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肢之后,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样子 | 正午

正午故事 2022-09-23 12:00
他们有各种理由“看白”你,但绝口不提“你是残疾人”。

采访 文 |小北
认识林淇很偶然。有天傍晚,为了买到便宜的鸡内脏,给猫做猫饭,我特意跑了一趟当地的农贸市场。去时集市已接近打烊,菜贩们正把没卖完的蔬菜、摘下的烂菜叶装进箩筐,打包处理。我逡巡了一会儿,没找到卖鸡内脏的,却看到了林淇。
在一众商贩里,她显得有些特别。一是身材不高,但搬动巨大的菜筐却毫不费力;二是我发现她有只脚踝绑了一个塑料袋。农贸市场的地上有积水,如果是怕鞋袜打湿,为什么另一只脚没绑塑料袋呢?
我上去和她交谈,询问鸡内脏商贩的位置,顺便问她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绑了塑料袋?她豁达的说,“噢,因为我这只腿是假肢。”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她似乎见惯了陌生人这样的反应,摆摆手说,“没关系……市场快关门了,你先去买鸡内脏吧。”带着逃避的心理,我离开了。买完鸡内脏回来,发现她仍在那里,正把一大筐菜费力般上小面包车。那车的底座高,而她的假肢不便弯曲,搬得非常费力。我上前帮忙,入手才发现这筐菜极重,少说也有20斤。我称赞她厉害,她却不以为意,说如果是河鲜、扇贝,这样一筐能有100甚至200斤。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她哈哈大笑起来。
此后,我去农贸市场,总会和她交谈,一来二去,便也熟了。她于是告诉了我关于她的故事。她的人生有很多意外与无奈:生在重男轻女的小地方,因一场小事故却被迫截肢;和一个健全人结婚,却一直不被尊重和理解;最后只能自己出来做事、养女儿。生命里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但她从未停步、一直往前。
“成为残疾人后,我才知道世界的另一个样子。除了向前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下是林淇的自述(名字为化名):

1
我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乡下地方,对男娃看重,我妈连生了七个,都是女儿,也很绝望,勉强养到4岁,还是把我送了人。
我养父母住在离镇子更近的一个村,条件比我们家好一些,刚开始对我也不错,给我买新衣服穿,供我上学。不过那时太小,到新的家庭我手足无措,又腼腆,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的善意。有时候,我也帮着做事,但因为紧张,做不好,打碎过一个碗。养母说:“真是看白你。”这话让我记到现在。(四川话里有个词叫“白活事”,指木楞、不会做事,不会来事儿,有点傻的意思。“看白”是它的引申,意思是“我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没用的人”,是非常伤人的一句话。)
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我还不错。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接受这件事,终于打算把他们当亲生父母看。不过,还是出了事。
那是正月十五晚上,他们带我去看灯会,回来的时候人挤人。那是80年代,没现在这么发达,镇上能找到的车只有手扶拖拉机,我们就坐在拖拉机的后车厢里往回赶。那种拖拉机实际是载货的,中间下陷,四周边缘很窄。人就坐在那条极窄的边缘上,有些人站在车厢中间,或坐在周围人的腿上。那天人实在太多,怎么也坐不下,养母就让我抓住拖拉机“车厢”前面的挡板,踩在左右狭窄的边缘上,人挤人地出发了。
回去的路不平坦,而那个“边缘”又窄,我踩不稳,又不好意思跟养母说。当经过一个很陡的路段时,车身左右晃动,我踩不稳边缘,摔了下去。
等我醒来时,小腿没了。
具体的经过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我摔下去时,没人反应过来,拖拉机还在向前,轧过我的腿。把我送到医院后,拖拉机司机找到医生,塞了点钱,说了一句“不要有后遗症啊”。——那辆拖拉机是单位的,他怕有人以车祸的名义找上单位,所以希望医生用最没有后患的方式解决。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截去我的小腿。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细节的呢?原来医生竟是我的亲戚。
养父母知道我要截肢,这么大的事总得告诉我的亲生父母。于是我亲爹从山里骑自行车赶来,骑了三四个小时,到达医院。医生见到他,连忙问道:“大哥你怎么来了?”我亲爹回答:“别提了,送给别人家的小孩出车祸了,说要截肢。”
那天只有我一人截肢,医生一听就知道是谁,他懊悔地对我亲爹说:“早知道是我们家的孩子,我怎么都要把她的腿保住啊!我就一共赚了这几块钱!”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医生是我亲爹的妹妹的老公,我应该叫他姑父。
等我醒来时,面对已被截去的小腿,这位姑父以头撞床,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姑父对不起人,我真是混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亲爹,安抚好姑父后,对我说:“七女啊,你看事情都这样了,你就原谅你姑父吧。”在农村里,维系好有点“权势”、能帮忙的亲戚的关系,其实比孩子的身体更重要,尤其是当这个孩子是女孩的时候。更不要说我已经被送出去了。
我能怎么办呢?腿都截了,我只能说“好”。

2
日子总还得过下去。
养父母供我读书,乡间的邻里乡亲都说我养父母仁至义尽,摊上我这样一个残疾的人,还让我读书。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感谢他们。不过,对他们更多的情感,是拉扯和难受。
因为我残疾了,养父母又重新收养了一个女孩儿。那个女孩很乖,他们很喜欢,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才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我主动帮养父母做事,怕他们不高兴把我撵出去,不敢再出一点错。但我妹妹就更从容一点,她有时候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朝养父母撒撒娇就好了。但我从来不敢撒娇,我怕我撒娇,换来的是养母很早以前说的那句话,“我真是看白你了。”这句话烙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渴望被爱,渴望家庭的温暖。
初中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我开始自己去打工。但很少有企业愿意要残疾人,他们觉得残疾人什么都做不好。但其实,如果被生活逼到一定程度上,怎么会有做不好的事呢。
我装上假肢、穿上裤子之后,看上去和正常人其实没什么区别。没有学历,能入门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去餐厅端盘子。我去餐厅面试时,经理很满意我。前面一个月工作时,经理也会说我做得好,说我老实,没什么花花肠子,他很信任我。但一个多月后,他有一次看见我上台阶,发现我是一只腿先上去,再用上去的这只腿撑住另一只腿(因为假肢不便弯曲),才知道我的腿有问题。不久之后,他就以餐厅效益不好为由,裁了我。
其实,我天天在大堂里给人点单,人来得多还是少,每一桌吃饭的时间、花多少钱,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餐厅的收益并没有减少,只不过他认为残疾人可能有隐患,不肯雇用而已。
最开始,面对这种不公,我感到非常痛苦。不是我想残疾,不是我故意变残疾的,但没人有耐心去知道一个残疾人过去的故事,他们只会觉得,残疾人容易出事,万一他(她)摔了、碰了、又受伤了,那我(企业主)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都不肯雇用残疾人。
我做过服务员,做过销售,卖过保险,卖过衣服,但都不持久,往往被人知道是残疾人后不久,就会被裁员。他们有各种理由,但就是绝口不提那个最重要的——你是残疾人,我们觉得残疾人有风险。
我有时候也想:残疾人比正常人缺在哪儿了呢?
我在餐厅做服务生的时候,响应快,会推荐菜,没有一次差评,很努力地在工作,但是还是说裁就被裁了。我认识的另一个残疾人,两个手掌都没有,但用关节、胳膊配合也能开车,甚至还能罐煤气。正常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也能干啊,但就是会被预设——你是个残疾人,你一定干不了事。
后来,我逐渐和这种情绪和解,因为现状如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后来自己卖菜了,开始算账了,也知道做生意要算账、挣钱,大家都不容易。

3
我本没打算自己做生意。在找不到持久的工作后,我的养父母让我回村里,在一个烟酒店收银,顺便给我说了一个人。他们说:“你也知道你的情况,不要那么挑,他们家不嫌弃你,你就跟他们好好过日子。”
其实我是希望在自己新的家庭里得到幸福的。小时候的经历、和父母、养父母都不亲近的关系,让我盼望有一个自己的幸福的小家。所以,在结婚后,都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能顺顺利利地走下去。
但这并不容易。
人们对残疾人的偏见、不尊重,贯穿于生活和工作的各处。老板觉得雇用残疾人有风险,而有些人也会觉得,和一个残疾人结婚,是在“屈尊降贵”,是他“看得起我”。刚结婚时,这种看不起、不认同还没有那么明显。比如他妹妹来做客,他会借口让我去做东西,而不让我见客,应该是觉得娶我这么一个残疾人“有点丢脸”。
我也能理解,于是就避着他们的亲戚。有时候躲不过去,碰面了,他妹妹就总会阴阳怪气地说我,说我腿脚不利索,没用什么的。我每次听到都很难过,但我想,为了这个家庭,就忍了吧。日子熬一熬,也就过下去了。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第三年。一来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婆婆不喜欢;二来那年他家碰上拆迁,家里因此宽裕起来,他就更看不上我了。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同时去烟酒店工作、照顾孩子,但还是被他家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挑剔着。
有一次,几个小姑子和她们的老公来家里吃饭。我做了一下午的饭,也没有一个人来搭把手。把饭端上桌,他们吃完,什么也不管,直接走了。我这时才上桌吃饭,刚吃了两口,就见他们跑回来,大声嚷嚷:“我们要打麻将,你快收拾桌子。”
我回了一句,“我刚坐下吃饭,你们收拾吧。我做饭也忙了一下午了。”
亲戚们还没说话,他觉得丢了面子,拿起筷子就往我身上打,一边打一边说:“你还给我们摆脸色,你要摆给哪个看?”然后他一把掀掉桌子,一脚踹在我肚子上,恨恨地说:“吃吃吃,你吃个铲铲!”最后,那天我什么都没吃,回到房间后枯坐了很久,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是没意思透了。
我有时候觉得,残疾就是我的原罪。
我为那个家做了很多事情,烟酒店的工作每月也有2500块进账。他的收入只比我高500块,每月3000,但他的钱永远都是自己的,我的钱却要用来还车贷、房贷。在家里,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即使我做了所有这些事,但还是会因为残疾人这一点而变得一文不值。残疾,代表着他可以否认我的一切付出与努力。
我朋友看不下去,劝我,“要不你离婚吧。”但是,过去和父母、养父母的关系与经历,让我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不被父母喜爱,会过得多么痛苦。婆婆重男轻女,因为我女儿是个女孩儿而不喜欢她;婆婆跟我们一起住,导致她爸也不怎么喜欢她。如果我离婚了,他们肯定不肯让我带走孩子,那女儿就没人疼了。她会过上和我一模一样的童年,不敢撒娇,不敢期许未来,会永远卑微地活着。
我不想女儿变成这样。

4
同村有个人在成都做生意。他从龙泉驿买来桃子、葡萄等水果,载到成都市中心去卖,收入比我在烟酒店好一点。我想这事儿我也能做,白天还能不在村里,比现在好。于是,我偷偷攒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有大车厢的,能装水果。因为要从村里出发,路程有点远,每天早上我大概5点多出门,蒸个馒头、煮个稀饭,吃一点就走,白天就去卖水果。到了晚上六七点,沿着小区比较密集的地方沿街卖,基本能卖完,再赶路回来,给他们做晚饭。
从体力上说,这比以前在烟酒店坐着收银辛苦,但心情上我放松很多。以前在烟酒店,早中晚我都要把他们一家当皇帝一样伺候着,还一直被挑剔、被埋怨,有时还被打。而我因为卖水果而在白天离开他们之后,这些苦恼都不见了,我变得很轻松。而且卖水果的时候,人家也不多看你,穿着长裤遮住假肢,不会有人知道我是残疾,不会用那种怜悯、惊讶、不信任的复杂眼光看我。这很好。晚上回去,看着女儿的脸,我也会觉得高兴。
我学会了无视他,也通过远离他们的工作而脱离他们的影响。不过,每次他找我要钱时会很烦,但我会记账,把每一笔他找我要的钱都记下来。如果他这个月要得太多,我就说没钱,不给了。这样一来,我又能留下一笔钱在自己身上。
我用了4年多的时间攒下一些钱,能在农贸市场摆个摊位。这农贸市场周围一公里有8个小区,还有一些老房子,很好卖菜,基本早上8点就能卖掉一大半。到晚上5、6点,下班的人又会集中来一波,菜就能卖完。既没那么辛苦,收入整体看来也更稳定一点。没卖完的菜,成色一般不好,我会拿回家去,自己吃,或者送给他的亲戚。
他妹妹之前还讲:“囊个你拿回来的菜都死眉造眼的喃?”(死眉造眼,四川话里形容丧气象,这里指菜不新鲜。)我就会顶回去,“好菜都要钱的嘛,你买不?你买我就给你好菜。”
开始他会觉得我“翅膀硬了”,敢和他们家对着干了,想打我,我就会顶他。“你要凶,我明天就不出去卖菜,明天就莫得钱,你莫想我给你钱!”
后来他也就不说了。他妹妹自然也就不说了。我觉得钱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安全感。远离他们、不需要看老板颜色的工作,也让我重新感受到轻松。
这种时候,生活好像才有了一点奔头。在农贸市场里卖菜,因为有摊位,能卖的东西更多,钱也稍微多一点。我想给孩子攒钱,让她以后来成都上学,然后我在成都租个房子住,这样我们娘俩就不用回去看他们的眼色了。一步一步来吧。
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大,但在有限的能力范围里,还是希望孩子可以过得好一点。我以前总觉得,有一个自己的家,会是一件幸福的事。就像我妹妹一样,能向我养父母撒娇,一家其乐融融。但婚姻并没有让我感到幸福,相反,我只想逃离。
婚姻唯一带给我的好,是我有了女儿。她很亲近我,也会在她爸要动手打我的时候站出来说,“爸爸不准”。因为我要出来跑、卖瓜果挣钱(他现在还以为我只是在骑三轮车卖东西),他现在不怎么会动手了。但女儿当时说的这句话,还有她站在我面前、小小一个人拦住他的场景,我一辈子都记得。我觉得,有这么个孩子,我就知足了。
我就希望她好好的。

尾声
在和林淇的交谈中,我发现她从未以“我老公”称呼过自己的伴侣,而只用“他”代替。她曾经对自己的家庭有过强烈的、幻想式的期许,但对方打破了这种期许,使得她在内心中无法认可这个伴侣。
8月底,我在的小区因疫情而管控,我后来一直没见到林淇。我想到她曾提起,为了以后女儿上学,她想在成都租房,不知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成都的全城静默,从9月初持续好久,我不知道她是在成都租房,还是又回到那个让她感到不舒适的小家庭里去。如果回去,她如今又是如何和这些家人相处的。
在与我的交谈里,林淇总会说“我是个残疾人。”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她对自己能找到好工作不抱期望,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及成就不抱希望,只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但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坚韧的女性,在遭遇身体的残缺、工作的失意、婚姻的不良后,依然尝试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愉悦一些,依然尝试着让女儿过得更好。
希望她能得偿所愿。

——完——
作者小北,永远学习进行时,抱着好奇心观察大时代下的个体。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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