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书房内外 ——学者小说的“空间观”及对创意写作的启示|人文

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2-08-06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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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内外 

——学者小说的“空间观”及对创意写作的启示

葛亮|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中外小说发展轨迹中,学者小说担当了特殊而意味深远的功能。其创作主体与创作题材本身所体现出的显明特征,使之天然区分于其他人群的写作。20世纪中叶以来,这类写作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处境的呈现与反思,给予我们更多观察与研究的机遇,而其中关于与学院有关的话语空间建构的阐释,成为论析这一文学形态的重要向度。笔者将以中外相关小说作品为例,从学院空间的隐喻及其与他性空间的关联,小说叙事的互文性转化及空间流动等主题逐一进行剖析,并结合自身创作体认,探讨这一写作类型为当代创意写作发展所带来的相应启示。


学者写作与学院空间的隐喻

在关注文本之前,首先需要对这一小说类型的创作群体——“学者”加以厘定。其无疑衔接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主要指征,自中世纪产生这一群体以来,知识分子即被认为是“以写作或教学,或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而后其范畴进行了相应扩张。在学者型作家的笔下,“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定义。如纳博科夫依据其作为移民作家的心得,甚而对其母国和所居国的体认,指出“知识分子”须具备以下素质: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积极参与政治事业或政治思考,强烈同情所有种族弱势群体,有强烈的正义感、绝不妥协的骨气、真正的国际精神。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先验地给予其明确的社会批判力、知识传播责任及价值规范功能,并由此确定其精英文化立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在欧美蜂起,文学作品亦逐步成为其阐释思想体系及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在美国,以期刊《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创立者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纽约知识分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中,即出现了索尔·贝娄等一系列重要作家。


而所谓“学者”, 因其所处人文环境的典型性、自足性及其思维方式的独特养成,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切片”,进而使得“学院派”写作进入人们视野。二战以后,以英国作家斯诺(C. P. Snow) 的 《院长》(1951) 和美国作家麦卡锡( Mary McCarthy) 的《学界丛林》(1952) 的出版为开端,学院派写作陆续出现了艾米斯(Kingsley Amis)、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戴维·洛奇(David Lodge) 等作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写作群体在写作取材、叙事手法及审美形式等层面表现出了其对于不同话语空间的思辨及反拨。这一点,也成为穿刺当下学者小说体系的窥口,进而为学院派创意写作的发展提供了相应启示。



学者小说的创作者,出于熟稔之故,往往会格外关注其安身立命的人文环境——“大学”或“学院”。将大学明确地置入真实的社会语境当中,已成为学院派小说的重要特色。这一特征“不管是用可以准确描写真实大学的现实主义的模拟方式表达,还是用漫画式夸张或讽刺性扭曲的文体范式再现——成为小说整体情节的组成部分”。而大学及其相应的衍生空间,在考察写作者思想指征方面尤为值得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包括以校园为核心的物理/地理空间,同时也指涉科研学术体系等抽象人文空间,而其间必然包括与之相关的运作系统。这些系统犹如一张完整而入微的隐喻网络,指向不同的地点。如美国学院作家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中,主人公作为英文系教授,其毕生之愿,都围绕着一间书房来进行:


当他在打造书房的时候,他打算定义的是他自己。当他为做书架打磨这些旧木板的时候,当他看着表面的粗糙消失,灰色的风雨侵蚀消失,露出基本的木质,最终露出花纹和质地华丽的纯粹时,他逐渐打造成形的是自己,他要置于某种有序状态的是他自己,他想创造某种可能性的是他自己。


由此可见,斯通纳在建设书房的过程中,也在建立着自身秩序,进而逐步确立自我实现的学术主体性与人生标的。这一空间对于他具有类似宗教救赎的意义,然而在现实中,他所珍视的书房,却不断地遭受着被迁徙的命运,从房间到门廊,从家庭到学校,空间不断地萎缩,以致最终不得不与同事共享。书房空间的被剥夺,书籍的无处安放,隐喻着斯通纳学术独立性的逐步丧失。如贺麟所言,“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 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它的自由独立, 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贰的学术界的先进,竭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这一学术领地节节失守的过程,无疑也应和斯通纳在大学/学院中的处境,因其拒绝而非迎合乃至苟同于学术腐败,最后在学院中不断地被边缘化。其间,他为坚守信念——保持大学内部的纯净而抗争,抵御“外部世界”的侵蚀,“对那些贫困者、瘸子们而言,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但他不是指沃尔克。戴夫会认为沃尔克就是——就是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就像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他的努力终至徒劳,而学术空间的丧失,也代表着大学作为正常的知识建构系统的崩溃。在索尔·贝娄的小说代表作《赫索格》中,主人公—— 一位历史学教授,同样围绕“书”的“空间”而与家庭成员发生了博弈。当他将书堆放在床上,妻子与之争斗,如同捍卫私有领地,甚至不惜以第三者的介入制衡与丈夫的关系。我们看到围绕着“书”象征的思想空间,在此处交织着对于“床”所象征的性别主导权的争夺。事实上,赫索格与妻子间的确由性事而发生龃龉,在小说中,他因妻子与其友的奸情而被赶出家门,进而被放逐。这亦象征赫索格在身(性)心(思想)层面的全面落败,其间包含了多层次的权力隐喻关系,而结合其犹太族裔身份,则令这种空间关联,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学院空间同样面临着与现实之间的博弈。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整体文化秩序更替,这带来了知识分子群体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反思与重认。如汪晖所言,“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致慨于商业化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价值体系的瓦解与重构在知识界域所带来的阵痛,于学院体系可谓首当其冲。启蒙立场的剥离、精英意识向大众文化的退避,乃至精神话语艰辛的复建过程,都对学者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西方学者小说勾勒出知识分子身处权力压迫之下,步步退守,乃至被放逐的主题,那么中国当代学者小说则体现出面对社会语境的震荡而自觉“离弃”大学空间的倾向。


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八骏图》及老舍的《文博士》等作品中,知识分子往往以扭曲心态迎合及寄生于大学体系,与之相比,当代学者小说则表现出异于现代文学书写传统的主题。《大学纪事》(汤吉夫,2007)中的卢放飞面对办校教育理念的失落,不再恋栈学院权力而毅然出走;《大学囚徒》(黄书泉,2011)中的水清浊为稻粱谋离开大学而投身商海,又几经沉浮回到昔日插队的山区;《所谓教授》(史生荣,2004)中的何所思在爱情失落中选择出国;《欲望的旗帜》(格非,1996)中的贾兰坡在精神信仰崩塌中选择了死亡……上述作品中的人物,在离弃学院空间的同时,不期然地获得了打破其封闭性的审视视角,进而产生值得思考的问题:“学者走后怎样?” 职是之故,与学院空间交叠与缠绕的他性空间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学院空间与他性空间的关联

戴维·洛奇的“校园三部曲”终篇《美好的工作》,将大学空间与外部空间着意联系。小说中卢密奇大学讲师罗玢以“工业年影子计划”为契机,为普林格尔父子铸造与通用机械厂经理维克担当“影子”。作为潜心研究19世纪英国工业题材的文学专家,罗玢一直以来对“工厂”抱有自己的主观想象,但其想象主要来源于电视纪录影片和商业广告,当这一空间落地实现,却与罗玢出自学院书本的单薄经验产生猛烈冲撞。罗玢以一己所谓“人道主义”反对“裁员”制度,却适得其反地引发了工厂集体罢工的浪潮。在这部小说中,工厂之于学院是残酷凛冽的,而后者作为封闭的学术话语空间,只能生产缺乏实践意义的文化符号,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学者小说大多通过学院与外部空间,抑或通过学院之间的空间互换——如洛奇的另一小说《换位》(Changing Places)之主体情节——透视学院作为“象牙塔”的封闭性,在展示其保持自身价值体系自足的同时,亦展示其相应的局限性。


与之相对,中国当代作家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则重新定义了学院之外的他性空间的意义。主人公清燕大学教授杨科致力于完成专著《风雅颂——关于〈诗经〉的家源性本根研究》,坚守几被取消的《诗经》课程,但最终被迫出走。而饶有意味之处在于,他出走的终点分别是精神病院与故乡县城的风月之地“天堂街”。十分荒诞的是,他在学院中受到冷待的《诗经》课程,竟在对精神病人讲授时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其后亦因《诗经》,与一众风尘女子成为知己,群起吟诵。小说的反讽意义体现于,以学院本位而言,精神病院与“天堂街”与之分别构成了“理”与“狂”及“礼”与“欲”的空间对位关系,却在嘉年华式的颠覆叙事中完成了对学院的救赎。这一救赎的顶点,无疑是随着杨科的再次出走而实现——“诗经古城”作为终极精神家园,对杨科而言,与其说是一处逃遁现实的乌托邦,毋宁理解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理想主义空间“乡土”的延伸。阎连科自道:“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风雅颂》虽则以荒诞叙事调性为表,却亦以严肃的题旨肌理凸显了他性空间与学院空间之间背反式的镜像关联。以上引发笔者于创意写作相关领域的思考:有无可能,借由历史书写实现上述两种空间的和解与融通?


因近年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书写,笔者走出大学进行田野考察,于近年撰成小说《瓦猫》(2021)。这部小说着意于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学院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互涉。小说跨越漫天烽火,以微小而强健的神兽连接了云南龙泉古镇与卡瓦格博神山之巅。这空间相连处,是有关西南联大的时间坐标。精英文化传统与匠人精神,何以合为一辙?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节点,西南联大的成立代表着知识分子广场思想传统的一次大型迁徙。龙泉古镇作为瓦猫匠人世代聚居之所成为这次空间流转的终点,进而成为巨大的精神容器。闻一多、朱自清、傅斯年、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等众位学者在此居住,同时一批重要的科研院所如中研院、史语所、清华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等亦在这小镇纷纷复建。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见微知著”的人文景观——“大”写的人嵌合于“小”的日常起居空间,“大”的知识空间寄居于“小”的物理空间(这些科研院所的复建场所多以当地凋落的古建为主,如史语所之于弥陀寺、营造学社之于兴国庵等)。由此知识精英所秉承的“广场”与“民间”话语借空间实现了交叠。


云南瓦猫


民间文化形态具有自己的叙事传统与独立的话语系统,然而,其边缘化的文化立场曾长期受到知识分子传统的挤压。作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与广场﹑庙堂三分天下的文化价值取向,民间话语同知识分子话语从19世纪末起即处于对立之中,无法融通。“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同时进行渗透和改造,以致民间的文化形态只能以隐形结构出现在知识分子和官方的话语里。”在分析1990年代小说时,陈思和提出了“民间还原”的理念,为的是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兴的考察向度,即“民间”在当代是一种创作的元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其表现形式是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趣味。由于当代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对之采取平等的对话而非霸权态度,因而其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在这一层面,《瓦猫》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民间”经由“话语空间” 向“文化立场” 实现概念的转换、重构甚至反拨。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荣瑞红,作为陶艺匠人,虽不识字,但当她协助闻一多师生将从清华运来的书籍安置在镇上的民居时,不禁对男主人公宁怀远慨然道:“真像你说的研究所。”宁怀远问:“你又见过研究所是什么样子。”她回答:“我没见过,可满眼的书,就觉得这是研究所的样子。”由此可见,当知识的指征物——“书”被安置在“民间”空间中,后者迅速完成了对“广场”空间确认式的转化。而当宁怀远表示自己曾想写一篇论文,“证明屈原在历史上的不存在”,荣瑞红听了,恼他道:“……若是没有了屈大夫,每年端午时候,那千百个投到河里的粽子,不是都白投了。你一篇文章,就毁了这么多人的念想,难道不是罪过吗?”荣瑞红的发言,以民间立场质疑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封闭与形而上,也足以引起对“广场”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反思。


学者小说叙事的文本互涉与空间流动

“由于我将小说创作与学术生涯相结合近三十年了,毫不奇怪,我的小说越来越间涉其他文本。”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如是说。《小世界》(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的副题是“学者的罗曼司”,其文本不仅指涉中古传奇,亦与杰西·韦斯顿在《从祭仪到神话》等书中对圣杯传奇的重新阐释形成互涉。《大英博物馆在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作为由经典引文和戏仿构成的小说,其在结构及语言风格上,参照及戏仿了乔伊斯、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使辨认不出暗指的读者意识到叙事和风格的频繁转换,并觉得满意,使文学功底深厚而辨认出的读者,能够获得额外的愉快”。由此可见,学者小说另一值得重视的特征,在于将抽象叙事空间相应转化为小说中的互文及副文本。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副文本”(paratext) 这一术语,并于1987 年出版专著《门槛》(Seuils)。热奈特对副文本做出如下界定:尽管我们通常不确定是否应将这些作品看成文本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包围并延长文本,准确地说是为了呈示文本,取这个动词最常用且最强烈的意义……因此,对我们而言,副文本是使文本成为书、以书之形式交予读者,广义上讲,交予公众。而在《作者,作者》一书中,洛奇有意识地提供“题记”和“致谢”作为副文本,通过展示小说写作所参考的文献和史料,以及小说的构思、写作和成书历程而将该书扩展为“关于作家的传记小说”(biographical novel about a writer),构成虚实交织的文本叙事空间。这一观念对学者小说类型的创意写作的影响与启示无疑深远。


华裔作家哈金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其小说创作有相当自觉的跨文本探索。长篇小说《自由生活》的文末,附上了一部诗集,假托主人公武男所作,构成为正文的相应副文本。哈金称其为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之外的“某种精神的提升,而这只能在他的艺术中表现”。拙作《瓦猫》中,以荣之文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时期整体历史叙事的副文本,亦企图借此探索及考察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下绵延及重塑的可行性。关于这一点,我也尝试在目前创作的有关岭南国家级非遗——广彩的小说中,涉及“互文性”理念,强调 “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熔铸与变形”,从文体学的角度,通过文本边界的流动与互涉表现文体功能的混合:如将口述史(非虚构)文体,融合于虚构文本;通过对民间与广彩相关的歌诀、民谣等文本的引进,构成主体故事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形态等。受“互文”概念的启发,这部作品也将引入与小说文本相关的“以图茂文”的手法,如甄选“岭南画派”之代表作,以旁证广彩“以画入瓷”的艺术传统,进而,将重心从虚构空间移向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空间,引导读者在阅读或阐释文本时汇集相关互文内容来加以审视。同时,大量的图像性隐喻所涉及的民俗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元素,也将为这一聚焦岭南文化的书写提供广阔的诠释空间。


就文本形式论,批评界有一种显见的倾向,即将西方经典的学者小说与《围城》进行比较。除去反讽等表现手法和在互文领域所显现的卓识外,《围城》在小说结构方法上的创举是比较受关注的焦点。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根源于西方,或被夏志清称为“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的“流浪汉(picaresque hero)小说”体式,在学者小说中更多体现为作品表层/显性结构,其内质却是花开数朵,各表一枝,指向各自的表意空间。洛奇在《小世界》的创作手记中说:“主要问题是找到某种情节结构,将不同国家各色各样不同类型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聚会中彼此频频相遇,发生纠葛,并保持持续不断的叙述趣味。”显然,他受到了《尤利西斯》的启发,在以“寻找”为内核的圣杯传奇神话结构中,找到了安放主体情节的“罗曼司”。《小世界》以主人公柏斯(其名为圣杯骑士“柏西华尔” 的简称)对理想爱侣安吉丽卡的寻找为主线, 促成了学者们在不同研讨会上的相遇。学术研讨会是故事的展示平台,也使得小说叙事在空间层面得以频繁流动。同样,智利小说家波拉尼奥的《2666》也是借数位学者对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的“寻找”,频繁穿梭于欧洲不同国家的学术研讨会,在空间转移的动态视角下观察知识分子群体,推进故事情节的同时,亦切入社会结构、文学艺术的现场。而纳博科夫的《普宁》与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则由于族群历史本身的流亡经验,在“流浪”主题上叠加了以“放逐”为基准的空间探讨。小说《普宁》的前六章清晰地梳理出普宁的流亡经验——1898年出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从红军入侵的克里米亚逃至土耳其君士坦丁堡,1925年起住在巴黎,在希特勒发动战争初期离法,成为美国公民,而后在温代尔大学教授俄语和俄国文学。但当他自认可在此安居,准备享受温代尔大学终身教授的聘任时,却被告知被人取代而遭解聘,不得已再次踏上放逐之途。在普宁的个人流亡途中,不断地出现来自历史的空间叠加。小说开首,其乘坐火车(错误的车次)与结尾自己驾车远去并超越卡车,极具象征意味地构成“在路上”的叙事回环,也具有某种从“被动”至“主动”意味的空间转换。


如列斐伏尔在论述空间逻辑时所言: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普宁》类似,《赫索格》中大学教授赫索格以婚姻失败而被放逐,成为无家可归者。“家”作为个人空间的失去,成为其流浪的起点,也成为犹太民族背离家园的族群隐喻。赫索格名为摩西·赫索格,为第二代犹太移民,可见其个人流浪与精神终点“迦南之地”间的深重联系。犹太人背井离乡,由迦南到寄居埃及,再由摩西带领重返迦南;而在《赫索格》中,则由路德村为起点,历经芝加哥—纽约至葡萄园,再由纽约—芝加哥返回路德村,构成了现实层面的圆周返乡轨迹。其空间位移方式正可与犹太民族的流浪轨迹形成镜像。更重要的是,《赫索格》借流浪主题,实现了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双重穿越,并利用书信作为穿梭的介质。小说开首,赫索格在大中央火车站和伍兹霍尔之间的火车上,向朋友、总统、印度乌托邦主义者、波兰历史学家、鲍厄里大臣、内政部长尤德尔、警察局长、市议员、霍伊尔教授,以及海德格尔、尼赫鲁、马丁·路德·金等,陆续构思与书写了60余封信件。而这些信件成为其精神流浪的载体与凭据,在其意识流动间扩张为庞大的心理和记忆空间。其丰富与延展性,和封闭的现实车厢空间构成了巨大落差。“随着情节向前推进,小说中的信件和破折号越来越少,赫索格的精神创伤获得了治愈,其注意力也由内心挣扎转向当下处境”,他最终实现了向现实空间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流浪汉小说”的体式与气质,为学者小说的文体发展及其思想、精神疆界的拓展,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基因。拙作长篇小说《燕食记》中,亦借由叙事人——研究饮食文化的大学教授信马由缰的田野考察行程,自由穿梭于现实与近代历史的双重空间,实现了对岭南文化的整体回顾与反思。于此,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体系,分别在传统社会语境及现代化社会嬗变的进程中得以延展与检阅,从而为文本带来“虚”“实”交互的叙事张力。这也是在对上述空间观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于写作实践上的尝试。


结语

从某种意义而言,学者小说的发展过程,即是以“书房”为圆心,学院经验为半径,不断出入于外部世界的文学历险。及至当代,其因为创作主体和题材的独特性,势必会与大众文化空间以及现实规则产生碰撞与融通。这点早在贝娄的另一代表作《洪堡的礼物》中,已有相当生动而切肤的体现。职是之故,学者小说的未来发展,或许须伴随历史沉淀、价值观厘定及文化主体重认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都需要为之付出相当的耐心与意志力。


此前述及学者小说经典之作《斯通纳》。约翰· 威廉斯创作这部小说时,已年届不惑。这本书1965年初版后即因市场惨淡而绝版,后由英国Vintage书系再版,十年只得数千销量。2006年,因著名文学书系NYBR Classics重新出版,《斯通纳》在美“复活”,并通过法国知名的畅销作家安娜· 加瓦尔达,影响力迅速波及欧洲,后由麦克尤恩、科伦·麦凯恩等名家的赞誉而成功蔓延到其他国家。2014年,美国《纽约客》刊发书评,写道:“《斯通纳》出版50年后的畅销,是献给被亏欠的艺术一次迟来的正名。” 或许可以这样说,《斯通纳》的传播史本身,也就是一次学者小说在时光历练后的重认过程。这其间有学院创作的艰辛、精神的自足及与外界壁垒的对峙。如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Text/Context of Other Spaces”)中所提出:空间本身有它的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间与空间不可免的交叉。随着历史的且行且进,学者小说所展示的文学空间不断被读者咀嚼、理解、诠释,甚而重塑,进而会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文化语境中绽放新的光华,成为独树一帜的书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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