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淡三年后爆火,文艺小城大理的起伏兴衰

三联生活周刊 2022-08-06 12:38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经历了疫情快三年近乎惨烈的冷清,今年夏天,大理古城再次出现拥挤人潮。这两个月,最热闹的时候,复兴路和人民路上人挤人,只能被人流推着走。目睹此情此景,我多少有些感到激动和欣慰。
自从2008年暑期旅行中对大理一见钟情后,我几乎年年来大理休假,或是裸辞后来这里休整。2016年更是移居大理,在这里生活了四五年。没想到数次停顿和选择,也恰好见证了大理的几次起落。


文 | 祁十一

编辑|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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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2008年夏天,站在214国道上看到的苍山晚霞。群山绵延高耸,云朵像丝绸一样飘浮天空,被落日余晖染成金色、粉色、淡蓝、乌白。那景象既带给人强烈的审美享受,也带来抚慰与平静,成为我对大理的牵绊之始。借用川端康成感叹京都的一句话:无论走在城中何处,一抬头就能看到山哪。
祁十一 摄
2013年春天,裸辞后的我在大理呆了一个月,思考着是否要离开北京,在大理生活。为此还在古城人民路上看过铺子——虽然并不知道卖什么。
那时的大理,虽然已经是云南传统旅游线路“昆大丽”中的一站,但和邻近的丽江相比,名气更小,商业氛围也还不浓厚。以著名的人民路下段为例,不少本地人还居住其中,路上的店铺稀稀落落,两三万年租就可以租一个铺面。摆地摊挣旅费的年轻人聚集在这条路上,挣几个月的钱就出去玩,从大理一路徒步搭车直到西藏、尼泊尔,很有些波西米亚流浪儿的气息。
我也去过双廊,在双廊的海边和本地人交谈、看院子。那时的双廊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但总体上仍是一个平静的渔村,海景客栈虽已陆续出现,但游人不算多,一晚的价格,最高也就四五百。风格则是普通中带着精致,和2014年后风格各异、精致奢华、一两千甚至四五千一晚的海景酒店不能比。
《心花路放》剧照
因为尖锐的利益冲突尚未出现,当时本地人和外地人尚能和谐相处,但某种端倪在那时已出现。比如古城里,炒院子的人热衷于快速转手,这是已在丽江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比经营客栈来钱快多了。接盘的,要么是看到商机想赚钱的人,要么是向往云南,想拥有一个院子,一边做客栈一边过慢生活的人。他们正源源不断从大城市涌过来。
和我2011年初次看到的宁静双廊相比,2013年,双廊不断装修的院子,已算大张旗鼓。但当时的我完全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到了2014年冬天,我震惊地发现,双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此后四五年,在诸如电影《心花路放》等流行文化产品的推动下,住在昂贵的大理海景客栈里看山看水,悠闲度假,成为互联网等行业新富人群热衷于在朋友圈分享的精致生活。
至于我自己,2013年在大理呆了一个月后,某天我正在人民路上朝着苍山行走,突然脑子一激灵,意识到虽然我热爱大理,但“开铺子不是我干的事啊,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还是想做跟传播、采访写作相关的事,而传媒业的大本营、机会和我此前的工作积累,都在北京。起码在当时,我很难在一座边远的高原小城重新开始,并看到这一行的前景。于是第二天,我买了机票,飞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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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2016年冬天移居大理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媒体蓬勃发展。地域不再成为限制,人的自由流动有了极大可能。
而那时的北京,则饱受雾霾困扰,大批“环境难民”逃离此地,开始向南方迁徙。山清水秀、空气干净、气候宜居的大理,成了热门目的地,在2015到2017年间,接纳了许多一线城市移民。
祁十一 摄
相比于早年来到大理长居的“嬉皮士”和“流浪者”,这一次的移居浪潮,让大理多了“中产气质”。这一批迁徙者大多在大城市已多年工作,攒下财富和资源,来到大理后,也大多直接买房定居。由此,苍山下、洱海边的别墅楼盘销售火爆,房价在两三年里,从七八千一平飞跃至两三万,成为整个云南房价最高的地方。
还有个深刻的变化是,大理的新移民们,不再只有开客栈、餐厅、酒吧、咖啡馆等单一的谋生手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远程工作的便利,大小城市之间发达的交通与物流,让手艺人、写作者、程序员、职业股民、销售云南特产的生意人等等,都有了在大理定居下来的机会。
生活和工作方式变得多元丰富后,大理的新移民社区甚至开始内生出属于此地的可能与空间,比如教育。2010年前后,早期移居大理的人们就开始探索创新教育,将小孩放养于山水田园间,试图用应试教育以外的方式教育他们。
祁十一 摄
这些探索在2015年之后,随着大批城市中产人士拖家带口移居大理,得到发扬壮大。更多的创新学校,更丰富的生源,更多样的探索方向,一度让大理的创新学校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一些人眼里,那段时间的大理,某种意义上,称得上在经历黄金时代。
但井喷式的繁荣背后,是野蛮生长。2017年以前,海景客栈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正是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缺乏前期规划和管理,政府被动介入后,大理迎来史上最严厉的洱海治理令。
那次整治,算得上一个转折点。繁花似锦的海景酒店歇业后,最具消费力的人群在大理减少了很多,也连带着影响了整个大理的旅游业。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在那之后陆续离开大理的,他们将民宿、咖啡馆,以不算高的价格转让出去,重新回到大城市工作生活。
无论在城中何处,一抬头就能看到苍山,三月的苍山顶上还有雪(祁十一 摄)
他们的转让或许算及时,因为2020年疫情之后,无数民宿餐厅咖啡馆苟延残喘,想转让也无人接手。
过去两年,看着身边许多客栈接连数月无人入住,餐厅、酒吧人烟寥落,当时身为写作者的我,虽不曾遭遇压力,但有时在古城里走一走,看到原本热闹的街道上,到处是贴着“转让”“转租”的铺面,满目萧条,难免不感到难过与肃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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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谁也没想到的黑天鹅。过去两年,大理的旅游业总体堪称凄凉,稀稀拉拉的人群,越捂越紧的钱包,成为典型景象。人们即便来到大理旅游,也只是看看洱海和苍山,消费仅限于基本吃住。“很多人都不愿意花钱了。”在大理开店的朋友们说。
除了少数高端酒店餐饮,这两年的大理旅游从业者多是艰难度日。许多客栈老板开始交不起房租,甚至想无偿转让,只要下家能付接下来的房租,以便自己从房东那儿拿回数万的押金。本地房东们目睹着一切,或主动或被动地减房租,彼此勉强维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做保洁、前台的本地人和嘀嘀司机们的失业和收入减少。
今年五月的大理人民路(祁十一 摄
七八月是大理的传统旺季,到了今年,它到底旺不旺得起来,直到6月,人们心里都还没底。去年夏天,大理的旅游也是在7月开始火起来的,但因为全国各地疫情突袭,一切又降至冰点。我认识的一位抖音博主,是做云南高端团体游的,去年七月就经历过,刚收获了1000万的订单,但因为疫情,只能又一单单退回去。
今年的人,多少有点像大理夏天的雨,泄洪般突然就猛扎到了大理的街头。
或许是三年了,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出门旅行;或许是学生们放暑假了;或许是今年异常的高温,让凉爽的云南大受欢迎。而对生活在大理的人们来说,这是久违的忙碌与收获季节。毕竟再多的诗与远方,都需要物质打底。

今年夏天大理热闹的人民路(祁十一 摄)

除了游客,媒体上“裸辞的年轻人”也挤爆了大理,他们甚至比游客来得更早。在今年的整个上半年里,我在大理见到的熟人里,有从上海来的大学校友,有在5月份北京疫情管控前匆匆过来的作家和前同事,甚至有带着孩子和保姆逃离深圳来大理游学的宝妈们。至于我自己,本来这两年一直长居成都,但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今年也已在大理呆了快半年。

一切就像七八年前的重演,人们“逃离北上广”,在大理寻找新生活。这一次,蜂拥而来的年轻人们和早期游荡在大理的“嬉皮士式”年轻人又不同,作为“数字游民”的他们,是远程办公者,是自由程序员,是博主,是摄影师……他们让现在的大理又多了些自由职业的氛围。

做民宿的朋友则观察到,即使把时间的尺度缩短到这两三年来比较,今年暑假来大理的人们,也和往年很不一样。比如对待疫情,去年听说疫情来时,人们都想赶紧回到大城市,生怕回不去了;但今年,得知疫情反复,大家干脆就地留下,不回了,在大理先呆着吧。
于是这个夏天的大理,来了的人不走,新的人还在不断地涌入。远在西南高原的小城,再次成了一个风向标,精准反映出一二线城市人群的精神动态。






排版:耿耿/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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