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基于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政治学人 2022-08-07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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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是否对国家经济分配效应产生影响?国家能力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以21世纪以来五次全球性流行病为样本,构建跨国面板数据库,发现流行病在总体上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的趋势;同时,国家汲取性能力和分配性能力对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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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光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大规模流行病是否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国家应如何减轻流行病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冲击?既有研究未能充分发掘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异质性,尤其是未能将国家能力引入讨论。文章指出,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但两者之间的关联是条件式的,强国家能力有助于缓和流行病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负面冲击:一方面,强汲取能力为国家有效应对危机并施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强分配能力有助于增强资金使用效能,即使在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缓和经济不平等。实证部分以21世纪以来发生的五次全球性流行病为样本,构建了跨国面板数据库(2000—2018年),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流行病与基尼系数的年变化值呈显著正相关,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均负向调节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边际效应。研究进一步就加强国家能力、降低经济不平等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建设居民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增强国家信息能力;二是深化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三是加强财政纪律和预算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一、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剧烈冲击,我们对流行病在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影响有了直观认识,但对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影响所知较少。流行病是否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国家能力对于缓和流行病的不利影响怎样发挥作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推进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明确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障碍以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本文主要关注国家能力的两个维度: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前者是国家施行政策、实现意志的基础,可视为根本原因,后者则直接影响再分配政策的执行效果,类似于近因。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和有关国家能力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存在正向的平均干预效应,即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在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强大的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能够显著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实证部分聚焦于21世纪以来发生的五次大规模流行病,建立了跨国面板数据集(2000—2018年),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实证部分主要有三点发现。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生流行病将加剧经济不平等,导致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年变化值上升0.069个单位,约为其四分之一个标准差。后文将此称为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这种效应在流行病发生后的两年内较为显著。第二,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对于缓和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显著作用,随着国家汲取能力的提高,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逐渐减弱以至不再显著。第三,给定汲取能力和其他条件,国家分配能力对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表明即使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也能够通过合理配置资金,有效施行再分配政策,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对既有文献形成了有益补充。一方面,关于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既有文献大多基于案例分析和时间序列模型,得到了不尽相同的实证发现,未对流行病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充分探讨。而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在因果推断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关于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灾害应对绩效,既有文献意识到国家能力对于预防和处理灾害的作用,但对是何种维度的国家能力在发挥作用以及其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本文进一步聚焦于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重点阐释这两类能力的作用机制。


余文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第二节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节为研究设计,介绍回归模型、变量操作化及数据来源;第四节展示和解读实证发现,主要包括对各国经济不平等变化趋势的描绘以及统计分析结果;最后总结全文,讨论实证发现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

关于大规模流行病会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何种影响,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流行病会降低经济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Scheidel认为,纵观人类历史,几乎只有大规模暴力和灾难才能降低不平等。Milanovic将流行病和战争、自然灾害并称为降低不平等的“恶性”力量,这类事件通过造成破坏甚至导致国家崩溃的方式降低经济不平等,同时也导致了财富均值的下降。与之相对的是普及教育、税收、社会转移支付等“良性”力量,在驱动经济不平等降低的同时增加社会财富。Alfani针对意大利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14世纪黑死病和1630年瘟疫期间,财富不平等均出现明显下降。对此,常见的解释包括瘟疫导致劳动力稀缺并进而降低了地租工资比、高死亡率导致土地财产的碎片化分割等。总的来看,这类观点主要被用来讨论工业革命以前发生的流行病,这段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平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贫富差距变化主要受外部事件驱动。而进入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以后,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变化开始受更多系统性的、内生因素的影响,比如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流行病的冲击有所减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流行病会提高经济不平等,扩大贫富差距。Furceri等、Sedik和Xu利用局部预测估计和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anel VAR)等方法对21世纪以来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病的分配效应进行检验,发现流行病会导致经济不平等加剧,仅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口就业率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就业率;并且,流行病的冲击导致经济受损和不平等程度加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而这又会反过来减少经济产出、提高不平等,因而构成恶性循环。龚六堂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数据分析发现,“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均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有所降低,并且对农民工和农民收入的冲击显著大于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冲击,从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流行病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受其他因素调节。比如Alfani指出,尽管欧洲黑死病导致了经济不平等降低,但对其他流行病的考察表明流行病的再分配效应受其他变量调节,比如死亡率和制度框架。死亡率高的流行病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导致经济不平等下降:一是实施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二是疾病导致更多穷人死亡。国家在遭受流行病冲击后往往会对相应制度进行调整,以增强制度适应性,这将主要减缓富人在流行病中遭受的冲击。此外,即使是黑死病在欧洲大陆造成的冲击也存在异质性,封建制度的强弱发挥了调节作用:比如,在封建制度较强的欧洲南部,地主能够限制劳动力流动,通过市场以外的方式阻碍工资上涨;但在欧洲北部,劳动力的人身依附较弱,劳动力的短缺得以通过市场机制驱动工资上涨。


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的关系进行更严谨的因果推断。本文主要关注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其影响贫富差距的力度和机制明显不同于前工业化时代。第一,随着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人类应对流行病的能力显著增强。发生黑死病等短期内造成人口数量骤减的流行病概率大大降低,难以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大幅上涨。第二,穷人和富人的工作类型出现明显分化,前者更容易受流行病影响。在前工业时代,产业结构单一,社会流动性较低,不同人群之间的工作模式差异较小。而随着产业结构和工作类型多元化,人群之间的工作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低收入人群的工作场所较为固定,受流行病传播的影响更大,而高收入人群则能够灵活采用居家办公等工作方式,所受影响较小。因此,在流行病冲击之下,低收入人群更容易遭受失业和感染。第三,不同于政府缺少经济调控手段的前工业时代,工业化以来,政府逐渐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能够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流行病对经济的冲击,这在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提高,而富人则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财富不平等进一步拉大。综合以上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假设进行检验。


H1: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存在正向的平均干预效应,即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二)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

相关文献讨论了政治社会因素与灾害应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学者普遍认识到,做好灾前防御和灾后纾困工作有利于减轻灾害对社会的负面冲击。比如,Aldrich提出,社会资本对社会韧性极为重要,在灾后恢复中具有重要价值;Pelling发现,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有助于防止灾害发生,并且社区和地方政府的高效运转对于灾害应对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脆弱国家在灾害应对中的失败愈发受到关注,在一些学者看来,需要着眼于全球视角加强灾害应对,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帮助脆弱国家加强灾害防御体系。


近年来,更多学者基于实证研究设计,对国家能力在灾害应对中的角色进行检验。Lin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强国家能力有助于降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率,该效应在民主国家以及可预测灾害(如洪水、风暴等)中更为显著。Mizrahi等以以色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为案例,发现政府的回应性和透明度对于缓解灾害影响具有显著作用。Mclean和Whang发现遭受经济制裁的国家倾向于减少用于灾害防控的支出,这加重了灾害中的伤亡损失。郭凤林和顾昕提出,国家监测能力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有效防控疫情具有重要作用。顾天安和姚晔基于美国和德国的案例分析,指出疫情危机会造成市场失灵,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稳定,政府应建立以风险共担为核心的工资支付分担机制,以减轻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此外,国家能力还对灾害冲击下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强国家能力有助于缓解灾害对人际信任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促进灾后恢复。


在该文献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国家能力对于减轻流行病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发挥重要作用。现有文献主要从灾害预防和应对的角度讨论国家能力的影响。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通常不限于当下,而是长期的、深远的,那么国家能力有助于缓和这种长期影响吗?目前尚缺乏对此问题的精细论证,而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国家能力对于缓解流行病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存在积极作用。


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本研究主要关注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的作用。根据张长东的观点,国家能力主要对应Mann提出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渗透社会并在其疆域内执行政策的制度性能力。Skocpol进一步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提出国家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能力强弱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国家能力可划分为汲取、渗透、规制和分配四个维度。一方面,汲取能力是其他维度能力的基础,主要解决政治系统“输入”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政策效果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执行各项政策无不需要财政支持,汲取能力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它甚至被视为一个国家存续的标志和目的。Hendrix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基于对国家能力的理论分析和其测量指标的因子分析,他发现官僚品质和税收能力在理论和实证上最能代表国家能力,其中税收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必要条件”,与国家能力的主要因子均有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国家分配能力直接作用于经济不平等,决定了政府能否在促进分配正义上有效“输出”,是政策效果的直接原因。Almond和Powell梳理了政治体系面临的五类挑战,包括国家建设、民族建设、政治参与、经济建设和分配福利。分配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职能之一,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能力即分配能力。在王绍光看来,国家汲取能力是再分配能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二者都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协调,不然便会影响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长远来看,国家能否合理使用和分配财政资源,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运作绩效和法治能力的提升。现实中,国家自主性的短缺往往制约了其分配能力的提升,使财政资源过多惠及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不足,损害了分配正义,所以强大的国家分配能力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十分重要。


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对于缓解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重要作用。首先,强大的汲取能力意味着国家掌握了社会资源的分布信息,并拥有获取资源的制度化渠道,在流行病传播期间能够整合、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有效应对流行病对社会整体带来的冲击,避免医疗卫生体系遭受挤兑,这是汲取能力的直接作用。其次,汲取能力还提供了政府再分配所需的资金,汲取能力强,政府的财政资金通常较为充足,便具备实行转移支付的腾挪空间,这是汲取能力通过再分配政策发挥的间接作用。最后,在汲取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分配能力对于再分配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关键影响。如果分配能力较强,国家便能够合理利用资金,实现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更充分地发挥税收体制的再分配效应,不然政府便无法识别资金的需求方,甚至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尤其是考虑到财政汲取对国家能力可能存在负面作用,即过高的税收往往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甚至威胁政权稳定,流行病期间国家汲取能力的提升空间十分有限,这时强大的分配能力对于高效利用财政资源极为重要。


据此进一步提出以下有待验证的假设。


H2:国家汲取能力在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强大的汲取能力能够显著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H3:国家分配能力在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在给定汲取能力的条件下,强大的分配能力能够显著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作为实证检验,设定如下模型研究流行病暴发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分别检验上文提出的三条假设:



式(1)中,Yi,t表示经济不平等,而ΔYi,t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不平等的一阶差分值,用来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在一年中的变化。Xi,t-1是流行病暴发的虚拟变量(暴发=1),为缓解内生性选择滞后一期;Z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作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个体效应μi和时间效应θt,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此基础上,式(2)加入测量国家汲取能力的Ti,t变量以及它和自变量的交互项(Xi,t-1*Ti,t),本研究主要感兴趣的是交互项系数δ,以检验国家汲取能力是否在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发挥调节效应。式(3)在控制汲取能力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国家分配能力变量Di,t及其和自变量的交互项(Xi,t-1*Di,t),以检验在给定汲取能力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国家分配能力是否存在调节效应。


(二)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1.因变量

经济不平等变化值。数据来源于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其整合了来自世界银行、卢森堡收入研究等多个包含不平等衡量指标的数据库,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可用于跨国比较,是目前关于收入不平等最全面的数据库之一。该数据库主要有两个衡量指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和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后者经再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后得到前者。为便于叙述,后文将两者分别简称为净基尼系数和市场基尼系数。本研究主要关注净基尼系数的变动,计算其一阶差分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也计算市场基尼系数的一阶差分值,并纳入回归模型。


2.解释变量

(1)流行病暴发。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本研究聚焦于21世纪以来暴发的五次全球性流行病,包括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及2016年的寨卡病毒。之所以选取这五次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其影响范围均较广(最低为埃博拉病毒,在10国暴发;最高为H1N1,在201个国家和地区暴发),且时间分布较为集中,可比性较强,既有利于缓解遗漏变量偏误问题,也对当下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有参照价值。如果某国在某年暴发了这五种流行病中的一种,则编码为1,否则为0。


(2)国家汲取能力。测量指标是基于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的税收占GDP比重,而非全部税收占GDP比重,指标构建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第一,税收指标在国家能力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并被认为能够准确捕捉国家汲取能力。第二,对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征税比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及关税等间接税更加困难,因其对于国家而言“可读性”更差,因此更能够反映出一国的信息能力,而这也正是汲取能力的重要基础。第三,对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征税更符合再分配的政策导向,这是因为直接税不易转嫁,且具有累进特性,而间接税易于转嫁,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原因可能具有累退特征,形成收入逆向调节。


(3)国家分配能力。测量指标为世界治理指数中的政府效能、法治和腐败控制这三个指标的平均值。首先,官僚机构作为再分配政策的执行主体,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对分配能力的度量主要参考政府质量指标。其次,由于分配政策执行主要涉及需求识别、资金流转等环节,政府部门的效率和清廉程度直接影响其执行效果,而这三个治理指标能够较准确地刻画这两个特征。


3.控制变量

为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控制一系列可能同时影响经济不平等和流行病暴发的变量。参考既有研究的思路,笔者在模型中纳入以下控制变量:GDP、GDP增长率、人均GDP、总人口、经济全球化指数、贸易依赖度、政体类型。其中,GDP增长率、贸易依赖度数据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总人口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于麦迪逊项目;经济全球化指数用来测量国家贸易和金融的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KOF瑞士经济机构;政体类型衡量政体的民主程度,数据来源于政体五数据库。除GDP增长率和政体类型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以缓解异方差的影响。


经过数据整理,笔者建立了2000至2018年间12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库。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因变量净基尼系数变化值的标准差约为0.26,国家汲取能力的取值介于0和10之间,国家分配能力的取值介于-1.9和2.3之间,后文将重点结合这些数据评估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

(一)趋势比较

利用SWIID原始数据库,笔者首先对暴发流行病和未暴发流行病的国家的市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进行直观比较(见图1)。从2003年的“非典”到2016年的寨卡病毒,其间共发生五次全球性流行病。针对每次流行病,笔者将样本中的所有国家分为暴发和未暴发两组,并计算各组国家在每次流行病前一年到后一年的市场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化值,比如“非典”集中暴发于2003年,笔者计算了每个国家2004年和2002年市场基尼系数的差值,以此捕捉这两年间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再对各组分别求平均值。选择市场基尼系数而非净基尼系数进行对比,是因为市场基尼系数更接近于初始收入分配,能够直观反映出流行病对收入分配的冲击。


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自2008年以后,两组市场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即变化值小于0),但相对而言,对于每一次流行病,暴发组的基尼系数变化值均高于未暴发组,意味着流行病更倾向于推动基尼系数提升或阻止基尼系数下降。图1a展示了“非典”前后两组国家的市场基尼系数变化情况,未暴发组市场基尼系数基本无变化,而暴发组的市场基尼系数平均提高了0.36。图1b展示了H1N1发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市场基尼系数平均下降0.1,而暴发组的市场基尼系数仅下降0.02。图1c展示了MERS发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的市场基尼系数平均下降0.055,而暴发组仅下降0.015。图1d展示了Ebola发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平均下降0.1,而暴发组仅下降0.04。图1e展示了Zika发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平均下降0.046,而暴发组仅下降0.015。相比之下,历次流行病暴发的国家都更倾向于发生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二)统计分析

以上对市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的组间比较初步表明流行病暴发对于经济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存在影响。然而,由于流行病并非随机分配,很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联立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统计分析进行因果推断。在这部分,笔者在模型中纳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实证检验流行病与基尼系数变化趋势之间的关联,以及国家能力是否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回归之前进行相关检验确定适当的估计模型和统计量。F检验、虚拟变量回归法和豪斯曼检验表明模型存在个体异质性,排除了混合OLS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似然比检验表明时间趋势显著,应控制时间效应,因此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最为恰当。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均采用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国家层次。


1.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前三列均以净基尼系数变化值为因变量。模型(1)表明,流行病与基尼系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发生流行病后净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0.069个单位,这相当于其四分之一个标准差。模型(2)将自变量替换为流行病的滞后两期值,结果表明该变量与净基尼系数变化值在99%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回归系数提高至0.071,说明流行病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在流行病发生后第二年导致经济不平等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模型(3)将自变量替换为滞后三期,此时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不再显著,但回归系数仍然为正,表明流行病对基尼系数变化值的影响在第三年出现减弱。这些发现启示我们要重视流行病对收入分配造成的长期影响,虽然在暴发后第三年的影响有所削弱,但前两年经济不平等加剧已经足以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比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美国、印度等国家均爆发了社会动乱,政治失序风险陡升,其直接原因不一而足,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构成了多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根本推动力量。


模型(4)进一步以未经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流行病与因变量在95%的置信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发生流行病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0.066个单位,约为其四分之一个标准差。这与其他模型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流行病既导致净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也导致市场基尼系数的变化值提高,进一步增强了本研究对模型估计结果的信心,为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正向关联(H1)提供了支持。


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具有如下启示。首先,总人口与因变量呈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人口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净基尼系数变化值便提高0.4个单位(见表2模型(4)),这意味着人口大国更倾向于出现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其次,GDP增长率、经济全球化程度与因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经济发展、贸易和金融开放有助于缓和经济不平等。这启示我们,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既要着眼于合理“分蛋糕”,也要继续坚持“做大蛋糕”,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另一方面,应坚持扩大开放战略,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秩序中,开放不仅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降低经济不平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最后,政体类型与因变量无显著关联,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不同政体类型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变化无系统性差异,正如下文将讨论的,国家能力对于再分配和经济不平等更具解释力。该发现呼应了Huntington的经典论断:“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2.汲取能力与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

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对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前四列均以净基尼系数变化值为因变量。模型(1)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流行病主效应的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流行病与国家汲取能力的交互项系数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国家汲取能力在流行病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在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为0的极端条件下,流行病发生后,净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0.162个单位,这超过该变量的二分之一个标准差;而当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为10时,流行病发生后,净基尼系数变化值反而降低0.128个单位。


由于样本中国家汲取能力的取值在0到10之间,进一步以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为5为分界线,划分子样本进行回归(见表3模型(2)、模型(3))。模型(2)对国家汲取能力不高于5的子样本(即弱汲取能力样本)进行回归,发现流行病与因变量在99%的置信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流行病发生伴随因变量提高0.106个单位。模型(3)对国家汲取能力高于5的子样本(即强汲取能力样本)回归,发现流行病变量的系数为负且不再显著。这进一步确认了国家汲取能力在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支持H2。需要注意,这里讨论的汲取能力主要体现为对收入、财产和资本利得征税的能力,背后依靠的是有效的官僚机构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高度依赖自然资源收入的“食利国家”即使财政收入丰裕,也不一定具备强大的汲取能力,在面临危机时未必能够妥善处理,对此需进行区分。总之,国家应重点加强汲取直接税的能力,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还在于强化官僚能力、夯实政权合法性基础。



模型(4)将国家汲取能力纳入控制变量,考察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表明,在控制汲取能力和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国家分配能力对流行病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当分配能力取值为-2,流行病导致净基尼系数提高0.203个单位,当其取值为3时,流行病导致净基尼系数降低0.002个单位。这对H3提供了支持。该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流行病通常对经济造成剧烈冲击,居民会陷入失业或收入锐减的困境,市场主体利润下滑、破产倒闭风险陡然上升。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不能加大税收汲取力度,还要推行减税降费等纾困政策,帮助居民和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从而避免系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财政收入面临刚性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将重点放在提升分配能力上,而分配能力集中体现为资金需求识别的精准化、资金流转的高效化、资金分配的法治化等,其背后需要较强的信息能力以及高质量的官僚机构、廉洁作风和法治建设作为支撑。即使汲取能力有限,也能够通过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再分配政策的效能。


模型(5)和(6)以市场基尼系数变化值为因变量,进一步识别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的作用渠道为再分配政策。根据理论预期,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在流行病与市场基尼系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这是因为市场基尼系数是初次分配的结果,先于再分配政策的调整,此时与汲取、分配相关的因素尚未发挥作用。回归结果表明流行病主效应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国家能力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再分配政策发挥调节作用。只有在实行再分配政策之后,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才有助于缓解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


根据表3中的回归结果,绘制出在国家能力调节下的流行病对净基尼系数变化值的边际效应(见图2),图2直观展示了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及其方向。图2a根据模型(1)绘制,表明当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低于3.5时,流行病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即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当该值高于3.5时,流行病的边际效应不再显著。图2b根据模型(4)绘制,表明当国家分配能力的取值低于1.5时,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随着分配能力的提高,流行病的边际效应不再显著。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试图解释流行病是否加剧经济不平等以及如何缓解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以净基尼系数和市场基尼系数年变化值测量经济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本文发现:流行病在总体上确实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暴发流行病的国家更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国家汲取能力对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有助于缓和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边际效应;在给定汲取能力的情况下,国家分配能力对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表明即使财政资金面临约束,有效推行再分配政策仍有利于缓和经济不平等。


本研究对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缓解经济不平等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提高信息能力,一体推进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建设。标准化征税和规范化预算是有效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建构的一体两面,必须同步推进才能形成均衡状态。这两种能力的实现都需要以国家对社会掌握足够信息为前提,即国家需要首先增强其信息能力。因此,应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对政务的赋能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居民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整合,破除“信息孤岛”现象。同时,要严格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对公民隐私信息的保护,处理好建设国家能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深化税收制度改革,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分配税负。目前,我国税收体系仍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和消费税约占税收二分之一,而个人所得税占比不足十分之一,对财产税的征收力度更低。间接税的征管难度较低,但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累退特征,税负过多地被转移至中低收入者,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需要稳步推动税制结构转型,合理调整税负分布,尤其要增加对财产和资本利得征税,适当降低资本收入比,扩大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当然,调整税制结构是个长期过程,需要稳步推进,在危机解除、经济企稳之前,仍应严格落实减税降费,尤其是及时给予低收入者、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确保民生和就业不受影响。


最后,加强财政纪律和预算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要强化官僚系统建设,提高政府分配能力,必须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一是要统一财政账本,二是加强预算监督。具体而言,要在将土地出让金划归税务部门征收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建设,促进地方财政规范化,降低债务风险。疫情暴发以来,中央财政增加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直达市县基层,用于支持地方落实“六稳”“六保”任务。需要进一步跟踪监管资金使用效果,既要自上而下加强对资金流转的全过程监管,也要提高财政透明度,接受社会广泛监督,更好发挥转移支付惠企利民的作用。



责任编辑:赵梓涵

一审:杨明  二审:陈翕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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