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三孩产假拟增至350天,那陕西女生还能找到工作吗?

销售与管理 2021-11-26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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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九灵  来源:吴晓波频道


当今中国面临的难题,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的,关乎一时一地,难归难,但时间终究站在我们这边。内在的,关乎千秋万代,远归远,但留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却不多了。

人口,便是最大的、最紧迫的内在问题。

纵向来看,2020年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的心理关口。


横向来看,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即每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个孩子,这是国际公认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分界线。
 

调整生育政策,尤其是生育支持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5月中旬,“七普”主要数据发布。5月底,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

8月,《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

9月以来,各省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重点有两项:

1. 修改关于“三孩”的表述;
2. 延长婚假、产假、护理假,增加育儿假。

其中,尤以陕西省计生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假期待遇最为优厚。

《劳动法》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

陕西拟规定,职工合法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基础上增加产假60天;女职工参加孕前检查的,在法定产假基础上增加产假10天;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半年奖励假。

也就是说,在陕西生三孩,产假长达98+60+10+182=350天。

不仅如此,陕西拟规定,合法生育的父母在子女一至三周岁期间,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不低于30天的育儿假。

图源:南方都市报

政策初衷,想必是迫切希望鼓励生育。但如此安排假期,似乎忽略了“生育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对女性的影响。

1
经济学观点

在经济学视角下,要不要(再)生育一个孩子,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成本。之所以政策越来越宽松,生育率却越来越低迷,就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成本愈加高昂。

根据James R. Walker 1995年的模型,生育成本可以分为三部分:

1. 直接成本:衣食住行等保育花销;
2. 薪酬损失:生育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
3. 人力资本损失:离开劳动力市场,导致事业积累中断。

相应地,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

1. 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津贴等,分担直接成本;
2. 假期:带薪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降低薪酬损失;
3. 服务:公立托育、社区托育等。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钱够多,生育的直接成本和薪酬损失甚至可以完全补偿。唯独人力资本损失,政策很难弥补。

但无论如何,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生育。这是经济学看待生育问题的第一层。

后来,一些经济学家(例如Shelly Lundberg和Robert A. Pollak)意识到,不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生育成本和补贴,夫妻之间有利益冲突,有分歧,有谈判,应该分别计算。

1. 衣食住行等保育花销:夫妻共同承担;
2. 薪酬损失:主要由女性承担;
3. 人力资本损失:主要由女性承担。
 
 
后两点更多落在母亲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生育惩罚”。

为什么高知女性的生育率更低?原因之一是,她们的收入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相应的生育惩罚也更大。

Labour这个词,既有劳动的意思,又有分娩的意思,仿佛暗示着一种两难选择。各个国家,都有不同比例的女性,在生育后就此退出劳动力市场。

由于人力资本损失,生育对于妻子来说,往往意味着未来的议价能力降低。这也使得许多低生育率国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反对生育。

这时我们再看不同的公共政策,就会发现它们的补贴目标也不尽相同。

1. 津贴:补贴家庭,夫妻共同享有;
2. 假期:不同政策的目标不同,多为女性享有;
3. 服务:主要分担女性的养育工作。

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会把女性导向不同的目的地——家庭或是工作。

如果一个国家以津贴支持为主,就有更多的家庭依靠津贴,让女性专心做全职主妇。如果一个国家以公共服务支持为主,就有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将养育孩子交给社会。

假期福利相对特殊——中间隔着企业。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假期多由女性享有,那么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招聘时就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从而抵消假期的福利效果。

这里又细分为两种情况:

① 假期的薪酬由企业支付:承担员工的生育成本,对企业毫无益处,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将成本转嫁,或是同工不同酬,或是少招女员工,或是只招兼职女员工。

② 假期的薪酬由政府支付:企业压力较小,但员工中断工作仍会造成影响。

此外,给予女性超长的生育假期,本身也是一种政策暗示,加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将女性导向家庭。


有很多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随之降低,导致她们更抵触生育,于是政策效果不佳。

因此有经济学家主张,补贴政策应该更加针对不愿意生育的性别群体。这是经济学看待生育问题的第二层。

人心惟微。细微的政策差别,可能带来迥异的结果。

2
国际实践

我们来比较两个极端的国际实践案例。

首先是瑞典。这个国家以成功的生育政策闻名,曾将总和生育率从1.5拉升至2.0,近年来有所回落,也有1.7。

此外,这个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男性的90%,为发达国家之最。
 

以上两点是如何实现的呢?

01
津贴

每位16岁以下儿童每月可以获得125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75元)的儿童津贴。如果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还有大家庭补助。

每个有孩子的家庭每月可以获得14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80元)的住房补贴。

如果家中有身患残疾的儿童,还可以领取儿童护理、汽车、助理津贴。

02
假期
    
1974年,瑞典是第一个以育儿假(父亲可以享受)取代女性产假的国家。

目前,瑞典的育儿假为父母共享16个月,双方可以自行分配,但各有3个月不可转让。单亲可以独自使用16个月。多胞胎每增加一个孩子额外给予6个月。包括领养的情况。

其中13个月按照工资的80%左右领取父母津贴,剩余3个月按18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26元)/天领取津贴。

针对12岁以下孩子生病的情况,父母每年可以获得4个月的假期。如果孩子病重,则不限假期天数。
 
03
服务
 
公共托育(包括学前班)面向1-6岁儿童,6:00至18:30开放,另有夜间托育中心。

关于托育费用,第一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3%(不超过1510瑞典克朗/月,约合人民币1057元),第二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2%,第三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1%,之后的孩子免费。

凡此种种,让人望洋兴叹。以上多数政策,对中国来说还很遥远——瑞典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是一个典型的高收入高福利国家。


但是至少共享育儿假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看上去,夫妻双方不可转让的假期只有3个月。也就是说16个月假期,很有可能妻子使用13个月,丈夫使用3个月——实际操作中,不少男性甚至放弃假期。

但是在招聘时,至少企业一眼望去,男性和女性的育儿假制度安排完全相同。潜在的因为生育而中断工作的风险,两性相对接近。

这和女性比男性多出300天的法定产假,带来的评估完全不同。

再看韩国,全球总和生育率倒数第一的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54%。


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自2006年以来已经推行了三轮,丝毫没有见效。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只比较假期一项。

韩国女性享有90天的带薪产假(多胞胎为120天),其中前60天(多胞胎为75天)薪水由企业支付,其余政府支付。

韩国男性享有10天的带薪陪产假。

面对这样的制度,企业会怎么选?女性会怎么选?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9年生育的韩国女性中,只有41.7%在分娩时仍然在职。而倒推一年,则有51.8%在职。也就是说,有十分之一的女性随着生育而离职。

从往年数据来看,随着孩子长大,韩国女性回归工作的进度十分缓慢。

图源:中央日报
 
当生育等于失业,有多少女性还愿意生?

3
回看中国

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

首先,这里地更大,人更多,各地发展不均匀。

瑞典人口只有1000万,比杭州人还少,全欧洲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一半。

上海的生育政策,和喀什的生育政策,不可能一样,又不能完全不一样。

其次,中国人口快速流动。

陕西的生育政策,未必能给陕西的未来积蓄人口。上海不催生,但上海从不缺人。

一直“育人”一直留不住,一直“抢人”一直爽,这样一算账,如果你是地方政府,愿意把财力投入在哪一块呢?

再次,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更多元。

站在民企的角度看,会觉得350天带薪三胎产假,让企业经营压力更大,让女性应聘难度更大。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观点,一位一胎妈妈给陕西领导留言,希望不要只给三胎奖励假,也给二胎一些假期——她说自己是一名教师,想必有正式编制。


对比各地产假和育儿假也能看出,越是东南沿海省份,假期长度越短。这些省份民企更多,制定规则时就会更顾及民企。

最后,中国确实不够富裕,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

人人希望政府以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但政府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各国福利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是从国民收入来的。而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无法支撑高额补贴。

这些复杂性我们都能理解。

只是希望,地方政府也能多理解经济学。政府难以补贴生育,寄希望于企业出力,企业趋利避害,最终会把成本转嫁给个人。

湖南省计生条例就在“修改依据和理由”中提到: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今年年初,上海市妇联也曾建议,女性产假和男性护理假合并,由夫妻共享。

并不是一个很难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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