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现实与理论构建之间: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学

政治学人 2022-05-15 09:21


作者简介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领域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最重要的研究分支。就议题与理论而言,比较政治学自21世纪以来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国家理论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转换,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与国家认同不仅成了主要的研究议题,而且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第二,政体与转型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化研究、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民主研究以及关于威权政体的研究齐头并进,形成许多重要发现。第三,政治制度研究完成了从粗放研究到精细研究的转向,全面转向新制度主义,宪法工程学随之开始兴起,高度分裂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宪法设计成为热点问题。第四,政治冲突与内战议题实现了理论化,而不再是停留在现象描述上,关于族群与宗教冲突、政治暴力以及内战的比较研究成为新热点。总之,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学走在政治现实与理论构建之间,更多表现为政治现实驱动的特点。如今,面对全球政治新现实,比较政治学仍然面临着能否给应对政治现实提供有效理论的挑战。

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现象的比较研究,通常是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解释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提供一套基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尽管对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学的精确定义并无共识,但学术界大体上对比较政治学学科属性的理解是大同小异的。比较政治学通常被理解为:(1)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重要分支;(2)采用基于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方法,而非纯政治哲学式的探讨;(3)关注不同国家国内政治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而非不同国家之间的互相关系。


英美主流大学的政治学学科设置一般包括四个方向:本国政治、比较政治、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这里的本国政治在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在英国就是英国政治。相对应地,中国大学的本国政治就是中国政治。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本国政治可以视为比较政治的一部分。这一理解包括了三层含义:(1)美国学者研究美国政治就是本国政治研究,而别国学者研究美国政治就是比较政治研究,所以两者并无明确界限;(2)美国学者研究美国政治时,只要他们强调美国政治的特点或特性,那一定是跟别国相比而产生的特点或特性,所以本国政治研究其实自觉不自觉地在采用比较研究政治的理论与方法;(3)本国政治中常见的议题、理论与方法跟比较政治中常见的议题、理论与方法,具有较高的重合度,或者说,若以比较政治学作为学科背景,本国政治研究常常并没有特殊的议题、理论与方法,而只是比较政治学的一般议题、理论与方法在本国政治情境中的呈现。由此可见,除了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两大板块,政治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比较政治学范畴。


一般认为,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首先兴起于“二战”后的美国。“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面临着如何实现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问题,加上随后形成的欧洲与全球冷战格局,美国在战略上有着充分的需要去了解美国以外或西方以外的全球政治与国别政治。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对美国政治学界来说,美西战争推动了国际政治与殖民主义的比较研究,“一战”和俄国革命推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区域性研究,“二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去殖民化运动推动了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国别、区域与比较研究。一言以蔽之,比较政治学在美国兴起的首要原因,乃是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战略需要。显而易见,要想跟别国进行有效博弈,要想有效影响别国的前提是了解别国政治。类似地,全球其他主要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今日的中国,也有着类似的国际政治上的战略需要。但问题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既非全球领导者,亦非地区大国,这些国家的多数研究型大学如今都在其政治学系或政府系开设比较政治课程。他们这样做,固然有国际政治的战略需要,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了解世界各国政治还跟这些国家——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有关。许多学者研究比较政治的初衷乃是探索如何能够拥有良善的政治秩序和更好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比较政治领域的诸多关键议题,包括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民主化、有效国家构建等,都与此有关。这是比较政治学在全球兴起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当然,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不全是人类政治的现实需要或实践需求,也可以是由纯粹的理论与知识好奇所引发的。比如,人类最早的比较政治研究文本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这部作品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对古希腊诸城邦进行的比较政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比较政治研究,尽管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但更多源于知识上好奇心的驱使。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人类常常对未知世界抱有深刻的好奇,渴望用理性的力量去理解许多未知领域。拿今天来说,过去半个世纪,英美大学既有塞缪尔·亨廷顿这样的关注重大时事与世界格局的著名政治学者,又有许多在公共领域并无多少知名度的重量级政治学者,后者同样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有效的知识与理论,而这些学者很多都把求知和求真本身视为目的。这是比较政治学兴起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抽象地看,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理论构建本身的推动。


基于对社会科学一般功能的理解,比较政治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可能有着四种基本功能:描述(description)、解释(explanation)、预测(prediction)和指导(instruction)。这四种基本功能还关系到我们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成就的评价标准。比较政治学的描述功能,是指它需要描述全球范围内国别的或区域的政治现象,即这些国家或区域在政治上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比较政治常常较为重视描述这些政治现象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当然,仅仅描述是不够的,比较政治学还需要对国别的或区域的政治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即解释不同国家在政治现象上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原因。以《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为例,该书开篇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为何威权国家会走向民主化?如何解释民主国家的形式、动力与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内战和革命会爆发?”比较政治学需要对诸如此类的基于跨国比较的政治现象做出理论解释,确定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任何时候理论跟理论都是互相竞争的,任一理论的解释力也往往都是有限的。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现象。进一步说,在对过去政治现象做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雄心”是要能够根据过去预测未来。但如同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比较政治学在预测功能上往往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方面,它始终面临着现有理论解释是否足够有效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还难以避免变量太多的问题,即在经验世界中导致重要政治现象发生或不发生的变量,往往难以被现有解释模型穷尽的难题。比如,美国比较政治学界的一个尴尬处境就是,主流学界完全未能提前预见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解体和冷战体系的快速终结。除了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三大基本功能,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还被期待能够给某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与政策上的建议。当然,这一点的难度可能要比预测还高。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标是对21世纪以来全球比较政治学的议题与理论进行综述和评论,同时探讨比较政治学面临的挑战与可能的前景。当然,一个长期发展的学科犹如一条流淌的河流,我们很难根据某个时间点将其人为截断。总的来说,21世纪的比较政治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冷战时代比较政治学的延续和发展。对21世纪比较政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许多议题和理论,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


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第一个“半个世纪”。总的来说,比较政治学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大致上跟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的一般发展相同步。比较政治研究同样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系统论的流行与衰落、理性选择范式的崛起以及政治制度主义的回归。到了20世纪末,比较政治研究既面临着科学范式的继续推进,又面临着政治理论对科学范式和价值中立原则的反思,总体上呈现出研究范式更为多样化的特点,量化研究的大规模兴起、质性研究中比较历史分析与历史社会学路径的盛行以及后现代主义和诠释理论的出现,都表明没有什么研究范式与理论路径能够“一统江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比较政治学迈入了21世纪。毋庸置疑,21世纪初的比较政治学离不开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格局,包括全球化的深入、波及主要地区的民主化浪潮、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现象的兴起,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等。随着新现象与新议题的层出不穷,比较政治的原有理论可能已经不足以解释各种复杂的政治现象,无法回答各国政治现象相似性与差异性背后的真实原因,比较政治学的新议题和新理论亦随之兴起。


这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关注21世纪以来的国家理论,第二部分的重点是政体与转型领域的研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政治制度领域的研究,第四部分聚焦于政治冲突,第五部分则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国家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国家理论及其国家理论学派的兴起,是最近三四十年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现象之一。尽管国家理论领域的很多奠基性学术成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已经出现或完成,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议题的发酵和繁盛主要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以1998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为例,尽管该书把“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第四部分),但该部分并没有专章与专节讨论国家理论,该书的第一部分“学科概况”和第六部分“政治理论”亦没有把国家理论视为一个重要问题,而仅在该书第五部分“国际关系学”中有一节讨论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但所引文献主要以国际关系文献为主,而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理论的主流文献。换言之,时至1998年,许多主流的政治学者与比较政治学者仍然没有把国家理论视为政治学或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但是,仅仅9年之后,2007年出版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就把“国家与国家形成——政治同意”(States and State Formation: Political Consent)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设置四章分析国家与国家形成这个理论主题。根据比较权威的全球英文学术论文检索系统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数据,国家理论的关键词——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从20世纪末就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并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趋势(参见图1)。


国家理论的兴起,同样受到了理论供给(理论构建)与现实需求(现实政治)两方面因素的推动。这里的理论供给,是指该领域涌现出了一批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为代表的重要学者,他们的代表性论文与专著成了该理论的标杆性作品,推动了这一领域的议题形成、概念发展、理论构建与经验研究。蒂利1975年主编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明确了国家形成或国家构建作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位置,蒂利1990年出版并于1992年修订再版的专著《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更是明确提出了军事竞争与战争推动国家形成的理论,即国家发动战争(state-making-war)和战争塑造国家(war-making-state)的互相推动。斯考切波1979年出版的专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尽管主题是社会革命,但她很明确地引入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应用了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等新的分析概念,由此推动了国家理论领域的研究议程。另一个更具标签意义的作品是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西达·斯考切波1985年主编的《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这是一部国家理论的论文集,也是一批国家理论领域顶尖学者的集体成果。有人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国家理论的全面崛起和“找回国家”学派的逐渐形成。国家理论的兴起还是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现实政治需求的拉动。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原先的比较政治主流理论已不足以解释许多国家——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主因之一就是国家理论的缺失。首先,当时的主流比较政治理论对国家是熟视无睹的,国家被视为当然现象。这是因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但对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参见图2)。其次,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奉行的是消极国家观,其长期以来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约束国家,而没有把国家本身作为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或者说很少把国家本身视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最后,其他的重要议题,比如民主、民主化、军政关系、政治稳定或政治秩序等,占据着当时比较政治理论的研究主流,国家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实际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诸种问题,不仅是民主问题或自由问题,而且也是国家发育不足、国家构建尚未完成、政治认同难以塑造、国家能力低下的问题。比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4年指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这就使得国家理论的兴起有了现实政治的重大需要。


迄今为止,国家理论领域已经涌现出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其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国家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的兴起,包括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主要议题与理论框架,从而为理解世界政治与国别政治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众所周知,基本概念是一座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往往还决定着议题设定与分析框架。如今的国家理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基本概念体系,包括国家(state)、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与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与有效国家(effective state)、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这些基本概念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国家理论已有文献的分析框架绝大部分都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这几组基础概念要么是这些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要么是这些研究中的自变量或因变量。如何解释国家形成或国家构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如何解释国家能力的高低或国家的有效性?如何解释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的形成?这或许是当代国家理论三个最重要的议题。当然,还有学者基于国家能力与国家范围的差异,以及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建制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不同,进行更为精细的比较政治研究。


其次是把国家本身作为因变量的比较政治实证研究。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形成或国家构建、国家能力或有效国家、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等因变量,然后用基于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来回答其中的理论问题。在这方面,查尔斯·蒂利是一位引领型的学者,其主要贡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把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确立为一个主要的理论议题;二是用基于经验的比较研究方法来解释不同国家在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三是把军事竞争和战争作为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的主要解释变量。蒂利的著述推动了许多类似的研究。比如,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华人学者许田波和赵鼎新都将军事竞争与战争作为中国秦汉国家兴起的主要解释变量。本文作者的一项研究也强调了军事竞争与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国家重建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这种国家重建对整个国家政体的再造。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挫败,包括政治冲突、暴力与内战,政治不稳定与政治失序,民主困境或民主崩溃,军事政变频仍,经济停滞等。在国家理论兴起之前,学术界常常基于别的变量来解释这些问题。而在国家理论兴起之后,学术界终于认识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中面临的首要挑战,不是不够民主、自由,而是缺少一个能基本有效运转的现代国家。福山后来甚至将有效国家视为政治现代化的三要素之一,其他两个要素是法治与民主问责制。在他看来,有效国家甚至还具有优先性。和平基金会所做的全球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 Index)评级,更是为我们呈现了国家脆弱、国家能力低下和国家发育不充分导致的严重治理问题。根据该基金会的评级,在世界地图上,其实存在着一个从中亚到西亚北非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类社会脆弱国家地带,或称失败国家地带。


如今,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欧美或西方世界以外的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构建。总的来说,已有研究一般认为,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或国家能力的关键变量有如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社会条件。比如,有研究认为,拉美国家的国家构建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二是基于蒂利假说,强调国家间战争和军事竞争对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的塑造。比如,有研究认为秦国的成功在于军事竞争约束下的“自强型改革”,还有研究认为战争决定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变化,等等。三是在蒂利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而是其他竞争格局——比如国家间的竞争、国家内部的战争、国家面对的其他竞争格局和约束条件——对于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的塑造。比如,有研究认为,对拉美和非洲国家来说,不是国家间战争,而是国家内部的战争和国家间的竞争格局推动了它们的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四是强调行政方面的变量对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认为,对巴西来说,早期的行政改革有助于推动其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等。


最后是把国家作为自变量的比较政治实证研究。上述研究是用其他变量来解释跟国家有关的理论问题,而这里的研究则是用国家以及跟国家有关的变量来解释其他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这里的自变量可以是国家、国家形成与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与有效国家等,而用来被解释的政治类因变量包括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民主转型、政治冲突、国家治理等。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一是用跟国家有关的变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基本观点是成功的国家构建和高国家能力有利于推动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二是许多转型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成功的民主转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尚未实现成功的国家构建,缺乏一个有效能的现代政府;三是成功的国家构建与高国家能力有助于一个社会进行政治整合,有助于控制族群、宗教、地区间的政治冲突,有助于防止内战的发生,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绩效。


今天从头回溯国家理论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在20世纪70—80年代,国家理论还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主题,今天已经被奉为经典或主流的几项代表性研究,当时还处在十分边缘的位置上。按理说,政治学本身就是研究国家问题的学科。但长期以来,比较政治研究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基于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的国家理论。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出乎意料的。在整个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中,国家问题本来就处于中枢位置。国家既关系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控制冲突与政治整合,又关系到政体转型与政治制度,还关系到公共治理与经济发展等诸问题。所以,国家问题是理解政治的关键。对于今天的发展中世界来说,国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许多国家都还面临着如何推动国家构建、如何塑造有效国家、如何强化国家认同方面的诸多挑战。就此而言,过去二三十年间,国家理论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崛起,从起因上讲是政治现实推动的应运而生,从结果上讲已然创造了大量丰硕的理论成果,从而为我们今天理解政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国家理论及其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也存在着不少亟待突破的研究局限。首先,许多研究发现,跟国家有关的变量与其他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量往往是互相影响的,甚至是互相决定的。比如,最简单的例子是经济发展与国家构建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往往有助于推动国家构建,但没有基本有效的国家,就不能控制重大的政治冲突,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就将成为不可能。这类例子说明,许多研究在理论上就不能解决国家构建与其他重要政治经济变量究竟孰为因、孰为果的问题,因而在实践上也往往难有作为。


其次,国家实际上具有双刃剑效应。这是目前国家理论的相关研究尚未进行很好处理的议题。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说法:“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现有的主流国家理论并未言明,但似乎预设了国家构建是个好东西,强国家能力是个好东西,强国家认同也是个好东西。但实际上,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与国家认同本身并不必然就是一种“善”(goodness)。从上述诸种概念到公共之善,还需要考虑其他重要变量或价值理念。因此,目前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国家理论尚未很好地处理此类议题是一大问题。


最后,有观点认为,目前主流的国家理论天然地具有国家主义倾向。强调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国家认同,都潜在地具有扩大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倾向,主张国家对社会强化整合。尽管主流政治学的其他侧面强调立宪原则、法治、分权制衡、民主与公民权利等,但国家理论本身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实际上,国家理论的相关研究很少会考虑约束权力、公民权利、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等要素。在国家理论中,这些跟制约国家有关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不是被忽视了,就是被边缘化了。因此,一种可能的担忧是,目前主流的国家理论有过分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


目前国家理论的这种主流倾向不仅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而且可能跟人类政治历史进化的路径也并不一致。比如,英美两国是19—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但它们的国家建构过程恰恰跟目前国家主义倾向强烈的主流理论研究存有较大差异。英国的国家建构过程,其实跟立宪政治、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成长是同步的。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些要素,英国构建起了跟欧陆当时的绝对主义王权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由此,英国开创了人类政治与经济的奇迹。相反,法国则在18世纪晚期走向了相对停滞与大革命。美国的国家建构过程,跟今天比较国家主义的主流研究相比,也是一个反例。在立国之前,美国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传统就非常强大,人民时刻警惕国家权力的扩张,州权在中央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中也往往站在公民一侧。美国恰恰是在这种政治传统与背景下推进国家构建的。实际上,美国的国家构建是一个时时存在的政治博弈过程,既是国家跟社会力量的博弈,又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博弈。起初,美国的中央政府居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因为在美国个人权利是很强大的,州权也是很强大的。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以中央政府亦即美国联邦政府为载体的国家构建步步推进。最终,美国的国家构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美国总体上仍然维持着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的相对均衡。


进一步说,比较政治研究从过去忽视国家,没有国家理论,到如今国家理论的兴起,甚至具有比较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是否又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如何形成更为均衡的国家能力观和有效国家观?如何平衡好国家诸要素与一个良善社会的其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式的思辨之问,也需要政治学者们在未来用严谨的实证研究去回答。


二、政体与转型:从单一到多样 

政体研究与民主转型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20世纪后半叶比较政治学的主流。1998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这样讨论政体转型研究跟当代比较政治学或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总之,在过去的10年间,可以认为对这种‘体制转型’(regime transitions)的比较分析已经成为政治科学领域的主要生长点之一。……广泛的民主化过程在当今现实世界中表现得如此抢眼,它也为政治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如果比较政治学不能以系统、可靠的研究方法来解释这个现实世界,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摒弃。”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基本上都跟学术界对民主的希望、失望与希望重建联系在一起。从“二战”结束到去殖民化的高峰时期——大致是20世纪50年代到1960年左右,是英美主流学术界对民主抱有极大希望的时期,因此该时期的学术文献基本上把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跟民主和民主化联系在一起。从1960年前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英美主流学术界对民主感到失望的时期,原因是该时期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第二波民主化的回潮,大量新兴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民主不稳定、军事政变与民主崩溃。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英美主流学术界又经历了一个对民主和民主化希望重建的时期,主要是因为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政体与转型研究,总体上是紧跟政治现实而非引领政治现实的,总体上是着眼于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趋势变迁做出理论诠释,而非进行脱离或超越政治现实的理论构建的。


这一时期的政体与转型研究总体上是以民主化为中心的,主要聚焦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主化的条件,特别是强调使民主与民主化成为可能的诸种结构性因素;二是民主化的过程,特别是强调政治精英的信念、行动与博弈对民主化的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前者更强调结构因素,而后者更强调能动因素。更一般地看,20世纪后半叶民主化研究的理论路径大致上可以归入社会条件论、政治制度论与精英行为论三种类型。社会条件论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社会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阶级冲突比较缓和,族群与宗教分裂程度较低,政治文化更现代化,国际环境比较有利,公民社会更加发达,社会不平等程度更低,市场化程度更高,现代国家构建完成得比较充分,就更可能维系民主政体或实现民主转型;反之,当上述这些基础性社会条件较为不充分时,维系民主政体或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就比较低。政治制度论凸显出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认为采用合宜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就能增进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原因是政治制度规定了政治参与者的游戏规则和激励结构,因而对民主政治具有巨大的形塑作用。政治精英行为论认为,好的民主或成功的民主转型,首先需要好的民主派政治家或政治精英。没有好的民主派政治家或政治精英,很难会有好的民主或成功的民主转型。对新兴民主政体而言,政治精英的民主信念、规则意识和克制包容,都是有助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重要品质。对新兴民主政体而言,新的政治规则总是由具体的政治人物来制定和实践的,所以,政治家怎样做便决定了实际的新政治是怎样的。进一步说,好的民主还需要政治精英的良性博弈。


21世纪以来的政体与转型研究,总体上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但同时由于全球范围内新的政治现实与挑战的出现,该领域也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简而言之,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的政治新现实主要包括:一是西方发达工业民主国家自身遇到了许多挑战,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4—2015年的欧洲移民与难民危机、2016年以后所谓“民粹主义”(populism)在西方世界的崛起、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曾经的“民主模范生”——西方工业发达民主国家——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挑战。二是第三波民主化在发展中世界呈现出一副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民主与民主化总体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东欧、拉美、东亚与东南亚、非洲高歌猛进,甚至波及中东地区,民主政体的数量与比重大幅攀升;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中,民主化已经在发展中世界出现了相当的停滞局面,一部分新兴民主政体遭遇了转型困境或民主失败,“阿拉伯之春”甚至已经演变为“阿拉伯之冬”,还有一部分新兴民主政体治理绩效不佳,2020年开始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也给许多新兴民主政体带来了国家治理的新挑战。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政体模式的大国,经过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福利和国家治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大国。这使得过去比较政治学简单地以西方标准来划分政体优劣的学术观点,遭到了进一步的挑战。


正是基于这些背景,21世纪以来的政体与转型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首先,民主转型研究从相对比较单一的模式——主要关注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转向了关注更多样化的政治图景与研究议题。总体上,21世纪的民主转型研究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学术繁盛局面,从重新理解民主的定义及其制度评价标准,到解释民主与民主化的各种变量研究,再到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政治经济效应的研究,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和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喷涌而出。根据全球英文学术论文检索系统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数据,政体与转型研究的关键词——民主(democracy)、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步增长,甚至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井喷效应(参见图3)。


具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政体与民主转型领域呈现出研究的全面性、议题的多样性、理论的丰富性,这也说明民主转型研究已经是比较政治学成熟的研究分支。举例来说,单就如何重新界定民主政体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的政体进行重新分类,就出现了大量的不同研究。这一时期的民主转型领域21世纪以来,西方内部的问题开始凸显,对自由民主政体本身的情绪由极度乐观转向部分悲观。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内部遭遇了许多重大的挑战,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特别是制造业机会的大规模流失,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在西方世界内部的兴起,美国与欧洲逐渐加剧的极化政治,等等。国内媒体常常喜欢夸大西方世界危机的严重程度,容易引发国内对西方政治的误判,但确实必须指出,很多上述问题在许多西方主要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许多美国的自由派学者视为美国民主政体的病症。2018年,两位以研究比较政治著称的学者,开始用比较政治学和民主转型研究框架思考美国政治,并撰写出版了《民主是如何死亡的》(How Democracies Die),认为美国民主已经处在某种风险之中。


最后,比较政治学21世纪以来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加强对威权政体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过去,威权政体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一种负面的政体类型,但学术界对威权政体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即便按照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威权政体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体类型。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在理论上被忽视。究竟威权政体的背后是何种政治逻辑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球威权政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有韩国朴正熙政府这样推动韩国现代化的军人统治,又有扎伊尔的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这样的让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混乱与苦难的统治者;既有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这样去世后很快成功启动民主转型的威权政体,又有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这样被推翻后难以完成政治转型的统治类型。如何理解威权政体内部的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一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革新、观念的变化,再加上统治者的不断学习,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政体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威权政治的现在,还关乎如何理解威权政治的未来。


在威权政治方面,一个代表性的概念是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黎安友(Andrew J.Nathan)教授认为,威权韧性是指在人类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背景下,有些威权政体并未像过去学界预测的那样注定走向僵化,相反,这些威权政体具有相当高的弹性,能够适应国际和国内的变化,并进行调适性学习,从而更好地维系了自己的生存。21世纪比较政治学对威权政治研究的深化,体现在一些代表性作品上。比如,米兰·斯沃利克(Milan W.Svolik)认为,威权政体需要解决两个根本性冲突:一是控制问题,即独裁者需要处理群众的威胁;二是权力分享问题,即独裁者需要面对其他精英的挑战。威权政治同时还面临两个环境限制:一是独裁者本质上缺乏独立权威,因而难以在政治精英间执行决策;二是暴力难以被排除在外。大体上,一个国家威权的历史还会为未来的民主蒙上一层长久的阴影。杰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在一项代表性研究中,通过对埃及、伊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案例比较研究,认为当威权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前就已经形成较为稳定和坚固的执政党联盟时,民主化的改革就成为了民主力量跟现有执政联盟的艰苦博弈。当然,除了这两部代表性的专著,还有许多好的研究。比如,有最新的研究认为,自由民主政体在经济绩效等工具取向上的弱势,为威权政权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一种可能影响21世纪的民主前景的新的资本主义威权正在兴起。还有研究从欧盟的视角出发,认为欧盟自身的松散结构和政策等因素,导致其面临陷入“威权陷阱”(autocracy trap)的困境。综合来看,对威权主义的研究既关注威权政体的命运,也关注威权国家的命运。威权国家的转型驱动力,一是来自全球性政治文明的影响、支配性民主意识形态的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政治观念的革新等,二是来自威权国家自身现实的治理问题。我们需要兼有短期和长期的视角,思考不同威权政体未来政治发展的不同可能性。


总的来说,比较政治学最近二三十年在政体与转型问题上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全球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有用的理论知识与认知工具。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仍然还有许多不足和缺憾。首先,政体和转型研究遭遇了结构理论与能动理论之间的张力。目前的主流文献比较注重结构因素,但很多时候,结构性因素不是决定性的,能动因素反而更重要。比如,单个主要政治家的信念与作为在学术文献中从来都被低估了。这样一来,注重结构的理论构建就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真实世界中的政治。有人认为,这就意味着需要强化对能动因素的研究。但问题是,能动理论的本质,就在于强调政治家、政治精英的行为与选择的重要性。而当政治家、政治精英这样做或那样做导致不同结果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一个理论上难以很好处理的问题。即便要研究能动因素,很多文献可能又难以避免变成讲故事式的叙事风格,或变成主要强调细节的案例研究,结果是重过程描述而轻理论构建。


其次,目前比较政治学关于政体与转型的主流研究常常以民主—威权政体两分法或者民主—两不像(中间)—威权政体三分法理解全球不同政体模式。这种类型学的主要特点是,民主本身就被视为好的、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政体,威权本身就被视为坏的、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政体。比较政治学本来就源于欧美国家,而欧美主要国家又把自己界定为自由民主政体。考虑到西方式的“政治正确”,西方学术界把类似于欧美模式的政体称为民主政体,其他称为非民主政体或威权政体,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这一类型学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可能会伤害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因为尚未开始研究就已在概念界定上事先确定了不同政体模式的好坏或优劣。第二,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官方目前都不接受这种类型学区分,甚至有人主张,这种政体类型学只是反映了西方的偏见。比如,在“巫统”一党独大时代的马来西亚,当时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就强调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性,东南亚的发展模范生新加坡走的是一条被称为“新加坡模式”的政治道路,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则强调俄罗斯是主权民主模式。为了避免现有政体类型学的不足,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引入更为中性的政体类型学标准,在放弃民主—威权政体两分法或民主—两不像(中间)—威权政体三分法的同时,可引入竞争性政体—非竞争性政体两分法。所谓竞争性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由正式的制度化竞争决定其归属,这里的竞争常常是政党之间的权力竞争;反之,就是非竞争性政体。所以,前者大致等同于政党竞争型政体,后者大致等同于非政党竞争型政体。这种政体类型学的优势是,它是描述的,而非价值判断的;它注重的是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本身,而非这种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样,基于这种价值中立的政体类型学,比较政治学应该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研究不同政体模式的基本特征、政治逻辑与绩效差异,并能更加客观公允地评估它们日后的政治演化路径。


最后,目前政体与转型研究的主流路径仍然深受物理学范式的影响。物理学范式把一种新政体视为一套机械装置,好像只要把它安装到一个社会中,它就会按照理想的机械原理来运转一样。但实际上,一部新宪法或一种新政体决非这样一套机械装置。与之相比,生物学范式把一种新政体视为一个大型有机系统的某个器官。这个器官能否起作用,还取决于与之配套的其他生命组织。从这种视角看,一部新宪法或一个新政体能否起作用,其他匹配条件的影响往往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政治家与政党如何操作一部新宪法,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此,当思考政体与转型问题时,比较政治学应该从物理学范式转向生物学范式。从根本上讲,政治系统不是一个按照物理原理来运转的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按照生物原理来运转的有机系统或生态系统。生物学范式或许要比物理学范式更能准确地把握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总之,比较政治对于政体与转型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借鉴生物学范式的理论视角。


三、制度与制度设计:从粗放到精细 

当20世纪中叶比较政治学在美国兴起的时候,正是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时期。行为主义革命,总的来说超越了政治学长期以来的哲学传统与思辨传统,而更注重对政治行为的研究,更强调科学方法和量化方法,普遍采用抽样、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来研究可以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与政治事实。比如,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合著的《美国选民》(The American Voter)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行为主义革命的一个后果,就是政治学中古老的制度主义传统逐渐遭到忽视。然而,比较政治学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是以注重制度研究著称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比较政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一项古典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为什么政治制度研究当时会出现相对的衰落呢?主要原因可能是,欧美国家到了20世纪中叶,基本的宪法框架与政治制度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普遍地从18—19世纪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走向了20世纪后期政治制度的边际改善。由此,研究政治制度看起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然而,政治制度始终是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的重要议题——无论对于欧美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重新反思政治制度主义的重要性。马奇(James G.March)与奥尔森(Johan P.Ol-sen)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称,民主的巩固与运转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且取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设计。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毋庸置疑地扮演着重要的独立角色。但整个20世纪80年代,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总体上还是比较粗放的。关于立宪政体、分权制衡、民主制度、司法审查的基本制度研究,仍然占据着当时学术文献的主流。这些研究大体上仍然是旧制度主义的风格。


而后,一种新的制度主义研究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到了21世纪前20年更是蔚为大观。总的来说,这种新制度主义研究有几个基本特点:首先,它往往是理论导向的研究,采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注重对定量方法的使用,而不是对制度进行规范的研究或描述,因而总体上是社会科学范式与政治制度研究的结合。其次,它比较注重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而非单纯强调政治制度的结构特征。比如,学术界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论战,双方都比较重视总统制与议会制下不同的政治制度到底是如何影响政治家、政治精英、政党与选民的政治行为的,从而又是如何塑造出不同的政治结果的。最后,它开始较为系统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将一个个特征各异的国家都视为特例。这也意味着跨国比较制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中,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又成了国际学界的一个新兴领域,其问题意识是:不同的宪法设计(constitutional design)与政治制度会对民主政体的稳定和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为什么?特别是对那些因族群或宗教问题而高度分裂的社会(highly divided societies)来说,何种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对民主政体的稳定和绩效更为有利?该领域的早期代表作包括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的《民主的南非?一个分裂社会的宪法工程学》、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比较宪法工程学:结构、激励与结果之研究》以及诺里斯(Pippa Norris)的《选举工程学:选举规则与政治行为》等。


本文作者在此前一项研究中总结了宪法工程学的基本特征。“宪法工程学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进行有目的的设计,以达成某些预期的政治目标。……目前的宪法工程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五个基本特征:第一,宪法工程学认为,宪法与政治制度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并且是可以人为设计(designed intentionally)的。……第二,宪法工程学认为,特定的政治制度会导致特定的政治后果。……第三,与宪法的文本相比,宪法工程学更重视宪法实际的实施和运转。……第四,宪法工程学非常重视高度分裂社会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第五,宪法工程学的目标是塑造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根据全球英文学术论文检索系统科学网的数据,政治制度与宪法设计研究的关键词——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政治制度主义(political institutionalism)、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步增长,最近几年甚至还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参见图4)。


无论是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还是宪法工程学,目前主要聚焦于几个不同层次的制度研究。首先是关于政府形式的制度研究,狭义的政府形式是指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林茨(Juan J.Linz)认为,跟议会制相比,总统制由于双重合法性(dual legitimacy)的冲突,更不利于民主的稳定。林茨假说激发了比较政治学界对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大论战。到了21世纪,围绕这场论战,产生了大量更为精细的学术研究文献。总体上,支持林茨假说的研究与反对林茨假说的研究互相竞争,并没有形成比较确定的学术共识。21世纪以来的一个新现象是,新兴民主政体的总统制数量与比例要远远高于议会制。有研究认为,议会制优于总统制恐怕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存在着比较长期的议会传统与政党传统。否则,议会制的有效运转恐怕会遇到许多难题。相反,对于那些缺乏议会传统与政党传统的国家来说,总统制至少通过一场选举解决了最高权力归属的问题。另一个有趣的新现象是,半总统制的数量和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急剧增加。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半总统制能融合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制度优势。


其次是关于央地关系或地方分权模式的研究。新制度主义或宪法工程学研究关心的是,究竟何种地方分权模式更优越,或者说,更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有效。这个问题对那些因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区问题而呈现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于1999年出版、2012年修订再版的《民主的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一书认为,对于民主政体而言,特别是对于高度分裂的社会,联邦制或地方分权的制度安排更能包容族群、宗教与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政治适应能力。但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和安德森(Lawrence M.Anderson)等人的研究都认为,“联邦主义会强化或激化族群冲突”,“激发地区独立的渴望”,从而更容易弱化国家性和诱发国家分裂。实际上,学术界对此至今并无共识。


最后是关于选举制度与政党体制的研究。究竟何种选举制度更有利于塑造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究竟何种政党体制有利于塑造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这也是新政治制度主义和宪法工程学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关于选举制度的政治效应,学术界基本围绕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展开讨论。过去不少学者认为,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容易导致极化多党制,从而不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德国魏玛共和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比例代表制遭遇民主失败的案例。利普哈特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比例代表制要优于多数决定制。当然,利普哈特的观点也遭到很多批评。比如,赛尔韦(Joel Selway)和坦普尔曼(Kharis Templeman)最近的研究认为,比例代表制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与政治暴力。本文作者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其实已经出现了选举制度复合化的趋势。比例代表制并没有导致普遍的极化多党制。一个重要原因是,比例代表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做了改进,包括增设政党当选门槛和缩小选区规模等。


关于政党制度,比较政治学界一个长期以来的共识是,极化多党制或碎片化政党体制不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性,而强大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则能够提高民主的稳定性。但是,共识民主理论学者认为,多党制与大型联合内阁的民主模式绩效更好。利普哈特的这一观点,常常是富有争议的。有趣的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以拉丁美洲为例,总统制与多党制结合的民主政体,包括跟碎片化程度较高的多党制的结合,竟然并不会显著地削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治家和政治精英经过一段时间的民主实践与政治学习,已经深谙新兴民主政体的运作之道。特别是一党总统与多党内阁的组合,往往有助于提高总统制与多党制组合模式的稳定性。多党内阁,其实是组建了政党联盟,而这有助于在碎片化政党体制下为新兴民主政体提供稳定性。


除了具体政治制度与宪法设计的研究,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学还较为重视整体民主政体模式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总体上,最近二三十年的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制度与宪法设计领域的研究成果斐然,大大拓宽和加深了我们对于政治制度的认知。第一,目前有大量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政治制度与宪法设计是如何影响政治精英和大众的政治行为的,又是如何进一步影响特定政治结果的,进而加深了我们对政治制度与制度设计的理解。这些研究绝大多数都基于实证方法的比较研究。第二,目前的研究文献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发现,包括不同制度的特性与优劣,以及不同制度组合的特性与优劣。这些发现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价值。第三,目前的研究文献还认为,制度本身有一套逻辑,但制度与社会结构、社会情境如何匹配则是另一回事。这意味着,只有当政治制度跟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情境相匹配时,政治制度与制度设计才能发挥效力。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议会制的有效性似乎高度依赖于一个国家的议会传统与政党传统。再比如,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高度分权的联邦制跟单一制相比可能是一种风险更高的制度选择。


即便如此,比较政治学在新制度主义和宪法工程学领域的研究仍有诸多不足。首要的挑战在于,目前的研究更注重正式制度。尽管文献中反复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但在学术研究中,在技术上处理非正式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宪法或制度文本意义上的制度,跟真实政治场域起作用的、被操作的制度,往往存有较大的差异。问题是,如何对非正式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研究呢?这仍然是一个学术上的难题。从更实际的角度看,任何文本意义上的制度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制度,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真实世界中起作用的制度,固然是以宪法或制度文本为基础的,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们究竟是如何运作这套制度的,而这是目前的比较政治学在理论上还很难有效回答的问题。


其次的挑战在于,目前比较政治学对于所谓威权政体的制度主义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提到,关于威权主义研究是最近一二十年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点。但相比于民主政体的研究,关于威权政治具体制度的研究仍然远远不够。当然,竞争性政体与非竞争性政体的类型区分或许是一个更好的类型学,更具价值中立的特点。但究竟如何研究非竞争性政体条件下的具体政治制度与宪法设计,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按照目前主流研究,非竞争性政体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君主制、军人统治与文官独裁。但不少研究认为,政党国家体制是非竞争性政体的一种主要类型。无论如何,目前比较政治学对当代非竞争性政体条件下政治制度的研究尚显不足。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以便从整体上提升我们对非竞争性政体整体运作的认知。


四、冲突与内战:从现象到理论

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没有哪一个社会可以避免发生冲突。早在2 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讨论了古希腊诸城邦的贫富冲突,并认为这种阶级冲突会对实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欧美国家越来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有产者与无产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演化。但有趣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和福利国家对于下层民众生活的改善,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冲突或阶级冲突,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尽管在绝大多数欧美国家占有重要位置,但并没有成为颠覆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财产制度的主要政治冲突。到了20世纪末,冷战体系终结之后,甚至有学者怀疑:阶级政治在欧美国家是否已经终结了?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体系终结了,但历史并未终结,阶级冲突亦未终结。特别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随着全球化引发的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利益不协调,欧美国家的贫富冲突再次受到广泛的关注。美国所谓的“前1%问题”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凸显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分裂和阶级冲突只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分裂与政治冲突。按照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恩·罗坎(Stein Rokkan)的研究,两场革命——国家革命与工业革命——驱动了四种主要的社会分裂结构,分别是政教关系分裂、中心边缘分裂、有产者与无产者分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分裂。这为我们理解社会分裂结构与政治冲突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可谓意义重大。冷战体系结束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冲突中,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比例大幅上升,而这两种冲突往往又掺杂着语言与地区因素。在东欧、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族群与宗教冲突正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这里的族群冲突一般是一个社会内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而宗教冲突一般是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


从比较政治学研究文献来看,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已成为最近二三十年增长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1985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出版其大部头学术专著《冲突中的族群》时,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还是比较政治的新鲜领域。霍洛维茨当时甚至这样说道:“直到最近,社会科学在族群冲突领域依然毫无进展。”但如今,这一领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二三十年间,族群政治研究领域已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族群政治的研究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包括霍洛维茨的后续著作《致命的族群冲突》、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族群清洗》、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的《族群暴力的地理学》、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等。这一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聚焦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与区域研究,比如斯蒂文·威尔金森(Steven I.Wilkinson)的《投票与暴力:印度的选举竞争与族群骚乱》、金斯利·莫格鲁(Kingsley Moghalu)的《卢旺达大屠杀:全球正义的政治》、丹尼尔·波斯纳(Daniel N.Posner)的《非洲的制度与族群政治》等。鉴于族群冲突在整个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突出地位,知名出版机构罗特里奇(Routledge)还发起编写了《族群冲突手册》,更是彰显了这一研究议题的重要性。


莫妮卡·托夫特2003年的一项研究认为,现在几乎2/3的武装冲突都包含了族群因素。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等人2009年的论文则提供了关于族群冲突的一组基本数据。在“二战”后的50年间,全球范围内共爆发215次较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其中110次跟族群因素有关,说明族群冲突占所有较大规模政治冲突的比重超过50%。在所有非分离主义的政治冲突中,约1/3是族群冲突;在所有分离主义的政治冲突中,95%都是族群冲突。根据全球英文学术论文检索系统科学网的数据,族群政治研究的关键词——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作为学术文献关键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攀升,并在最近几年里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参见图5)。这足以说明族群政治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可见,族群冲突是族群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那么,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族群冲突呢?现有研究文献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第一种理论路径关注的是族群冲突成因的源头与基本机制,包括三种主要理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和建构论(constructivism)。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入手,提出了各具解释力的理论,但同时各有不足。原生论的解释几乎把族群冲突视为多族群社会的天然特性。存有诸种基本差异的个体与群体之间本来就有可能导致冲突,冲突几乎就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工具论的解释把族性(ethnicity)、族群动员、族群认同和族群冲突视为达成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族群政治也就被视为达成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建构论的解释基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贡献,即认为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借鉴这种理论,族群也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都是政治想象的产物,或者说是人为建构出来的。由此推断,族群冲突也具有人为建构的性质。在这三种理论路径之下,学术界还发展了许多解释族群冲突的具体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族群结构、历史恩怨、安全困境、资源争夺、国家能力、民主转型与政治动员、文明冲突等等。


如果政治冲突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一般就会引发暴力。所以,比较政治学对于政治暴力的研究,往往是跟政治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在所有政治暴力中,最严重的一种大规模政治暴力就是内战。过去,内战常常是历史学家的研究主题,比如关于英国内战、美国内战、西班牙内战、中国内战等的研究,都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学学术成果。但在政治学界或比较政治学界,内战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1世纪以来,内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日益引起了比较政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2000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项目试图发现内战背后的决定性变量。研究发现,内战的爆发大体上跟如下关键变量呈正相关性:财务资源获取的容易程度、反叛的机会成本、基于人口和地理因素的军事优势、怨恨、人口规模、距上次内战的时间等等。进一步说,如今关于内战的研究又有了许多重要的新进展。比如,有学者批判了过去那种认为在政治体制薄弱的过渡政权推行多党选举会带来冲突与内战的观点——通过对后冷战时期一些非洲国家的案例研究,提出威权体制面临强大的在野党的威胁,提供多党选举的机会是化解内战的方法。这些国家即使进行了选举,仍可能在选举后爆发冲突与内战,但选举并不是引发内战的直接原因。


如何缓解容易导致大规模暴力甚至内战的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呢?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提供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路径。首先是政治社会学路径,即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最终会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与政治认同,改变人们对于宗教与世俗、政教关系的看法,从而有利于缓解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其机制包括现代化推动的政治认同的转型,从族群、宗教和地方性认同转向更大范围内的政治认同,现代化会促进政治整合、经济融合和文化转型等。其次是政治制度路径,即强调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对族群冲突的缓解,其核心机制在于有效的制度设计可以为政治精英提供跨族群、跨宗教的政治激励。比如,尼日利亚的总统选举制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一个政治家想要在第一轮选举中当选总统,他需要赢得至少2/3州的25%选票。这一制度安排提供了强有力的跨族群激励。再次是政治过程与精英行为路径,即强调政治精英对于转型与政治运作过程本身的管理,可以缓解族群冲突。最后是外部干预者路径,即强调超越冲突双方或几方的外部干预者——可以是联合国,可以是原宗主国,可以是全球主要大国,可以是强大邻国等——通过对族群冲突的干预而化解族群冲突。


尽管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在族群冲突、政治暴力与内战的研究上颇有成果,但这些成果是否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这些冲突,恐怕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来看,一个族群冲突严重、暴力频仍的社会,跟一个族群关系和睦、和平有序的社会之间的差异,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明程度的差异。控制一个社会的政治冲突水平或暴力水平,往往是个系统工程。从积极方面来看,人类的冲突与暴力水平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是在不断降低的;但从消极方面看,冲突与暴力可能始终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固然,国家构建的进展,政治整合的推进,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都大大有利于控制一个社会的冲突水平与暴力水平,但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很难在这些方面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人类政治生活的永久和平与和睦共处是人类的政治梦想,即便人类已经在理论上对理解政治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人类离完全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与和睦共处的政治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结语:比较政治学如何面向未来?

1983年,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出版了《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主流理论与范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书的出版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的相当成就,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多数民众仍然陷于贫困之中。时至今日,比较政治学以及关于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是否也陷入了某种“贫困”呢?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比较政治学的成果与绩效。如果把比较政治学的成果与绩效界定为产出多少论文与专著,把学科本身当成目的,这也是一种评价方式。但是,比较政治学不单是一个圈内人的学术游戏。比较政治学的目标与使命,应该既是理论上的成果与贡献,又是实践上的成果与贡献。比较政治学的最终使命,指向的应该是人类政治秩序的良善化、政治规则的文明化与政治生活的持续改善。


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至今,大约经历了3/4个世纪的时间。如果说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功能是描述、解释、预测与指导,那么迄今为止,比较政治学在前两项功能即描述与解释上的贡献非常大,但在后两项功能即预测与指导上看起来似乎表现平平。当然,对比较政治学或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要求其更好地扮演预测与指导的角色或许都是过于苛求了。因为几乎任何社会科学学科在这个问题上都会面临严肃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社会学,即便能提供大量富有价值的知识与理论,掌握此种知识与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据此建设一个经济发达、高度法治化、和谐有序的国家,恐怕绝非易事。比较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其他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面临的共同挑战。


综合来看,冷战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学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始终关注重大政治问题,并关注现实政治的改善。无论是国家构建、民主转型,还是制度安排、政治冲突,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比较政治学试图通过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来为现实政治的改善提供知识与理论上的贡献。因此,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比较政治学,并未放弃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关注,并未放弃以理论和知识来改善现实政治的希望与努力,并未向许多时候困境重重的现实政治低头,或者说,比较政治学并未走向“躺平主义”。


第二,比较政治的主流议题是不断演化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现实政治的演化。因此,驱动着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构建过程的是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比较政治学通常游走于政治现实与理论构建之间,但政治现实往往对学科发展更具主导作用。对过去二三十年的比较政治学来说,理论演化和理论构建本身的逻辑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现实政治变迁的推动。如今,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的政治新现象、新现实与新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软弱无力、新兴民主政体转型遭遇难题或者不完全的转型、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在欧美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兴起等——还在不断地推动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


第三,比较政治学始终面临着知识有效性与理论滞后性的挑战。在这方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拷问是:为何欧美的主流比较政治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并未预见苏联的垮台?但实际上,比较政治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类似的特点:它们的优势往往在于解释过去,而非预测或指引未来。对于重大的政治事实,比较政治学面临的主要挑战跟其他社会科学是一样的,那就是控制变量不可控或重要解释变量无法穷尽的问题。当然,综合来看,21世纪的比较政治学对重大政治问题的预测性在提高。比如,“阿拉伯之春”启动的那一刻,不少比较政治学者持有一种非常审慎的观察态度,而不是热情地呼喊阿拉伯世界即将迎来政治上的新生。这种审慎观察态度的背后,是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日趋成熟,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判断更具预见力。


因此,今日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发展上的挑战是如何超越过去,如何超越学科已有的边界,进而为人类政治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既是理论上的问题,又是实践上的问题。在理论上,比较政治学始终要回答如何才能让理论更有效、更具前瞻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比较政治学重新反思和检讨自己的概念、议题、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比较政治学界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在实践上,比较政治学还需要更好地处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假如目前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发现是有重大价值的,如何让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成果能够被用于改善现实政治,也是一个难题。更多时候,现实政治不是由知识分子的理论构建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家、政治精英与大众的信念、行为和博弈决定的。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家、政治精英和大众来说,政治学的理论与知识固然重要,但更多时候政治行为很可能是由他们的直觉、利益与习惯所驱动的。所以,对学术界来说,好的学术研究是否能成为好的实践指南,始终是一个问题。固然,任何企图以学术研究的成果来直接指导政治现实的想法,都高估了比较政治学的影响,甚至容易走向知识与理性的僭越。但退一步讲,好的比较政治学术研究,总归要比坏的研究对人类政治发展更为有益。经由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能够通过某种知识扩散机制,有机会影响这一代或下一代政治家、政治精英与大众。所以,比较政治学长期的影响力,或许更不应该被低估。


对中国来说,比较政治学还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和学科。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高校已普遍开设了比较政治的相关课程,设置了比较政治的相关研究方向,编写了比较政治的相关教材,有的还成立了比较政治(学)系、比较政治研究中心等。中国学者也在中文与外文出版界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在比较政治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与进展。但是,跟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学界同行相比,在这方面中国与它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在整体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对中国来说,比较政治学的学科价值非常重大,因而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政治需要,又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内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知识和理论需要,还是中国知识界本身求真的知识好奇的需要。因此,有理由相信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新兴研究领域,在中国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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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现实与理论为题,旁征博引,勾勒出21世纪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图景,对国家理论、政体转型、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冲突等领域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探讨了其面临的挑战与可能的前景。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新兴研究领域,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陈晗蕾  

一审:杨明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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