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同享育儿假,就能改变“丧偶式育儿”吗?

三联生活周刊 2021-11-26 12:33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1年11月25日,上海和浙江分别修订了两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上海的修订条例规定,女性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60天,子女在三周岁以内,父母双方每年各享5天育儿假;浙江的修订条例则规定,女性产假由128天增加到一孩产假158天,二孩三孩188天,同时也增设了育儿假,子女三周岁以内,父母双方每年各享10天育儿假。 

仅针对女性的产假、生育假和父母同享的育儿假,再次引发人们关于父亲参与育儿的讨论。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父职已被消解的今天,父母同享育儿假,或许只是养育分工重构的微小一步,父亲们真正需要探索与回答的是:何为父亲?



文 | 徐菁菁

被消解的“父职”


为了理解父亲的角色,尝试理解今天的父亲们所处的位置,我找了许多父亲聊天。一位父亲的感受颇具代表性,他的工作很普通,收入不足以独自承担家庭的花销。妻子和岳母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他从小是在祖辈身边长大的,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某种重要角色,但具体到日常,他并不擅长与孩子相处。他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在他的妻子和岳母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是他不作为的结果。

20年前,意大利心理分析师、国际心理分析学会(IAAP)前主席鲁格·肇嘉(Luigi Zoja)注意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可有可无”。他的病人里经常有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父亲。2001年,鲁格·肇嘉出版了专著《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在这本书里,他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父亲划定了一个历史坐标。

父亲这个角色是人类文明建构的产物(绘画:吴和平C)

以生物学的观点看,父亲与母子共同生活并参与养育孩子的物种,只占整个哺乳类的3%左右。在家庭中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并参与育儿,是人类文明演化出来的父性机能。它的出现是因为在农耕社会中,需要一个角色去组织社会合作和斗争,制定和维护规则: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政,他有俸禄和田产供养家庭,为孩子选择教师,并亲自把关他们的教育,为他们能够子承父业为官做宰提供经验和资源。

如果我们承认,父亲在生物学上并非必需,与母子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多体现在心理和社会层面。那么,一旦社会与时代发生改变,父亲的角色也容易随心理和社会环境、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个传统好父亲的职能被逐一消解。教育已经脱离了家庭,取而代之以学校等社会机构。过去,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但极有可能,在一个世代内,技术进步日益将父亲的技能变得过时,他已经没有东西值得去教。随着20世纪的到来,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精神核心,他沦落为一个“养家糊口者”。

《坡道上的家》剧照

家庭精神生活主角的问题被调换了过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开创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逐渐明确表明,母子依恋以父子关系无法企及的深刻程度,影响着孩子的生存及安全感的建立。很显然,传统好父亲的光荣岁月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父亲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然而,在日常养育中,仅仅是理解孩子、认识孩子个性就是无比复杂的工作。鲁格·肇嘉感叹父亲们的困境:他们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是如此之难,“使得许多男人都放弃成为父亲”。

以情感支持为例,心理咨询师王雪岩说,现在我们认为男性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是情感支持。可是,早两代的父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运动,当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信任都有危机的时候,情感支持就成了奢侈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评价体系里,并不是重点”。

庭是一个系统,父亲不是孤立的一分子,他不断主动又被动地与其他家庭成员发生互动(视觉中国供图)

主持人李小萌记得特别清楚,她30岁之后有一天回家,她爸爸说:“宝贝女儿回来了!”她心里一惊:天哪,我爸爸有了这么柔软的表达!小时候,爸爸对她的评价总是充满了否定。她曾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带小毛参加活动,人家小姑娘都跟花蝴蝶似的,咱们女儿又黄又瘦缩在角落里。”“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她还记得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自己老在学校主持学校活动,就有点“飘飘然”,自我感觉特别好。“我爸迎头一盆冷水:怎么那么轻浮!”

后来做访谈节目《你好父亲》,李小萌发现,这样的创痛比比皆是。潘长江终其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父亲自然流露的赞美。60岁的人,说起来,还眼泛泪光。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他爸爸一辈子没对他笑过,直到他儿子出生,才看到爸爸的笑脸。令李小萌印象最深刻的是,蔡国庆一开口就说:“当我知道我妻子怀孕的那天,我爸就在,我就指着我爸爸的鼻子说,我绝不要成为你这样的父亲。”从小,蔡国庆的爸爸以冷酷的、令他尊严扫地的方式训练蔡国庆学声乐。有时候,他在练习时发现父亲好像睡着了,停下来不唱,父亲睁眼一脚把他踹到一边。

现在人们开始批判父亲缺失的危害,但这种缺失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被过去的社会文化默许着。王雪岩记得,她的父亲在谈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曾说:“如果哪家生了孩子,当爹的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抱自己的孩子的,那会被人笑话,实在想抱了,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抱。”

《流星语》剧照

很显然,很多新一代父亲很难从父辈那里学到符合当今时代期许的为父经验。一个“70后”父亲来参加李小萌的活动,讲了他的痛苦:对待孩子并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对待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我们不习惯跟自己的父亲亲密。”有一段时间,这位父亲在晚饭后带女儿散步。女儿很喜欢牵他的手或是拉他的袖子,可他会条件反射地甩开。

女儿说:“我就是想拉你一下,抱你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这位父亲说,他意识到了问题:养育孩子,光有人生观、价值观远远不够,他需要学会爱的表达。他去学习,去改变。“我现在改得差不多了,但这个改变的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未被看见的彼此

从历史的进程回到当下的现实,如果我们深入到家庭的日常,我们对父亲的角色又会有什么认识?

出现在李松蔚咨询室里的家庭,一般都是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来的。可是在他看来,很多问题并不真的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之间没有办法沟通,不能正确处理一些情绪,借助孩子表达了出来。
做家庭治疗,李松蔚一般都要求全家人一起参加,缺一不可。他观察到,在咨询室里,“父母双方的表现往往就像网上的吐槽和段子一样:妈妈是热情的,投入的,坐在孩子身边,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她是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不时地给爸爸一个白眼”。“爸爸也配得上这个白眼。他总是坐得很远。除非问到,否则从不主动开口。”
李松蔚
这些表现似乎称得上“丧偶式育儿”的比喻,但是,“丧偶”传达的信息是:“父亲是不存在的。”但爸爸的沉默并非代表他不存在,他始终存在,而且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态——“事情哪有那么严重,不值得每个人都扑上去”;“我的意见根本得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不如躲远一点”;“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不赞成”;“养孩子的事我不懂,我只管好好工作,给你们多挣钱就好”。 
李松蔚遇到过很多困惑的父亲,他们开车回家,会在车里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抽一会儿烟。或者原本可以下了班就回家,但他们会约个人喝点,找几个人打牌。因为他回去之后,没有办法承担来自家庭的很多情绪和情感。“他在家中无话可说。可能有的时候,他想要做点事情,妻子会挑剔;想跟孩子玩一下,会发现孩子跟他也不亲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只需要负责赚钱。”
李松蔚发现,许多妈妈看不到这些父亲的无声表态。她们总是说:“他随便⋯⋯”“他在不在,反正都一个样。”“男人有什么用?”这些抱怨存在的悖论是:妈妈们“一方面抱怨对方没有存在感,一方面又拒绝看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不愿意坚持让对方留下来,反倒挥挥手送他离开。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她们的抱怨呢,还是她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父亲在养育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来(视觉中国供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许多研究者就发现,父亲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投入到孩子教养活动中的意愿,但是他们的实际投入水平依然有限。此后的许多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父母关系的互动上,被提出的新理论之一是“母亲守门员效应”(the Effect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母亲守门员效应认为,在父、母、子三方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母亲们把家庭当作自己的私家花园,建起高墙,在唯一的入口处检查“园艺工”父亲的入园资格,并负责组织、监督、规划、委派父亲教养孩子的活动等日常工作。该理论认为,当女性在承担母亲这一角色时,会形成两个身份认同标准,一个描述其对自身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描述对孩子父亲的期望和要求。这两种身份认同标准,同时对自己和配偶产生影响,可能会阻碍父亲参与教养,也可能促进父亲的投入。

《白兔糖》剧照
上海女作家毛利在公众号上写家庭情感类的文章,总是会遇到抱怨“丧偶式育儿”的读者。“她们提起来会很愤慨,有时候我就建议说,你要给爸爸一点机会。可是她们并不肯,抱怨说丈夫就是没用,男人天生不会带小孩。”毛利说,“好像女性会很渴望那种万能的,不需要教,也不需要沟通的丈夫。但其实,我们会看很多育儿书,男性也是在摸索着当父亲。现在大家经常说,女性正在找到各种方式,打破职业上的偏见。我觉得女人是不是也要给男人一个机会,让他打破家庭里面对男性的性别偏见?
毛利的丈夫陈华椋过去常年在外地工作。在儿子矮文出生的头三年,他都属于候鸟式的父亲,平均一个半月来上海一次,2016年,他接受了一份在杭州的新工作,实现了每个周末回家陪孩子。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在家庭面前:矮文需要开始准备幼升小的择校,而且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老人们已经“压不住他”,谁来主持孩子的教养大业?2018年3月,毛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宣布,她“雇佣”了陈华椋在家里做全职父亲,每个月支付工资2万元。 

做这个决定,母亲需要的不仅是养家的经济实力,也需要勇气和魄力。亲戚的问询像刀子一样:“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干吗?小孩上幼儿园了还需要陪吗?前两年他没辞职,小孩不是也养得蛮好啊?”连读者都给她发长篇大论,“告诉我这么做绝对不行。”

 母亲的态度对父亲的育儿参与度有很大的影响(视觉中国供图)
作为一个“守门员”,毛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丈夫主导自己的花园的。“原来我也觉得,他照顾小孩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不靠谱。”矮文还不满一岁的时候,陈华椋把他直接扔进浴缸里游泳。孩子哭得厉害,他不准毛利把他捞起来,说这是一个锻炼,习惯就好。教矮文骑自行车,陈华椋说放手就放手。孩子一路摸爬滚打。小区的大妈都看不下去了:“爸爸心硬呀,小孩一头栽到绿化带里去了,我看他就站在外面,一动不动。”但也就是这样的爸爸,会带着矮文粘知了、抓蜗牛,在网上买蟑螂喂壁虎。
陈华椋说,自己之所以能安于这个角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全权负责孩子的养育,妻子对他的决定给予了足够的尊重。毛利告诉我,其实直到如今,她依然不能理解丈夫的很多育儿方式。她时常觉得陈华椋对孩子有时候太严厉,但她不会用抱怨挑剔的态度去看待这种严厉。
如果只讨论母亲的守门员角色,强调母亲的主动性,显然存在许多不公。在李松蔚看来,那些充满抱怨的母亲,她们背后的焦虑也同样未被父亲们看到。“中国的女性在性别角色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压力。很多丈夫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孩子的出现带给他们巨大的身份冲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也同样在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个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正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人生追求上、审美追求上有很多想法。她突然变成了一个母亲,需要以妈妈的身份来考核自己。可能连奶水够不够这样一个问题,都会关联到她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是不是犯了错。”
“女性在成为母亲的阶段里面,支付了大量的成本。她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焦虑:关于自我的发展,关于年龄,关于有没有跟社会脱节,有没有被主流抛下,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财务,以及这段婚姻失败的风险。她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
作为一个男性,李松蔚坦言,男性不可能对女性的困境真正地感同身受,但妈妈们的这些不容易,爸爸们好像参与不进来,也不习惯于去谈论和理解。“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我都告诉你,我不会抛弃你,还有什么好担心?”
“我们近来说男人不会做父亲,其实很多人对父亲这个角色多少还有一些认识,但是丈夫到底是什么?对中国男性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更困惑的角色。”李松蔚说,“很多人不知道在家庭生活中如何与妻子保持浪漫的亲密关系,需要承担什么,享受什么。也不知道当孩子降生之后,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妻子,而不是仅仅是孩子的妈妈。文化传统让男性疏于情感表达,他们既不会表达自己,也不懂如果让伴侣感受到爱。当一个男性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丈夫的时候,无法为妻子提供支持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无法做一个好父亲。

重新发现父亲

在父亲角色重构的时代,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父亲都尝试用自己的办法,回答这个时代的命题。在这个时代,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父亲?2006年,美国卫生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它提出,父亲功能包括七个方面:1.和孩子的母亲培养积极的关系;2.花时间陪孩子;3.养育孩子;4.恰当地规训孩子;5.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6.保护和供养;7.成为孩子的模范。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父亲,我们并不苛求父亲们面面俱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父亲都有不同的个人追求,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父亲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担当父职的方式。但我想,无论父亲们承担哪些职责,他们都应当能够看到和回应妻子的需要、孩子的期待和自己的内心。

在我的采访中,最令我动容的故事来自一个普通上海家庭。两岁半的小女孩一一很依恋爸爸,还吃着早饭呢,她就会问:“爸爸,你今天上班吗?”如果是肯定回复,她就会“有点舍不得”。临出门了,更是软磨硬泡要爸爸“再玩一个游戏”。周五到周日这三天,一一总是特别高兴:笑得多,跑得多,调皮多。只因为:爸爸在家。 
女儿的依恋背后,是父亲李文贤努力建立的充满爱和理解的家庭。在一一出生前两年,李文贤和妻子胡苏敏都对独立抚养小孩,不依赖老人、保姆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那时候,妻子第一次提出了成为全职妈妈的模糊想法。李文贤赞同这个主意。
这一方面是出于李文贤的个人经历。由于父母经营生意失败,忙于偿还债务,童年时期,李文贤和姐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寄住在不同亲戚家,甚至在上小学时,和大三岁的姐姐曾经独立在家生活过一年。那是一个农村的大房子,从大门口到房间需要跨越三道门。晚上起夜风,“什么声音都有”。姐弟俩每天自己洗衣、做饭。入夜,他们就锁上所有的门,害怕地躲进房间。
李文贤记得有一回,外婆来家里看姐弟俩,住了一两天。那天放学回来,他发现外婆走了,难过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姐姐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长大以后,李文贤回到父母身边,他观察到,这段经历对父母来说也是无尽的遗憾。偶尔谈及,总是充满了愧疚。这一切让李文贤有个执念,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更多的陪伴,让她感受到爱,也不让自己留有遗憾。
李文贤(中)、胡苏敏(右)和他们的女儿(贾睿 摄)
另一方面,同意妻子回家,也是出于李文贤对妻子的观察。他告诉我,结婚第一年的时候,每天早上夫妻俩一起出门上班,分开之前,他常常需要帮妻子把工作中令她焦虑的事情一条条拎出来分析,想方设法安慰她。“她后脑勺有一小撮白头发,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
在那以后,李文贤悄悄做了一件事,他认真翻阅了家里的账本,调研了市场上最主流的育儿成本,得出了一个家庭最低支出的数字。当时,他的收入大概是这个数字的60%。那是他第一次感到家庭财政收入的具体压力。他付诸行动,开始做出新的职业尝试,“我不觉得太太日后一定得做全职妈妈,但是我努力让她在日后有做这个选择的保障。”
2016年,女儿一一出生。妈妈胡苏敏猛然发现,她下不了做全职妈妈的决心,初生婴儿的养育难度大大超过了她的想象,于是,婆婆一直留在上海帮忙。同时,她对未来感到害怕。“我一路走来都是特别主流的一个人,接受教育,考一个好大学,读了个研究生,出来中规中矩地做一份工,现在说要去做全职妈妈了,感觉非常不主流。”
等到女儿快一岁了,与老人之间的教育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胡苏敏才再次考虑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这一次,李文贤却做了“拖后腿”的人。他和妻子约法三章:1.不凭一时的冲动做决定;2.不带着自我牺牲感进入全职妈妈职分;3.不完全与外界脱轨;4.一起做未来5到10年的家庭财务规划,确信两个人都不会过多担忧。胡苏敏记得,那时候先生总说一句话:“这个决定主要影响的是你,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那段时间,他们开始了密集的讨论。很多次,全职母亲成为他们卧谈的话题。在被窝里,他们拉着手,分享着彼此的思虑、担忧、憧憬、期待,还有对另一半的期望和需要。2017年9月,胡苏敏离开职场,回家陪伴女儿,那时候,她已经很明确,自己并不享受当时日复一日的工作,渴望亲自陪伴女儿度过人生中最初的几年。 
妻子离职后,母亲回了福建老家,李文贤比从前更忙了。一一喜欢和父亲玩,每天早上上班前,李文贤会花两个小时陪女儿。胡苏敏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把一日三餐配好。孩子玩痛快了,她上午的时间也能够轻松一些。妻子辞职的时候,李文贤去找自己的老板谈,提出每周五在家办公,承诺绝不影响工作。于是每周五早上从起床到10点钟,胡苏敏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每天晚上,洗碗筷的任务是爸爸的。每个周五晚上,夫妻两人会讨论周末的大致安排,让彼此都有机会喘息。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李文贤有一句话:在刚结婚没有孩子的阶段里,我们更像是两个合法同居的单身人士,并没有太多合作和彼此分担。在独立带娃的路上,每天太多的细节需要合作,讨论,彼此帮助。我们完全离不开彼此。胡苏敏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曾经觉得自己真厉害,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全职妈妈的生活,一直积极、努力、开心。“快到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良心发现’:如果不是我先生实实在在地把早上、周五、周末的时间安排出来,承担包括晚上洗碗在内的很小的事情,如果他不坚持哪怕其中一件,我可能就顶不住了。”
“两个人相处久了,容易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你必须睁开眼去看一看。”胡苏敏总在发现这种付出。“从前让他做一个家务,他可能会拖上几天,现在几乎立刻就会执行。”有时候她晚上想去健身,只要提出来,李文贤都会努力早点回家。“这件事好像简单,仔细想想其实不简单。”李文贤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妻子发“工资”。胡苏敏刚开始不以为然,直到有一次,“工资”暂未到账,银行卡绑定的基金定投扣款失败显示余额不足。“很奇怪,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没有收入,似乎被社会抛弃啦?好在老公帮我想在前面,不然多受几次这样的刺激,我会不会崩溃?”
李文贤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人生中也能有一个阶段做一个全职爸爸。“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间隔年,我能够重新理清我的生活,也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每天的生活,然后观察她,留下一段很亲密的回忆。”我问他,希望在女儿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爸爸?“我希望她能从我身上看到,生活是有意思的,可以去享受的。她能充满安全感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如果有一天她需要,她也永远可以回到我身边来。”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12期)







排版:然宁/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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