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韦伊: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向法国政坛的杰出女性

活字文化 2022-06-24 16:15

左:西蒙娜·韦伊:“我喜欢大自然、鲜花和大海。”

右:西蒙娜·韦伊和她的辫子,摄于被送往集中营的前几天。


1944年4月,西蒙娜·韦伊和家人被押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党卫军在新来的囚徒的手臂上文上编号,并将处于惊惧之中的人们送往一间间砖砌的长条棚屋。


劳役期间,面对那些担心亲属命运犯人的问询,卡波们(Kapo,与纳粹合作的囚犯,他们在纳粹集中营中担任领导或行政职务)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之前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人......看看那些烟囱吧,他们都进了毒气室,尸体已被焚化。剩下的就是这些灰了。”西蒙娜在自述《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中讲道“那股持续不散的味道。近在咫尺,挥之不去......”


在奥斯维辛,时年17岁的韦伊,看到了人可以非人到何种程度。直至西蒙娜·韦伊步入老年,某种特殊的味道,一丝寒冷,哪怕一个幻象都能让她产生一种被她称为闪回的东西,勾起模糊而残酷的记忆。这种情况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有时,一个起初看起来非常正面,甚至是幸福的画面都可能会引发焦虑。哪怕看着一群孩子都能把我带回大屠杀的年代。”

西蒙娜·韦伊在集中营总共待了十三个月,而多的是比她待得更久的人。韦伊的母亲在1945年解放前夕死于伤寒,父亲和哥哥被送往立陶宛后再也没能回来。韦伊和妹妹活了下来,但妹妹在战后不久就死于车祸。

在西蒙娜·韦伊看来,没有什么能和这段经历相提并论。“在我们能读到的和人们能写出来的东西与那种绝对的恐怖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刚刚出版的自述《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里,韦伊如是说。


战后,韦伊带着无法抹去的记忆创伤前进,她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和政治学,之后进入政界。1954年,她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法官,并处理了阿尔及利亚的监狱问题;1974年,韦伊担任法国卫生部部长,主持通过了“韦伊法案”(《自愿终止妊娠法》)。西蒙娜·韦伊为法国女性争取到了自愿堕胎的权利。2008年,韦伊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2018年7月1日,在西蒙娜·韦伊逝世一年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了西蒙娜·韦伊和她的丈夫被安葬于先贤祠的仪式。这是法国人对国家英雄的礼遇,韦伊也因此成为史上第五位葬于先贤祠的女性。马克龙在他的致辞中说,韦伊为女性权益、和平与欧洲作出的斗争印证了她对“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信念。

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和丈夫安东尼(Antoine)的棺木进入先贤祠,2018年7月1日,巴黎 ®REUTERS/Philippe Wojazer


西蒙娜·韦伊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是赋予法国女性堕胎权的立法者,也是致力于实现欧洲和解与团结的政治家。然而,一生的荣耀也难以抹去的,是她作为集中营囚徒的文身:78651。

《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作者:[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2-6

活字文化策划的新书《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根据西蒙娜·韦伊纪录片整理而成。这部自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杰出女性坚韧不拔的灵魂。而在这强有力的性格背后,是惨痛的集中营遭遇。虽然我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韦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带着伤痛前进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脚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

除此以外,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视角也是馈赠给读者珍贵的礼物,当她谈起自己的遭遇、挣扎和努力时,是在用个人的经历书写一段历史,云淡风轻之下有一股深邃而超拔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助她走上政坛,也是这股力量打开了女性被压抑的种种可能。

《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作者[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2-6

书 摘
这个时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空白。我至今都无法将其还原,也永远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去了解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一些人对我们深表同情。他们很想和我们聊聊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总在担心说得太多或太少。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遭遇毫不在意的人,听到一些冒犯或粗俗的评论。每到夏日,当我和姐姐身着短袖的时候,手上的编号就会显露出来。这时,就会有人议论纷纷。“我还以为他们都死了”或“哎哟,居然还有活着回来的啊”。他们心里想的大概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在法国,这么多年来,这类奇怪的,尤其是关于我手上文身的言论一直未曾消失过。在德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一位法国的领事曾问我手上文的是不是衣帽间的号码。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假如这是个人》(Si c’est un Homme) 一书中也描述了归国后遭遇的可怕误解。
回到巴黎后,一个我很喜欢的朋友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肯定遭受了不止一次的侮辱......”我本不该因此痛苦或背上包袱。
诚然,集中营内确有强奸犹太妇女的事情发生。但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纳粹的排犹主义在这方面倒是保护了我们。与犹太妇女的任何接触都是被禁止的。
战后,人们对这种事情的好奇心和饱含怀疑的异样眼光深深地冒犯了我。这种眼光让回归蒙上了阴影。
后来,在我与法国—以色列中心(Maison France-Israël)的一群犹太年轻人辩论时,这种怀疑再次出现。他们中的一个人曾当面问我:“您到底做了什么才得以活着离开集中营?”这不啻问我为了自保,到底杀了多少人。
那天,虽然身体抱恙,我仍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就是不想听我作答的人也只能听我发言。


在童子军伙伴的帮助下,丹尼丝·雅各布在十九岁时加入了里昂地区的抵抗组织。她在为格利耶尔地区抗德游击队运送电台的任务中被德军抓获。德国人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只字未吐。她以化名的身份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那列火车送往集中营的囚徒被称为“46000批次”,后又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丹尼丝·雅各布于1945年4月获救。(摘自《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P116

不过,当集中营的幸存者们相聚之时,他们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存在感。人们本想杀掉他们,但是他们依然活着。他们的对手输了。多少年了,这种事情我们看得太多了。讲出我们的经历真的很有必要。
未曾经历过的人很难明白。他们可能认为我们的讲述有一种残酷和愤世嫉俗之感。可对我们而言,这是表达的唯一途径。
我仍记得,一次,我们几个集中营幸存同伴们一起前往里昂拜访另一名同伴。一行十来个人坐在一列没有包厢的列车里,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着当年的事情。同车的旅客恐怕都会诧异于我们所用的那种残酷而愤世嫉俗的语气。



集中营的经历留下的烙印极深。这是一种感官性的、不可抹去、难以描述的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进警局,害怕碰到穿制服的人,害怕穿越边境,生怕会遇到什么问题。与此同时,我又特别想挑战权威。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当时没有足够警醒,没能料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坚信自己处于保护之下,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活在这种恐惧中,哪怕我对自己的祖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直至今天,某种特殊的味道,一丝寒冷,哪怕一个幻象都能让我产生一种被我称为闪回的东西,勾起模糊而残酷的记忆。这种情况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有时,一个起初看起来非常正面,甚至是幸福的画面都可能会引发焦虑。哪怕看着一群孩子都能把我带回大屠杀的年代。
最近,我陪孙子去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他旁边有两个漂亮的小姑娘。其中的一个小女孩让我想起了巴黎或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馆藏照片上的孩子。只要想起这些照片,我就会心如刀绞。
这些照片都是在那些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家庭所遗留的空屋中找到的。照片里的孩子们大多盛装打扮。这是当时照相的习惯。那时,人们往往在婚礼和家庭节日时才照相。
在比利时梅赫伦(Malines)的纪念馆中有很多这类照片。上面的孩子都为了照相而盛装打扮。在这个纪念馆的墙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随着战争的发展,照片上的面孔越来越少,家里的人被一个个送去了集中营。最后,只剩下一张脸,要么是个被藏起来的孩子,要么是个幸存的大人。这些盛装打扮的孩子,他们那无可挑剔的发型和水手服,对我来说是一幅幅极为美丽也极难忍受的画面。
那些被藏匿起来的孩子也同样是受害者。我的一位堂姐妹,我父亲的一个侄女就是个例子。她在战争中被家人藏起来了,想和我谈谈这段经历。这是件痛苦艰难的事情。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亲人们是怎么去世的。无从想象就更加难以承受。真相过于残酷,异常恐怖。在我们到达比克瑙后,没过多久,那些久在集中营的前辈,他们通常都是些极端现实的人——恐怕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说法了——就告诉了我们真相:从烟囱里排出来的烟便是我们曾经所识之人的残余。我们在集中营的日子让我们多少能够承受并带着这种痛苦继续生存下去,我无法用接受一词,因为这种事情是无法接受的。而这些逝去之人的后代,他们,没法承受这种死亡。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还要伴随这种无知和空虚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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