个天真而感伤的八十年代,通过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场、言说,对北京风物事无巨细的描写,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语调,令哪怕是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读者,也能具体地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朴实、朝气、理想主义,以及男女之间暧昧和朦胧的情愫。

 

这是一部迟到二十多年的小说。在《喜剧作家》后记里,止庵曾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做了详细的提纲、人物小传等,并且起名‘神话’。但因为他在外企打工没有时间动笔,一下子就搁置了四分之一世纪。止庵把这部小说称为‘我最后想写的小说’。”(转述自张钊《止庵的<受命>,记录时代的腔调》)


《受命》
止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


后来,这部原名《神话》的小说,改名叫《受命》。取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小说以复仇为引子,还原八十年代北京的生活质感,止庵为它写道:“有个二十多年前已经想好的东西,一直未能忘怀,把它完成了亦无不可。说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以1980年代以降的北京为背景。现在已经完成。我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不在的过去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

 

重回1984年的北京

 

《受命》的主人公陆冰锋是一名牙医,这让人想起止庵八十年代当过牙医的经历,但陆冰锋不等于止庵,他更像是伍子胥跟哈姆雷特的一个现代版混合体,是那种我们在现代小说里经常能看到的人物:恪守原则、做事讲究、内心充满信念,做事又犹豫仿徨。他是一个人群中的影子,一个狂飙时代的守旧者,在他身上不但能看出鲁迅《故事新编》和中国侠客小说的意趣,也会让我想起小说家张北海在《侠隐》中对北平的描绘。

 

小说中,一次母亲对于封存往事的指认,让陆冰锋踏上复仇之路。与其说是复仇,毋宁说是解惑,在解惑的过程中,冰锋遇到志趣相投的叶生、务实上进的芸芸,冰锋与叶生参加兴趣小组、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他们的交往是八十年代文艺热对普通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而芸芸与冰锋的际会,多了一层文艺之外的质感,现实的,落地的,隐含了未来时代方向的。芸芸是向前看的人,冰锋一只脚仍留在过去。

 

北京的胡同。/unsplash


止庵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组反差关系。一组是男主和女主,一个沉浸过去,一个渴望新生,这是向后与向前的反差关系,偏偏这两个人的命运又发生勾连。另一组反差,就是紧张情节与日常叙事间的反差。他采用不疾不徐的语调,将旧京风物娓娓道来。从百万庄粮店,到百万庄粮店,再到《读书》《三联》、朦胧诗、先锋派,止庵笔记小说式的写法令《受命》充满日常感,昔日旧事,在他笔下如同正在发生。

 

《受命》对生活的描写有多细致?比如小说写到冰锋去百万庄粮店买米,没有经验的作者,该是一笔带过,写“他去粮店买米,随后回家”云云,但止庵写道:“(冰锋)把粮本、米票、面票和钱递进窗口,各买了十五斤。他来到柜台前,里面的营业员用一个上大下小的木斗从大木箱里㧟了米,放到磅秤上称重。他将带来的口袋兜住与柜台相连的漏斗,营业员从那里将米倒进口袋,敲了敲漏斗。然后又去称面粉。冰锋从墙上取了两根小麻绳,分别系好袋口,提回家来。”

 

精准的生活细节,让这部小说变得可靠。在岁月的淘洗与沉淀下,止庵把这种可靠的分寸感也放在男女关系的描绘中。这部小说写男女之事,写两个人互相试探的过程,它不是肆意奔放、无所顾忌的笔调,而是把丰富的感情藏匿在克制里,把男女之间的对话处理地干净、文明,又蕴含了许多话外之音。就像是留白的诗歌,使读者忍不住反复回味其中话语的省略。

 

我想,对于小说的感情描绘,任何分析都不如贴上一段,让读者自行体会。比如这一段,叶生给冰锋留下的纸条:

 

“抱歉,没经你同意进了屋子,我带了一个双筒望远镜来,本想约你去城外看哈雷彗星,报上说有人在天文馆通过望远镜看到它的彗发,像一朵毛茸茸的蒲公英,又像一团蓬松的棉花球。等了你一夜,早上起来真冷,对不起,我不会弄炉子,好像灭了。”

 

流年似水般的语调令小说的质地显得舒服,使人可以放心地沉浸在这个小说世界,而不必担心小说家一惊一乍的惊吓。

 

一代人的理想总是用失败命名

 

《受命》也包含了止庵对“复仇”的思考。为何复仇,复仇的对象是谁。止庵借用伍子胥、哈姆雷特与冰锋这组对照关系,在冰锋对伍子胥、哈姆雷特行为的思索、对是否复仇的犹豫中,加入了他对复仇的思考。所以小说声称:“对于伍子胥来说,选择楚平王作为复仇的对象,实际上是将其视为施害一方的代表,视为一个象征;当这个代表、这个象征不存在了,他就要找一个替代物进行复仇,无论是楚平王的尸体,他的儿子昭王,他们的亲属,还是整个楚国。也就是说,复仇就是一切,而这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假若没有对象,复仇将不成立。至于究竟选择谁作为对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确实是负有责任的——尽管这样的人往往声称‘我只负我应负的那一份责任’。”

 

借助冰锋对莎士比亚的重读,小说也对比了哈姆雷特和伍子胥这两个文学史上著名的复仇人物。哈姆莱特“未免想得太多,也说得太多了”,而伍子胥则“信念看似简单,然而结实有力”。哈姆雷特更像是一位哲学家,他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而伍子胥在复仇时从不高谈阔论,他只需战胜际遇和命运即可,而冰锋为此感慨道:“伍子胥复仇的难度要比哈姆莱特大得多”。


《侠隐》
张北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


《受命》在写法上与张北海的《侠隐》不谋而合。《侠隐》明写民国奇事,实写北平风物。《受命》借传奇故事,复活八十年代北京的气质。《受命》对生活细节、寻常巷陌的描写事无巨细到了考据的地步,止庵为了尽可能不出错,收集了多张不同年代的北京地图作为对照。这种“生活全书”式的描写增添了小说的肌肉,使整部小说从一副精瘦的骨架,变得丰满鲜活。

 

多年以前,散文家萧乾曾经写过一部《北京城杂忆》,如今,止庵是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他自己的《北京城杂忆》,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某个人物,而是贯穿整部小说,与人物的命运和呼吸相连的北京城和时间。如果我们读到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读到仇人生病后,冰锋努力追赶时间的片段,我们就会发现冰锋最大的对手不是他的仇人,而是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冰锋在与瞬息万变的时间赛跑,而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战役。一代人的理想总是用失败命名,对冰锋,对八十年代,这才是小说沉静的叙事背后莫大的悲凉。

 

《受命》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主人公冰锋与叶生的际会。他们因诗歌小组结缘,但叶生是仇人的女儿。如果我们看这个设定,这其实是一个俗套、猎奇的手法,为了复仇接近仇人女儿,却与仇人女儿产生感情。很多偷懒的言情小说都这么写,止庵用这个设定,其实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折损小说的质地。在小说第二部里,赋予小说家止庵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让这段俗套的关系,写得妥帖、自然,而止庵的办法,就是从日常入手,以尽可能克制的笔触,描写冰锋和叶生小心翼翼的对话。那些大胆的情欲、流动的喜欢,被压抑在一段段暧昧朦胧的对话中。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无以名状的情绪,那些生活中一个个发生了什么,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刻,在《受命》中跃然纸上。

 

北京。/unsplash


以至于,当我们沉浸在这个文本,其实已经不太关心具体的故事,而是被那种真实的情感、真切的人所打动,同时也是在止庵苦功般的对八十年代文化的“压缩”所打动。止庵的立意不仅仅是写一部复仇故事,或者一个1984年的北京爱情故事,他是用更迂回的方式,对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进行了一次总的回顾。在一个大众唱衰启蒙的年代,止庵却立足于肯定启蒙对八十年代青年人的作用。冰锋和叶生,就是两个被启蒙的人,知识的启蒙、情感的启蒙,更是对追寻自我意志的思想上的启蒙,在这部小说里,男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让人舒服,就是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关系,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简单凝视,而是两个互相尊重的人,对自我意志的捍卫与选择。

 

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

 

以前觉得止庵是学者,读完《受命》,确信他是一位极其了得的小说家。学者写小说,容易掉书袋,但《受命》是一部彰显知识也不让人厌烦的小说,止庵对知识的运用并没有盖过人物,相反,我觉得他笔下的人物细腻、柔情,又有侠隐式的意趣。小说中对男女心理的把握、对旧北京风物的熟识,宛如一部旧京风物志,令我猜测,故事、情节皆为外皮,重要的是留住那个时代的余温。

 

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一个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间,如何处理羁绊。复仇是引子,背后是绵延无尽的记忆深渊,那些过去,父辈的和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所留下的精神负债。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笔债,又如何坦然地放下过去,面对未来。

 

我想止庵是怀抱着一种追忆的情绪来写这部小说,不只是对青春时期的追忆,也是对一种日渐逝去的北京文化和精神的追忆。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说一个人天真理想,也成了嘲弄的词汇。可是止庵用很诚恳的笔触来写这份天真,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诚恳,他老老实实地写一个八十年代的故事,一个力求复活那个年代某些侧面的精神品质和物质生活的故事,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虚构,却有非常真实的生活的触感,它流淌着一股真与诚的余味。

 

看完这部小说后,我去查了止庵为这部小说做的准备功课。在跟双雪涛的对谈中,他自述,小说的故事是1984年春天到1986年开头,为此他看了那三年北京的地方报纸、书籍,1982、1984、1986、1989年出的地图,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止庵说:

 

“当时的北京,它的外围就到现在的三环路,我们作为北京的市民,平常的行踪是在二环路里边,而且当时住在东城的人都不经常到西城去,西城人也不太到东城区。我在西城上班,但是住在东城。我在北京就是北到北新桥,南到崇文门,这一块地方是我们主要的活动范围。为了写小说,我也到原来那些地方去走一走,当然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可是它能勾起我的一些回忆。所以我可以进入到当年的情景之中,尤其是留意有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这段话带给我一些思考,因为它揭示了当时北京的规模,其实远远不如今天,当时加入北京的人,也远远不如今天。八十年代初,北京的社会文化没那么急,没那么赶,客观上是因为它还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刚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化竞争并没有被真正放开的时期。所以,对这一时期单纯美化和贬低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一方面是一个万物更新、天真烂漫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对大部分人来说,物质条件贫穷,小地方的人们甚至还没有机会进入大城市自由竞争的年代。那时候的识字率、受教育程度都不如今天,那时候的话语权还被一小部分人主导,互联网革命尚未开启,所以那时北京城的“不急”,背后是一种未来注定要被削弱的精英文化的支撑,那时的社会也不只是有理想的、进取的一面,还有混乱、贫穷、新旧参半,许多人都摸不着方向。如果将这本书与保罗·索鲁的《在中国的大地上》对读,会有更加丰富的体会,后者写的是1986年的中国。

 

《受命》也令我想起另外两篇与北京有关的小说,一部是老舍的《二马》,一部是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二马》同样讲到新旧差异对人的冲击,当一个人处于时代的夹缝口,有的人义无反顾拥抱新的潮流,有的人一只脚在潮流中,另一只脚又不情不愿地留在过去。所不同的是,《二马》的笔触更加诙谐幽默、辛辣讽刺,而《受命》的腔调更加沉静,就像是一位教书先生,不紧不慢地讲述他所经历的事。

 

《二马》
老舍 著 
译林出版社,2012-5


我会把《受命》与《永远有多远》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都书写了老派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它们都对老北京人性子里仁义、讲究正义感的一面,有着充分的肯定。但正因为仁义在今天步步消逝,功利的、急躁的、焦虑的精神弥漫街头,对信念和仁义的追怀,也就有了一丝挽歌的意味。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以女生白大省为主人公,讲述了一个仁义女性在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活困境。白大省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她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她性格中最宝贵的特质就是仁义,除了仁义,白大省还很“真”,她的这份“真”令她在处理感情上诚挚却又笨拙的,小说写道:“她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

 

这篇小说想表达的,其实是像白大省这样“纯真”、“仁义”、“谦和”的人物,在新的时代渐渐稀少的尴尬,所以小说中的“我”感慨:“我的这位表妹白大省,她那长大之后仍然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

 

铁凝曾针对白大省这一人物说道:“白大省可能是一个过时的北京女人……(她)几乎不像生活在20世纪末的一个北京人了,她更像北京的一个死角,死角里一团温暖略显悲凉的物质,一缕硕果仅存的精神。我们可能会祈祷白大省不变,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

 

而《受命》中的陆冰锋跟白大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陆冰锋是一个同样保留着执拗的纯洁与信念的人,一个对过去的古老原则十分重视的人,即便是复仇,他也要非常讲究,而决不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在商品化、市场化时代即将到来的关口,冰锋在外人看来有些死板,甚至不合时宜,因为他还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年代执着于一些无用的东西。相比之下,叶生是一个大胆欢迎新时代的人,她张扬自己的欲望,关注新的时尚和审美,她整个人都活泛着新的朝气和锐气。

 

冰锋和叶生是彼此的对照组,他们之间的反差与碰撞也是小说的张力来源之一。对于这两个角色,止庵并没有选择偏袒某一方,他处理的是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态度。有的人需要热烈来体现自己的生命意义,而有的人需要给过去一个交代,需要“从复仇里生发出其他的原则”(双雪涛),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刺客,他必须要复仇,他要在复仇的过程中实现他的生命意义,但是如果他还没复仇成功,对方就死了,他的所有热情瞬间化为乌有,那感觉就很荒谬,也有一种意义瞬间被抽空的寂静和无法自处的失落。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不只是复仇,很多人的生命意义,就是建立在一两件追求的事上,在追求的过程中,如果这个目的骤然结束,或者以一种他所不能接受的方式收场,反而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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