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为什么不回家”:一个学者调研的五个认亲家庭故事

南方周末 2022-01-15 21:10
▲ 2021年7月,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历经24年寻子成功,之后,已经成家的儿子选择回到买方家生活。图为2010年6月6日,郭刚堂骑行贵阳寻子。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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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访谈一位父亲时,注意到他和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最近的一次对话已经是在半年前了。”


  • “做这个研究前,我也会认为,认亲后就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但个人的生命经验很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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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任编辑|吴筱羽


在近年来越发多见的“团圆”故事中,认亲仪式往往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分别多年的亲生父母抱着长大了的孩子痛哭,观众无不动容。但对于找回被拐儿童的家庭而言,认亲仪式却远非大团圆故事的结局,反而常常是另一个心碎故事的开端——现实远没有想象中圆满,找到的被拐儿童,出于种种原因,不少不愿回到原生家庭。

2021年7月,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历经24年寻子成功。之后,已经成家的儿子选择回到买方家生活。郭刚堂在接受采访时说,找到孩子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有挑战的开始。他表示会尊重孩子意愿,“只希望他逢年过节能一块吃个团圆饭,照张全家福”。

也有家长在认亲成功后,再次和孩子失去联系。四川人桂宏正于2019年找到了丢失10年的儿子。儿子回家后,不愿和桂宏正交流,还把他拉入了微信黑名单。考虑到孩子的学业,无奈下,桂宏正又把孩子送回买方家。

从事地理学研究的西北大学教授李钢和他的学生,从2015年开始,通过和5名已认亲的被拐儿童(认亲时已成年)的访谈,试图理解被拐儿童的不同选择。在他们于2021年3月发表的论文《被拐儿童生命历程变迁与原生家庭融入研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实证》里,将融入情况分为了三种类型:主动融入型、自主选择型和犹豫隔离型。在李钢的调研里,成年被拐者主动融入原生家庭的案例很少,他估计,这一类型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我目前接触到的屈指可数”。

“很复杂。”李钢说,孩子的回归意愿会因自身性格、个体经历,“养父母”和原生家庭情况等因素而不同。在他看来,情感的融入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妨多给双方一些适应的时间。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相关话题和李钢进行对谈。

1

艰难地找到5个案例

 
南方周末:怎么关注到拐卖儿童犯罪这个领域的?

李钢:我的学科背景是地理学,下面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其下又包括犯罪地理学。最初关注到拐卖儿童犯罪是在2011年,微博上的大V和网民们自发发起了打拐行动。当时我检索相关信息,发现拐卖儿童犯罪的独特性在于跨地域,跨省甚至跨国的,所以一开始是从地理学的空间角度,来研究这一犯罪的地理特征。

南方周末:地理空间的研究外,怎么又开始研究认亲成功后,被拐儿童的原生家庭融入状况?

李钢:我做田野调查时参加过公益组织举办的寻亲大会。有一次大会上,有十几个家庭认亲,他们在台上都非常激动,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下了台,我无意中听到有个孩子跟母亲讲,“我还要回去上班,过年了再回来看你”。台上台下的反差强烈,这个场景对我的触动很大。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之前可能有过十多年的寻找,但一下子相认,互相之间其实是很陌生的。所以从2015年起,我们开始关注这个话题。

拐卖犯罪除了跨地域性、波及地域广之外,还有长时段性,即影响时间长,对被拐儿童的影响是终生的。地理学关注的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地理,也包括时间维度以及人地关系。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运用了生命历程理论和时间地理学方法,根据“被拐”“被收养”“寻亲”“寻亲成功”这四个重大生命事件,围绕变动环境产生的影响来探讨被拐儿童生命轨迹的变迁,以及与原生家庭融入情况。被拐儿童需要更新重建其对“家”和“故乡”的认知和理解。

南方周末:在研究中,访谈对象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寻亲成功时都已经长大成人。这是有意对访谈对象作出的范围限定吗?

李钢:是的。5位访谈对象都是被拐二十多年,年龄在30岁上下。从我们的研究议题来看,是探究被拐儿童整个生命历程的变迁,如果被拐时间较短,可能没办法考察更为深远的影响。此外,选择成年人访谈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还不太稳定,我们担心会造成二次伤害,另外,也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考虑。

南方周末:从论文中注意到,你和团队在2015年、2016年、2018年都进行了访谈,访谈的时间跨度比较长,这是为什么?

李钢:这项研究的操作周期也比较长,中间也被搁置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能多联系一些案例,尽量丰富研究内容。后来一共有5位符合条件的被拐儿童和家庭愿意接受访谈。的确数量偏少,但5个案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的研究由于地方课题限制,关注的是陕西地区流出的被拐儿童。通过公益组织联系时,一部分寻子家庭由于有不少受骗经历,对我们调研的信任度不高。另外,很多人的“养父母”不愿意接受访谈,也有人由于还没回归到亲生父母那方,也不太希望他们再来干预这件事。在调研中,我们团队成员需要两头跑,和被拐儿童的原生家庭、邻居,以及“养父母”一方进行访谈,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案例。能找到这5个案例访谈已经很艰难了。

2

成年寻亲者更注重“情感回归”

 
南方周末:认亲时被拐儿童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对后续回归的选择有影响吗?

李钢:未成年人认亲后,往往需要马上面对和哪方生活的“二选一”问题,而成年人自身更独立,和父辈家庭的关系没那么紧密,因此,成年被拐者的回归意愿也不会那么紧迫。他们会冷静地考虑各种因素后,再做出决定。在我们的研究里,受访者除了有“养父母”、原生家庭外,还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这就牵扯到至少3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们会有更多元的选择。

对成年人来说,回归原生家庭,所指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回归,更是情感的回归。一部分人寻亲时的目的,就已经不是为了回到原生家庭,而是出于想知道自己到底从哪来,了解自己的身世。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研究,认亲后,被拐儿童是否愿意回归原生家庭跟哪些因素有关?

李钢:每个案例都有自己的特征,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就成年寻亲者来说,他们的选择和自身性格、个体经历,“养父母”和原生家庭情况等因素都有关系。另外,寻亲成功时被拐儿童的年龄和从被拐到寻亲成功所经历的时长,也是影响被拐儿童是否愿意回归原生家庭的重要因素。

南方周末:那他们的回归意愿如何?

李钢:我们把回归意愿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被拐儿童能够主动融入,成功回归原生家庭。这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养父母”家庭的环境比较恶劣,孩子很难有长足发展,渴望重新获得心理支持和情感归宿;二是当前生活状态不是很理想,很难实现自我价值,原生家庭又能够给他们提供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另外,家乡亲人们对孩子回归表达了“开心”“欣慰”的态度,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类是自主选择型,被拐儿童实现了情感回归,同时会注重平衡原生家庭、“养父母”以及自身家庭三方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收养家庭”条件良好,孩子从小和正常儿童一样享有同等的关爱,在心理上难以割舍和“养家”的关系;当前生活状态也不错,难以割离现有的社会关系,会选择继续在原居住地生活。

第三类是犹豫隔离型,回归原生家庭的意愿就比较低。这主要和原生家庭失去孩子、经历打击后,又发生了重大变故有关,双方都会产生心理隔阂。另外,被拐儿童自身生活状态良好,家庭成员又对其融入态度比较消极等,也会弱化他们主动融入原生家庭的意愿。

南方周末:原生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后,孩子为什么会不愿意回归?

李钢:孩子会想,家庭由于自己被拐产生那么大的变故。“家已经不是家了”,这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比如有访谈对象说,她知道原生父母离婚了,总会感到愧疚和难过。也有访谈对象觉得她妈妈因为她的失踪而过世,她会认为,家人看到她总会想起妈妈,双方都不会开心。

另外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有的孩子自身忙于维持生计,如果他们回到原生家庭,不但得不到帮助,甚至还会多了负担,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非常关键的现实问题。

当然,“犹豫隔离型”也不意味着认亲后,孩子自此和原生家庭切断联系了。大多数孩子的态度还是“相当于多走门亲戚”,原生家庭这边可能也会有一些走动,但没有“养父母”方那么亲近。也需要给他们更多时间适应吧,或者等到孩子自身、原生家庭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的关系也可能随之改变。

3

“找到孩子,才真正失去了孩子”

 
南方周末:认亲后,如果孩子无法融入原生家庭,对亲生父母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李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亲生父母找孩子,找了十几二十年,心里对小孩是有一个预期的,肯定希望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把孩子找回来,这是亲生父母坚定的使命。但现实往往跟他们的想象不一样,我们在和许多父母访谈时,他们都提到一句话,“找到孩子的时候,才真正失去了孩子”。

南方周末:这句话怎么理解?可以举例说说吗?

李钢:我访谈一位父亲时,注意到他和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最近的一次对话已经是在半年前了。他说,找到孩子后的经历就跟过山车一样。没找到时,会觉得自己还有个儿子在外面,现在他已经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后来,我也跟这位儿子聊过,他认为亲生父亲生活在山区农村,这和他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比如生活贫困潦倒,或者孩子有犯罪前科。父母总会把丢失的孩子和身边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作对比,但孩子真实的生存情况跟他们的预期也不一样。

贵州有对夫妻找了女儿14年,认亲时她已经17岁了。被拐后,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成了“问题少年”,好几次进出派出所。把孩子接回来和他们生活了没几天,孩子开始以自残相威胁,提出要回到“养父”那边。没过一周,我就看到孩子母亲的微信朋友圈发了句,“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

南方周末:孩子的状况也会影响亲生父母对他们的接受意愿吗?

李钢:对父母来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孩子能回到自己身边。只不过有时候,这个过程中内心会十分焦虑、煎熬。对上面这个案例的父母来说,他们不得不去关注孩子,但又感觉无能为力。伤害已经发生,孩子的培养期已经错过,这时候很难对孩子做过多介入。孩子的生母也跟我说,觉得孩子要不就早点找到,还有改变的机会,要不就等孩子成人甚至成婚后再找到,现在孩子的年龄,是比较尴尬的融入阶段。她当然希望能尽快找到孩子,但这是她认亲并遭遇困境后冒出来的感受。

对很多父母来说,孩子丢的时候可能才两三岁,突然冒出个十几岁甚至二三十岁的孩子,抱头痛哭后平静下来,怎么安排这个小孩,需要做更多考虑。

南方周末:从调研情况看,成年被拐者主动回归到原生家庭的多吗?

李钢:成年被拐者能顺利回归原生家庭的案例很少,保守估计比例不到三分之一,我目前接触到的屈指可数。目前来看,比较多案例是物理空间上和情感上都“回不去家”,或情感完成回归,物理空间上“不回家”,我们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回家不回乡”。

中国的父母对孩子还是很宽容,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孩子回不回来,做什么选择都会尊重他们。只要孩子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后的妥协让步,最后还是需要接受现实。

4

“情感重建是个漫长的过程”

 
南方周末:在公众的认知中,似乎认亲后孩子就应当回归原生家庭。2021年,郭刚堂的儿子在认亲后,又回到“养父母”居住地生活,受到网民的攻击。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钢:做这个研究前,我也会认为,认亲后就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但个人的生命经验很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容易忽略,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世改变,对于任何人来说,接受过程都很艰难。之后如何处理会是一个过程,需要给他们更多理解。

我注意到,在最近对孙海洋的报道中,有媒体把“买家”写成“养父母”,也受到了网民的抨击,这是我没想到的。在我的研究中,接受访谈的成年被拐者也会称呼“买家”为“养父母”,我们在研究家庭关系时,还是会从“养父母”的角度上来看。从情感上,他们之间相处那么长时间。关系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用“买家”这个词就能划清关系。

孩子的被拐年龄和时长对这种认识影响很大。也有在一两岁被拐,十来岁被找回来的儿童,成功回归了原生家庭。他们在长大后,认为自己的童年活在欺骗中,“养家”的“爱”背后藏着一把“刀”,如今回想起来都称呼“养家”为“买家”。

南方周末:还会继续在这个主题下做研究吗?

李钢:这5个陕西拐出的案例数量还是比较少,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目前还是很有局限性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经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全国,参加寻亲大会和开展田野调查,采集了上百位寻亲者的信息,会做进一步的调研。

在已经认亲成功的十多个家庭里,我们2021年7月在贵州对这些家长进行了访谈。目前,我们的研究侧重于拐卖事件产生的多维度影响,比如对原生家庭的影响,包括成员生命历程、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再生育决策等等。

南方周末:你之前提到,认亲时被拐儿童是否成年,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之后是否会对未成年人的融入情况进行研究?

李钢:是的,我们的研究将在空间范围上扩大外,还会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延长。比如小孩可能是未成年,我们希望在孩子成年后,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件事时再去回访,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另外,一些认亲后,目前没有融入原生家庭的被拐儿童,后面也有可能融入进去;又或者现在融入了,后面又会保持一定距离,这都有可能。我们希望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等3年、5年、10年再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不一样。这不是一个“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单项选择,而是一个长期的情感重建过程。

南方周末:不论父母还是孩子,认亲都不是他们团聚的终点。

李钢:对任何人来说,认亲后怎么处理双方的关系,都是很艰难的抉择。我也希望在这里呼吁,认亲后,在大家鼓掌喝彩、热泪盈眶外,也需要社会援助力量跟进。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来说,需要给他们的心理建设提供帮助,同时还要对因孩子被拐,多年苦寻而生活陷入困境的父母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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