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县长父亲》获一等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酷玩实验室 2022-09-22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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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县长”成了网上最有争议的一个词。


9月18日,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推送的一篇“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获奖名单”,其中《我的县长父亲》获一等奖。


作者是建国后山东省禹城县第一任县长于志明的女儿


由于,此文标题恰好和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获奖作文《我的区长父亲》很相似(一个讽刺部分“二代”占尽社会红利的情节),导致被部分网友嘲讽。


事发之后,德州作协将获奖信息和链接,一并进行了删除。此举,似乎更显“心虚”


此事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区长和县长同级,而如今的互联网上,还有一个比“区长”更出名、更有争议的梗——县长


由于B站顶流《让子弹飞》以及二创的超凡传播力,导致很多网友听到,“县长来了,                ”、“前几任鹅城县长把税收到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就能下意识接出后半句。



而这些现象级的“梗”,很容易让网友们看到县长俩字,来不及读文章,就已经按捺不住调侃的冲动,开始各种阴阳怪气。


当然,也有人为此打抱不平,说即便表达欲再强,也不能一看见“廉洁”、“我的县长父亲”、“得奖”,就开冲,根本不管人家内容到底是什么


至于看过文章内容的网友,也有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个好官,更不应该拿来“消费”。


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文采,不应该得第一名。


总之,负面的声音很多、很大。

 

由于事件影响力实在太大,作者自己也出来澄清,一开始的题目是《逝去的背影》,发征文的目的也是为了把老爷子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没想到会弄成现在这样。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相比之下,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议,比于志明本人的知名度,大多了


我个人看了关于于志明的事迹,是很感动的,他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当地群众把于志明比成焦裕禄式的干部,我个人认为也并不为过。



根据当地乡亲回忆说,于志明走在街上看见谁家的院子脏了,随手拿起笤帚就扫,完全没有当官的架子。

 

每到饭点,他还会到乡民家中探访,不是为了蹭饭,只为看看群众每天的伙食到底怎么样。

 

在国家困难时期,于志明没有搞特殊,给自己开小灶,饿得双脚浮肿,一按一个坑。

 

前来要救济的县委干部,到他家看到厨房只有麸皮窝头和野菜,内心一惊,啥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但哪怕是这样,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给烈士任荣贵家寄钱,两年汇出了35元在那个吃饭都难的年代,不知道这些钱他是怎么省出来的。


1962年,甄别平反后,于志明再任禹城县县长,复职后补发了1000元工资,他直接全部上交给国家。

 

他说:“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家富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富裕日子,国家暂时有困难,补发的工资就当自己为国家做的一点贡献吧!”

 

作为“父母官”,他真的做到了“爱民如子”。


一年冬天,他遇到一位溺水少年,等少年从冰窟窿里获救后,他立刻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少年穿,还以最快速度把他送到医生家。

 

后来少年失去听觉,对人生绝望,于志明又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门开导,直到对方慢慢痊愈。

 

少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去一袋地瓜,于志明也坚持不收。


作为“父母”,他反倒显得格外“苛刻”。

 

大女儿上中学时,每个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要他买辆自行车,于志明说:“等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你不能搞特殊。”

 

70年代,非农业户口十分抢手,大儿媳妇儿想找于志明“走后门”,他拒绝了:“我是党的人,违犯政策的事咱不能做!”


 

后来,侄子从部队退伍,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可以安排工作,但必须先在企业工作,以于志明当时的职位,其实就是“递句话”的事,但他依旧摇摇头。

 

后来于志明年纪大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主动提出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在身边工作,他再次拒绝,“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子女掺和啥?”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把自己的孩子往“最危险”的地方送。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不断,父亲明知道那年的新兵将开往北疆,随时可能上前线,还是将16岁的大儿子送入军营。

 

4年后,又送二儿子参军入伍。他说: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宁,才能小家安稳。


对此,也有网友质疑于志明的目的是什么……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话: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到和平年代,于志明家里当兵的就有27人。

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爱护自己的人民,并以爱国爱民为家风去传承,需要理由吗?


此次事件热度之所以经久不散,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好官已经很少了,认为自己张嘴就调侃,基本不会出错。


还是那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其实,于志明这样的人民好干部,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的。


 禹城县的人民把于志明比作焦裕禄,是因为后者是“好官”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1962年,焦裕禄被上级调到了地处河南东部的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自此开启了一段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传奇。他的故事,以及他的“隐藏身份”——发明家,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
 
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在他身边还有一位得力伙伴,没有这个人,治沙的进展远不会那么顺利——这个人叫张钦礼。
 
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从1956年起就开始担任兰考县的县长,当地百姓称他为“兰考的活地图”,指他对全县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道路都了如指掌。

 
后来参与治沙治水后,大家又赠予了他一个绰号,叫“无毛腿”。
 
为什么叫“无毛腿”呢?
 
这是因为,在治沙过程中,张钦礼时常需要泡在黄河里工作,而黄河水是混浊的,不少泥沙夹杂其中。
 
偶尔泡一下没什么,假如长期浸泡,腿上的汗毛就会无数次被黄河中的泥沙粘连下来。
 
汗毛掉了,腿上自然有伤口。
 
刚被粘掉汗毛的伤口再次被泥沙俱下的黄河水浸泡,皮肤表面的屏障就会被破坏,皲裂的皮肤创口就此显露。
 
但为了起到带头作用,张钦礼每天都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上岸,导致伤口周而复始的皲裂。
 
就这样,张钦礼腿上开始与汗毛绝缘。
 

1964年,焦裕禄因病去世之后,张钦礼全面领导当地工作。继续与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做斗争。

此后,张钦礼带领大家疏通一百二十五条排水河道、一百五十四条配套支渠,拆除各种阻水设施一百六十余处。
 
让兰考从一味地阻挡洪水、惧怕洪水,转变成了一个基本上能排水畅通的县城。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和他的老战友焦裕禄一样,张钦礼也是因为劳累过度,患癌去世。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的噩耗传到兰考,全县每户人家都传出了哭啼声。
 
他的灵车从郑州魂归故里时,郑州人民自发出动几十辆汽车敬送。进入兰考县城,十万多民众跪立街道两旁,挥泪迎灵。
 
在他的家乡张庄村,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

一个好的县官,为官一任,真的就是造福一方。

但是,他们的事迹,真的很难传出来。尤其是当他们身在大山深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如今不少短视频作品中,经常能刷到一个叫独龙江乡的地方,宛如世外桃源。
 
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云南乃至全国最封闭、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由于地貌险峻,当时的独龙江乡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大部分当地人住的是茅草房、木头房或篱笆房,过着“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始生活。
 
高德荣正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
 
读小学时,他每天要走6小时山路。到了初中,去县城需要过密林、爬雪山,步行7、8天。
 
好在他学习刻苦,考上怒江师范学校,争取到了走出大山的机会。
 
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出去的高德荣,没几年又回来了。
 
1979年,留校任校团总支书的他,申请调回家乡教书,理由居然是:始终放不下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乡亲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家乡的面貌。
 
就这样,高德荣到独龙江乡巴坡完小当起了一名教师。后来,从乡政府办事员干起,然后是乡长、县长。

 
出任县领导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因为他深知,交通,才是制约独龙江乡发展的罪魁祸首。
 
每到天空一破晓,他就拿着地图,用红笔标出需要建设的“路”,翻山越岭去考察,住牛棚、宿江边,四处汇报、争取,直到太阳落山。有时候一天就吃一个馍。
 
但对于这个被群山围绕的地方来说,修公路谈何容易。

要钱,没有,要物资,也没有。
 
为此,他想尽办法,但都无济于事。
 
2003年,高德荣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趁着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机会,他诚恳地提出为家乡修路的诉求,没想到,最终获得了国家的支持。

 
不过资金有了着落,“开山”也并非易事。每年施工前要大量时间推雪通路,为了加快隧道工程进度,高德荣每年都参与清雪工作。
 
他和交通局的职工一起睡工棚、吃干粮,“盖三床被子还嫌冷”。积雪厚达四五米,推起来得凭感觉。
 
2007年5月的一天,施工队要收工时突遇雪崩,一下子把高德荣和他的驾驶员埋了进去。“要不是急退了三四米,恐怕扒不出来了。” 当年一起被埋的驾驶员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但经历过数次险情,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高德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一起干活,干出活路来。你不干,路就在天上。你干了,路就在脚下!
 
2014年4月10日,伴随着几声巨响,全长6.68公里的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最后一层岩石被爆破成功。
 
这意味着,独龙江千百年来大雪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细心的高德荣,在修路的过程中,也不忘给家乡培养“修路人”。
 
规划独龙江公路时,高德荣曾建议:最后5公里,由独龙族群众组建一个工程队施工。
 
当时的建设指挥长、贡山县原政协主席赵学煌不敢答应。高德荣劝他:“正因为独龙族落后,才更需要学习经验技术,以后独龙江修公路,不靠他们靠谁?”
 
群众施工队组建起来了,赵学煌担心的事也发生了——有的民工没干几天就跑回家去。高德荣挨家挨户把群众找回来,白天和他们一起修路,晚上和他们一起住工棚。
 
天还不亮,他就为大家生火煮饭。就这样,独龙江公路的最后5公里按质按时完成——后来修乡村公路,这批施工队员果然成了骨干。

 
后来,高德荣被选为州人大副主任,又一次走出了独龙江。2006年,高德荣再次向组织上要求回到独龙江工作,给出的理由依旧是:“我的同胞还在受穷,我却在外面享福,这个脸我丢不起!”
 
如今已经十几年过去,有人评价他:“不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长’在群众中。”
 
不过对于自家的孩子,高德荣表现得和一样。
 
女儿高迎春回忆,父亲早出晚归,小时候很少见他。妈妈是卫生院医生,碰上妈妈出门,就得照看弟弟,自己六七岁就会管家了。
 
儿子毕业后考公务员,三年才考上——彼时他正是一县之长。
 
女儿单位集资房10万多元,从银行借了10万元,10年才还完——但他不要组织上安排的房产,补贴也不拿。
 
女婿本是乡村教师,自己努力考进了县档案局——他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
 
儿子、女儿的婚礼,没请一个父亲的同事朋友——女儿结婚时他的司机都不知道。

通过于、焦裕禄、张钦礼、高德荣,我们看到每个时期,都有让人钦佩的好官。当然,好官不止于基层。
2013年大年初三,山西省大同市市政府门前,大量百姓自发地前来与一位即将升迁的市长告别,他们手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道:
翻身不忘共产党,巨变离不了耿市长。

耿市长的全名叫耿彦波,此时的他,一改往日工作中冷峻严肃的表情,在与百姓挥手告别后,独自坐在汽车里泪流满面。

耿彦波被认为是《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书记的现实原型。他在工作中几乎不近人情,执行力爆表,却又爱民如子。在主政大同5年间,顶着巨大压力让大同换了一个“人间”。正如纪录片《大同》旁白里那句话所说的:
“不是大同人,你不会看到改革开放30年,大同从辉煌到灰黄的落寞。不是大同人,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支持老耿改变大同的心情。”


山西大同,曾经是两汉要塞、北魏京华,也曾经是辽金陪都、明清重镇,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改革开放随着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它又凭借先天资源成为了“中华煤都”。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同人确实沾了煤矿的光。曾几何时煤老板就是中国巨富阶层的代名词,但大同人最终又倒了煤矿的霉。长期开采导致地表塌陷、地下水渗漏,以及夸张的环境污染。据当地一位从业30年的环卫工人回忆:
“当时的大同,城区老化现象非常严重,每条街道都像赵本山小品《三鞭子》所说的那样,不是坎啊就是沟啊,啥时候修啊?不知道啊?”

“大同的天就像扣了个黑锅盖,一年见不上几天太阳,那时天灰地黑,浅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尘土飞扬,窗户缝贴上胶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层灰。”
事实上,即使抛开环境污染不谈,经过二十多年开采,大同的煤炭资源当时也面临着枯竭的危机。大同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2008年,耿彦波被点将到大同担任市长。
在此之前,耿彦波曾先后两次成功把两座粗放型工业城市,改造成了风清水秀、怡人宜居的旅游文化城市。并且,以不怕得罪旧势力利益阶层和作风强悍而闻名。比如在改造山西省灵石县时,他就曾收到过子弹、花圈以及雪花般寄给中央信访局的投诉信。
2008年走马上任大同,耿彦波经过仔细调研分析,认为如果等煤炭资源枯竭后再谋划转型,那无疑是坐以待毙。
有了前面两次改造城市成功的经验,耿彦波提出了一个绝对大手笔的建设计划,即:“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整个计划,在拆掉三千栋房子、迁走50万户人家后,会建成一座让大同彻底完成城市经济依赖转型的文化古城。
这样的大手笔投资,有两个摆在耿彦波面前的现实问题:
一是假如这么大的投资,建成后却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打了水漂,那他的政治信用基本宣告破产;二是要动用这么多钱,既触碰了大同旧势力的利益,势必会阻碍重重,还要避免大量工程款流入那些“硕鼠”的口袋中。
官场上,有部分官员信奉不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典型代表就是《人民的名义》中的“宇宙区长”孙连城,每天在家里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
耿彦波艰难地在大同推动城市改造时,也碰到了些已经习惯躺平的官员。
比如在一次大会上提到拆迁时,耿市长问进度落后地区的乡领导是什么原因,没想到对方两手一摊,笑了笑回答道:乡里头现在就是没有能力去落实这些东西。
耿彥波听完就怒了,在大会上丝毫没有留情面,劈头盖脸就是一句“那你就辞职,你赶紧写报告,赶紧换个能办的人来”。

为了阻止工程款落入“硕鼠”口袋,耿彦波长年把办公地点搬到了工地上。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早餐在路边买两根油条或者烧饼解决,白天工地现场办公,午饭通常吃一碗刀削面,直到夜里十一点多结束工作,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平均睡眠五个小时。
纪录片《大同》中,记录过耿彦波几次验收工程时,发现对方偷工减料的表现。
一次耿彦波几脚下去,发现水泥有问题,他指着负责该项目的一个身穿条形T恤的男子说:
“你看这家伙他妈的,表面看上去还挺老实的,一肚子鬼水这小子,你把我们政府给你的钱拿回来,这个工程不让你干了。”
城市的转型,除了改建还需要引入新的产业,为了接待一个来大同考察公司,耿彥波曾在接待酒店一待就到半夜。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妻子担心却又打不通电话,最后气得不顾阻挠地冲到会议现场,啜泣地骂道,“不要活了,死了算了。”

2013年,也就是耿彦波离开大同那年,大同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已经达到了2355.83万人次,收入200.33亿元,与他上任的2007年相比,翻了接近4倍。
耿彦波对大同的城市改造,人民看得见。

尾声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对于这样的人,正如《我的县长父亲》那篇文章结尾,作者所说“天地之间有杆秤,大秤砣是老百姓,父亲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人民,人民也将他永远铭记在心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在昨天和今天短短两天内,有至少6位“老虎”先后被宣判了。
包括: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被判死缓;
上海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判无期;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判死缓;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判14年有期徒刑;
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被判15年有期徒刑;
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太平一审被控受贿6949万余元。
也就在这两天,这些消息就成为了热搜,接受人民的审判。
我们应该把苛责的勇气和目光对准内部的“害虫”,发挥公众监督应有的作用,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回望历史,善待那些本就值得歌颂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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