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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邓玲玲

脚本：令狐小跑

编绘：锄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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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作为仁宗朝老臣，韩琦为何会成为濮议“称亲派”？

濮议是宋代一场著名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简单概括便是关于濮王(英宗的生父)名分的议论，因此被称为“濮议”，堪称宋朝版的“大礼议”事件。

在英宗病愈后，曹太后撤帘还政，然而过了不久，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便提出，要商议濮王与三位夫人的名分问题。

这个提议无疑是符合英宗意愿的，但由于当时仁宗才去世一年多，为了减少阻力，英宗下诏“大祥后议之”，将讨论延迟到了仁宗死后两年才进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濮议依然掀起了一场涉及皇帝、太后两宫，以及宰执、两制官员的大争论。

按照两制官员的说法，由于英宗原本出于家族旁支，之所以能继承大统，是因为过继而拥有了继承权，英宗的子孙也是作为仁宗一脉，而非濮王。因此仁宗才算是英宗的父亲，对于濮王，英宗应称为“皇伯”。

然而以韩琦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礼也要讲究人伦，即使英宗已经过继，但也不能抹杀亲生父亲与儿子的血缘关系，因此应称亲，也就是尊濮王为“皇考”。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只是非常无聊的礼教、称呼之争，然而在这场讨论背后，涉及到了两宫、新旧势力、中央集权等等。

从曹太后前期反对称亲的手诏可以看出，皇伯派的背后，是曹太后以及仁宗朝老臣的势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濮议之中，韩琦、欧阳修作为仁宗朝的老臣，却依然成为了称亲派主力。其中原因有两点：

其一，称亲派代表了皇帝意志。虽然在明面上，这场讨论由宰执发起，且英宗没有强硬表态，但从每当遇到阻碍时，英宗只会下诏罢议延后，以缓和矛盾，却从没有将称亲派的提议打回，甚至在御史要求追究韩琦等人“附会不正之罪”时，英宗也完全没有理会。可见这件事背后绝不是宰执们的心血来潮，而是遵循皇帝意志，至少是揣摩中了皇帝意志的行为。

可以说，韩琦站在称亲派，就相当于坚定地站在了新帝一方，这与他宰执的身份职责有关。

其二，宰执们需要保证皇权的稳定过渡。在仁宗过世后，皇权交接并不顺利，由于英宗重病无法临朝，曹太后承担了听政的重任，仁宗朝原有势力本就与太后更为亲厚，自然出现了太后势强的现象。

这对于韩琦等宰执而言，并非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新旧势力内斗，以及朝廷动荡。早在新帝病愈亲政前，韩琦便为两宫矛盾而奔走劝说，英宗得以亲政，也少不了宰执们的努力。而在新帝亲政后，韩琦等提出濮议，这意味着皇权对旧有势力的示警、收拢和清理，濮议过后，不少皇伯派被调离权力中心，这并不仅仅因为皇伯皇考之争，而是因为他们在这场争论中，展现出的立场偏向。

这场濮议最终以太后让步、英宗顺水推舟为结局，可算是皇帝与宰执的胜利。关于太后为何突然下诏改口，出现了很多说法，甚至有“安排近侍迷惑”“太后酒后被诓骗”等说法，不过无论原因为何，濮议牵扯了太多的势力，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引起更难以收场的后果。

值得唏嘘的是，英宗虽然“赢”了濮议，却很快便病逝，即使在他临终之时，濮议的结果，也还未完全落实。

参考资料

(宋) 王称《东都事略》、（元）脱脱《宋史》、（清毕沅）《续资治通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郭瑞祥《大宋文官：变法视角下的宋朝士大夫观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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