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地位边缘的并州,为何在魏晋北朝时成了风云之地?

国家人文历史 2022-08-06 15:05


本 文 约 7600 字
阅 读 需 要 19 min

(bīng)州是古九州之一,亦位列东汉十三州。其辖区在历史上时有变化,最大时包含今山西省全境与河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并州则基本不出今山西省境。作为边地,秦汉时期的并州在政治上并不突出;可汉末三国以后,它却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当时的风云中心。

东汉末年,王纲解纽。董卓、吕布率领并州凉州军事集团悍然入京,把持朝政;此后若干年中,以董卓、李傕为首的凉州武人与吕布(并州五原郡人)、杨奉(其麾下白波军亦来自并州西河郡)代表的并州武人互相倾轧,对时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至魏晋更替,司马昭以并州六郡及司州二郡为封地,又以并州古称“晋”作为日后之国号。

影视剧中的董卓(前)和吕布(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后值晋室倾覆,刘渊、王猛、苻丕、拓跋珪、尔朱荣、高欢等风云人物纷纷自并州而建功立业。受此影响,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也先后成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及至后世,前有李唐王朝自太原而出,定鼎天下;后亦有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以太原府为根据地,建立了五代中的后唐、后晋与后汉。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总结道:“山西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的分裂时期。”这不由令人好奇:人们眼中比较低调的山西,为何总能成为乱世时的割据中心?

兵家必争之地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并州主体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地势险固,易守难攻。加之其周围特殊的地理条件,进而造就其自身的绝佳战略地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称:“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
 

东汉时期并州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并州拥有的丰富地障资源,让它一度成为中原政权阻挡外族南下的防御重地之一。对于“地障”,何世同将其归纳为三类:一是有相当长度与宽度之天然地形,能使大军通过时产生几个战略行动方案;二是有相当长度与纵深之人为阻绝或工事,能阻止或迟滞大军通过;三是有大范围、并屯驻相当战力,具有坚强防御功能的筑城地带(即“要塞”)

并州以北,“一去紫台连朔漠”,外有大漠、阴山山脉为遮掩,内有句注山、雁门郡“隔绝内外”。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蒙恬奉命率军北上,于次年“斥逐匈奴”,夺取了阴山之南的河南地;而后他又连取高阙、阳山等地,“筑亭障以逐戎人”。北方大定,秦始皇又命人在燕、赵、秦三国长城的原有基础上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雄伟长城。西汉时,汉武帝大破匈奴后,亦在并州置朔方、五原二郡,从而牢牢掌控了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

显然,并州特有的地理条件,加之秦汉时期积累的地障资源,极大增强了它的防守作用。然而,乱世之下只防守不进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并州自东、南方向居高临下,能制约河南、河北、关中等地这个优势,相对来说更有战略意义。

在经济重心尚未南移的中古社会,中原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冀州位于河北,被荀彧称为“天下之重资”,后来也成了曹魏以及北魏的王业兴起之地。自冀州向西而行,跨过“天下之脊”的太行山脉,即为并州。相对于峭壁陡立的东麓山脉而言,太行山西侧的并州地区又相对平缓,适合耕种或是屯兵。由此观之,并州不仅是河北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也同样能对它造成威胁。如永嘉之乱后,以“闻鸡起舞”而知名的刘琨坐镇并州,抵御匈奴、羯等外族长达九年之久。后刘琨败走,“大河以北,无复晋土矣”。
 

三国时期冀州、并州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并州西、南两侧,还被奔腾汹涌的“几”字型黄河弯道围住了。不同的是,其西侧多山谷,导致河道狭长,仅有八十步宽。黄河之水奔流在此,水势自然湍急,难以逾越,从而有效隔绝了塞外的羌、胡。这同样是一种地障资源。反观并州南侧之河道,自龙门而出后,便一马平川,河面也豁然开朗。这不仅保障了并州与中原地区日常商业通航的安全,也为大军南下迅速抵达关中、陇西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谈及交通优势,并州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即并州州治)表现地更为突出。这同样取决于它自身的地理条件。晋阳四面环山,不仅其自身位于太原盆地的中心,就连晋水、汾水也在此汇聚,可谓“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凭借这些山道、河道以及受河流冲击而形成的陉道,晋阳能迅速快速抵达中原各地,可谓并州及其周围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顾祖禹亦称其“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历史学家劳干先生也说:“《读史方舆纪要》好讲各地方的形势。有时对于任何一个地方都强调其重要性,因此变成了无一处不是重要,显不出重要的等次。不过就《太原府》这一段来说,确实比较其他各处的重要性更为显著……无一处虚设。”
 

河水支流汾水图。来源/张布天 《水经注地图集(上)》

从晋阳前往洛阳、邺城、长安等地的路线十分发达与方便,这便是乱世枭雄、军阀定都在此的一个主要原因。北魏自尔朱荣掌权,后分裂为东西两魏,再到宇文氏一统北方,即诠释了晋阳作为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

北魏末年,“太原王”尔朱荣自晋阳起兵,经上党、太行关抵达河内、河阳等地,发动“河阴之变”后直逼洛阳,进而掌控了朝政大权。后尔朱荣被杀,其侄尔朱兆再次从晋阳起兵控制了洛阳,杀孝庄帝元子攸;至尔朱氏为高欢所灭,孝武帝元修不满其专权,亡奔关中,投靠宇文泰,并在后者的帮助下迁都长安,史称西魏。高欢见状,遂另立孝静帝元善见为帝,迁都至邺,是为东魏。

彼时,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霸府),遥控邺城;故东魏北齐时,高氏皇帝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可见晋阳虽是名义上的陪都,却是实质上的首都。另一边,宇文氏取代西魏后,改国号为“周”。至北齐末年,后主高纬荒淫无道,北周武帝宇文邕遂从长安东伐攻齐,先克平阳,后攻晋阳,拔之。晋阳一失,北齐“首都”邺城亦被轻松拿下,北方自此一统。

民族交融之地


并州拥有绝佳的战略地位,占据此地,即可居高临下,俯瞰河南(洛阳)、河北(邺城)、关陇(长安)等地,从而快速进入中原各地。基于此,并州自汉末以降,就成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换言之,乱世之下的并州,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还是民族交融之地。论及这种情况,还要从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开始说起。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示意图。来源/何世同 《中国中古时期之阴山战争及其对北边战略环境变动与历史发展影响(上)》


秦汉时期,草原上的匈奴部落崛起,南下寇边,一度成为中原政权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在位时,卫青、霍去病横空出世,大破匈奴,此后数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昔日最强大的游牧部落,自此一蹶不振。而后,匈奴内部征战不休,还出现了“五单于争立”与“兄弟争国”的闹剧。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东汉时期。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前者率先归附东汉,并联合鲜卑、乌桓各部大破北匈奴,迫使后者不得不向西方大陆迁徙。为了解决后患,东汉政府又采取强制手段,将部分羌族、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内迁到北方。自此之后,并、凉、幽三州便成了“汉胡杂居”之地。以并州而言,五原、定襄、雁门、朔方各郡皆能看到匈奴人的身影。

东汉末年,曹操委任梁习为并州刺史。后者在任期间,提拔匈奴贵族为地方小官,又借此向他们征发兵丁,并扣押其亲属为质,“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至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扣押了入邺城觐见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并将匈奴部落一分为五,安置在并州各地。除此之外,曹操还曾转战东北,大破乌桓,迁其众,由是三郡乌丸为曹操所用,成为“天下名骑”。至于鲜卑各部,也被曹魏政权采取羁縻手段给牢牢控制了起来。
 

匈奴一分为五,几乎都位于并州境内。来源/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不可否认的是,东汉、曹魏、西晋政权在上百年的内迁史中,对北方少数民族多采取打压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完成“汉化”,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与礼仪。史载,匈奴人刘渊(汉赵开国皇帝)幼年好学,“《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其在洛阳为质子时,深受晋帝与士大夫赏识。此外,羯族人石勒(后赵开国皇帝)亦“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又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载:“(廆)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永宁中,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天子闻而嘉之,褒赐命服。”鲜卑“大人”慕容廆(前燕政权奠基者)不仅学习中原的农耕与礼制文化,还吸纳了不少汉人为其所用。故永嘉之乱后,北方“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从而为日后的燕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竺可桢先生指出:“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据其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个大的冷谷。并州尚且都出现了“州界夏霜”的现象,更别提气候条件更加恶劣的西北塞外了。极端的气候条件,致使草原水旱灾害频发,出于生存需要,越来越多的北方少数民族选择内迁进入中原。作为少数民族内迁与汉胡交融的主要地区,并州在上百年来深受胡风影响,愈发接近塞外的风土人情;加之较好的气候条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内迁以后,都乐意定居此地。

西晋末年,朝政腐败、士族沉迷享乐、军队战斗力亦大不如前。眼见西晋宗室掀起了“八王之乱”,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首的少数民族遂纷纷进入中原,灭亡了西晋。衣冠南渡后,汉人再也无力抵抗少数民族的铁骑,他们要么自发组建坞堡,艰难度日;要么选择归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沦为附庸。自此以后,北方便成了少数民族争霸的舞台。

谭其骧先生还指出:“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利用并州的地理优势)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由于少数民族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并州,所以这里往往会成为他们反攻中原的根据地。除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唐末五代十国时,也有少数民族割据于此。如开头提到的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皆是沙陀族人;至于十国末期的北汉政权,却是依附于契丹族而建立的。


塞外各少数民族与并州位置关系示意图。来源/宋杰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北汉都城晋阳非常顽固,宋军花费了很大代价才将其拿下。亲自指挥此役的赵光义深感其威胁,遂纵火将晋阳城付之一炬。而后,他又征发数万人削平了晋阳北部的系舟山山头,决汾水、晋水冲灌晋阳城废墟,彻底抹除了晋阳城的踪迹。于是乎,并州就很难再成为割据中心了。

经济缓冲之地


考察并州成为乱世割据中心的原因,当从经济、军事、地理、政治都方面综合考虑。地理与政治形势上文已述,再从经济条件看。一般情况下,河北平原地区的经济实力明显优于山西的高原地区。但也正因如此,每逢乱世,经济条件更占优势的两河流域更容易饱受战火之摧残,导致农业、手工业等一蹶不振。

反观位于“四塞”之地的并州,受战乱影响较少,比较太平。此消彼长之下,其经济文化实力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地区更为发达。所以在金元之际,山西始终是华北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屡受刀兵之灾,人口稀少,于是就有了明朝初年的大举移民。

尚武善战之地


接着再看军事条件。少数民族何以拥有强悍武力?并州能成为乱世下的割据中心,又仅仅是因为少数民族在此割据吗?

不尽然也。不妨先探讨一下少数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匈奴如何能成为秦皇、汉武的心腹大患?司马迁有过总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对匈奴或其他游牧民族而言,骑射就是他们日常生存的必备技能。

又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羌、胡各部以强者为尊,遵循着“贵壮健,贱老弱”的基本法则,可谓“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在此情形之下,他们的战斗力可见一斑。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出类拔萃,有称雄一方的潜质。

需要指出的是,游牧民族的组织是较为松散的,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可一旦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位靠强悍武力降服草原各部的枭雄人物,游牧民族被团结在一起后,其实力就会空前强盛,进而对中原政权造成强大威胁。如西汉初年的匈奴单于冒顿与东汉后期的鲜卑大人檀石槐。然而,“强者”并非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冒顿、檀石槐去世后,原本强大的草原联盟顿时就四分五裂。三国时代,鲜卑大人轲比能再次统一各部,渐成气候。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深感其威胁,不惜采用暗杀手段,遣刺客韩龙将其刺杀;而随着轲比能的暴毙,原本统一的鲜卑各部也再次陷入了混战。

影视剧中的冒顿单于。来源/电视剧《大风歌》截图

上述可见,少数民族若仅凭自身之悍勇,恐怕并不能在乱世中称雄一时。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割据并州,进图北方,也正是民族交融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一些“汉化”后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地方,会选择与地方大族合作乃至联姻。永嘉之乱后,尽管大多数高门士族都选择了南渡,但仍有一些豪强大族继续坚守北方。这在并州尤为常见。以太原王氏为例,其家族素与刘渊父子友善,还曾把女儿嫁到了拓跋皇室中。而高洋建立北齐时,太原唐庸、白建亦得到了执掌兵曹与骑兵曹之权,故时人谓之“并州赫赫唐与白”。

当然,并州士族能保证自己的地位,也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名望与经济实力;实际上,他们自汉末三国以来,便“武德充沛”,普遍拥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如魏晋时期的王浑、郭淮、温峤等人,皆文武双全,闻名一时。这并非是巧合。“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秦汉以降,并州长期作为中原抵抗外族入侵的基本盘之一。在长期的对抗过程中,并州“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养成了尚武好战之风;后来,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南迁入塞,并州士族与地方长官又吸纳了不少羌、胡兵为己所用。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凉、幽两大边地。东汉末年的悍将,如吕布、张辽、董卓、马超、公孙瓒乃至孙坚,都或多或少成长于边地作战,他们麾下也时常能见到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

并州地区多内迁胡人,也被称为“并州胡”。图为北齐徐显秀墓中出土的胡人骑士俑。来源/纪录片《太原五千年》截图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武将、士卒,虽然在骑射方面略逊于少数民族,但论战斗力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刘渊、尔朱荣、高欢等枭雄虽然割据并州,却也免不了任用一些汉人族宗主、渠帅或坞堡主。据《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元海(即刘渊)(石)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北方郡县上多是以坞堡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一些不愿或来不及逃走的豪强为了抵抗入侵,纷纷以“以险为坞、以山为壁”,建立起了坞堡。值得注意的是,坞堡中除了汉人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如冀州一带,便有“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对于这些少则几百户,多则数千户乃至上万户的坞堡,刘渊、石勒等人也想要以安抚为主,试图将他们“收编”。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交融。

如此一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会因为“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变得不再像过去那般松散。随着将帅对麾下士卒的掌控加深,其整体战斗力自然就提升了。此外,北方少数民族还学会了汉末边地军阀的作战思路。汉末军阀常用的骑兵战术,正是承袭自西汉名将卫青与霍去病。得益于骑兵的高机动性,霍去病在作战时能够长途奔袭、转战千里;一旦遇到敌军,他就一改以往骑兵多用来侦察、骚扰的习惯,采取中原步兵、车兵交战时“横冲直撞”的战法,将骑兵当作冲锋陷阵的主力,向匈奴大营发起猛攻。凭借这种快、准、狠的骑兵战术,霍去病往往能酣畅淋漓地赢得战斗,从而封狼居胥、青史留名。

东汉末年,幽州军阀公孙瓒在以数十骑对鲜卑数百骑时,就是直接冲上前去,与他们贴脸厮杀。鲜卑、匈奴虽然长于骑射,却更多表现在远程进攻上;谁料汉末军阀个个身先士卒,一骑当先,这实在让他们难以招架。民族交融的进程大大加快后,少数民族学会了这种先进的骑兵战术。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北伐,与前秦军队展开交锋。景明帝苻健之子苻生一骑当先,率军直入敌军阵营,连杀应庭、刘泓二将,使晋军“死伤千数”。而跟随苻生一起冲锋的骑兵,亦在主将的指挥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就冲散了桓温北伐大军的阵型,将其杀得溃不成军。

除了战术上的变革外,长柄武器的普及、马鞍的升高与加固、马镫的出现、铠甲的量产与重型骑兵的大规模使用……这些中原骑兵的先进作战思路与装备,亦被北方少数民族吸收;再加上他们自身骑射上的先天优势,其战斗力自然就大幅度提高了。故而魏晋以后的乱世,能时常看到北方少数民族以并州为根据地,得以在北方称雄一时。

参考资料:
1、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3、房玄龄等撰,吴士鉴、刘承干注《晋书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9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9.9
5、渠川福:《我国古代陪都史上的特殊现象一一东魏北齐别都晋阳略论》,《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6
6、黎虎:《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7
7、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6
8、田余庆:《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6
9、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1
10、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11、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5
12、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 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
13、何世同:《中国中古时期之阴山战争及其对北边战略环境变动与历史发展影响(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3
1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15、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16、劳干:《论北朝的都邑》,《大陆杂志》第22卷第3期


END
作者 | 瀛洲海客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李栋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国历好物




“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9周年纪念款”

数字藏品正式发售


活动期间购买

就能获赠价值168元“果粒历史”小程序

全年畅读畅听VIP会员

(内含《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全部电子版)

本期数字藏品一共两款

每款公开发售500份。

识别下方图片二维码
拥有“数字藏品”9周年限定款





在看”的永远18岁~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