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女研究生休学待产,惹了谁

南风窗 2022-09-23 21:15

作者 | 路迟


来自云南沧源县的佤族女孩南依,通过读书学习一步步走出大山,终于在今年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然而,前脚刚踏入高等学府大门,后脚就退回了老家,决定先与一名理发师结婚,并休学待产一年。


在2022年,“研究生退学结婚”,作为一种极具社会话题性的痛点,在舆论水面掷出水花是意料之中的事。喧闹与嘈杂里,有不解,有嘲讽,也有质疑。


南依让人联想到曾经被张桂梅校长拒之门外的、做了全职太太的学生,又或是,上个月那位年仅20岁就奉子成婚跟着非洲大叔远走他乡的女孩周周。


奉子成婚、远走西非的女孩周周


这些事都可以挑起某种公共情绪上的共识:本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她们,却还是选择早早披上妻子、母亲的身份外衣,投入到一眼望到头的家庭生活里,放弃了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上追求更高价值的可能性,叫人“怒其不争”。


这些忧虑大都是善意的。虽然人们也许忘了一份逻辑上的共识:“幸福”是极其主观的感受,早婚晚婚本身也并不代表任何结局。如果南依能做到她对自己承诺的那样——一年后重返校园,她自然也不必做一辈子走不出大山的农妇。


不过,舆论的发展仿佛泥石流滑坡,很快冲进来非善意的道德审判和绑架。


网络上对南依的热议不断


有人认为,南依“刚入学就退学”的做法违背了学术机构的信誉机制,虽然不犯法,但也不厚道,恐会影响将来女性读研名额,导致学校更不敢招收女研究生。


还有一种质疑,即如今最常见的“炒作论”:搞这么火,肯定是想出名,接下来就是直播带货一条龙……


这是一种明显的思维惰性和跟风惯性,且不论南依是否真有做自媒体的目的,个体选择本来就不需要同任何人解释。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是事实,回家嫁给理发师也是事实。


或许,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这一件小事,如何挑起了普遍的价值争议?毕竟,一个理想的社会,不应该是“你这样做不好”,而是“你这样做,也很好”。



读书与命运

什么样的女孩会在法定最低年龄结婚生育?


在当代社会,选择早婚早育的大体上有两种人。


第一种,出生农村或贫困家庭,上不起学,也没有外出务工,靠婚育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第二种,则是那些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年轻“闪婚族”,而在今天,有个更意味深长的新词来指代他们:恋爱脑。


这两种情况都普遍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掣肘,一个是客观外部条件上的,一个是主观认知不成熟方面的。


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被认为是不成熟的(《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法律上,20岁是女性最低结婚年龄,而在现实中,大体25岁以下都会被认为属于“早婚族”。有个调侃的说法叫“英年早婚”,颇具一种暗含不看好之意的黑色幽默。


2020年6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表于柳叶刀子刊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早在2015年,中国农村地区15-19岁女性的已婚率和生育率就已比城市高出3倍,近年来城市早婚早育率有所下降,但农村下降幅度大大低于城市。


大抵可以说,经济条件越好,书读得越多,眼界越宽阔,个人选择越多,婚姻往往会被排在更靠后的年龄。即便进入婚姻,也不会因此放弃自我价值和追求。


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读书被赋予了更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传统乡土社会,婚姻承担着维系礼教和小农经济的主要功能。如果不能通过上学走出底层社会,大多数女孩儿都会被安排结婚,早早生育,单调而疲劳地过完一生。


都不需要用历史和名人举例,身边和远方,现在和过去,我们的母辈、家境欠佳的朋友,新闻里的女性主角,在该读书的年龄早婚早育,似乎总是有着不幸且令人怜悯的命运。


在乡土社会,大多女孩儿被安排早早结婚生育(《幸福到万家》剧照)


比如,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湖南农村女孩,为了把家里可供念书的唯一名额留给弟弟,女孩不仅放弃了念技校当护士的路,后来直接辍学帮着妈妈干活养家。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在中国农村,这样的女性数不胜数,她们大多没有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能力,也没有表达的能力。


因此,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女性争取和珍惜一切可以读书的机会,是对老话“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最直接反击,也是对构筑更平等、文明社会的努力。


“嫁得好”是一个抽象宾语的短句,是将余生生活状况、个人价值都寄托在另一个对象身上的期待。在这一期待的过程中,不仅女性自己被物化了,男性也被异化了,异化成一个为他人提供生活保障的资产标的。


这是对婚姻最大的消解和误解。


从社会经济角度,婚姻的确是一种为抵御风险组建起来的经济共同体,没有经济保障、足够成熟的恋爱观和自我价值观,婚姻和爱情都会经受更大考验。


不过,婚姻既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人们努力赋予自身智识、眼界、独立能力,以便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更纯粹的、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婚姻。


《父母爱情》剧照


如果一个女性,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不工作、不读书,是为了“享清福”去结婚,她把生活保障、人生价值,甚至人身安全,都寄托在一个“他者”身上,“爱情”,是没法为这些东西背书的。


企图用孩子来维系爱情,更是一种最常见、最荒唐的误区。


9月20日,南依的老公通过媒体回应称:“要是不要这个孩子,我们可能走不到最后。”


南依选择赶紧结婚的原因如出一辙:不想让别人抢走她老公。这是一种少女听上去可能很甜,但也是一种相当“少女”的恋爱思路。


至少,从有限的信息来看,20岁的南依和她年轻的老公,对婚姻、爱情的理解或许都还不够透彻。或许有一天,他们会从自己年轻时的选择里得到一些教训。但这无可厚非,我们人人都会从年少经历里得到教训。


南依



被绑架的选择

南依还让我想起上个月远嫁西非的20岁女孩周周。


8月初,周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动态称,自己要跟着80后黑人老公前往其家乡尼日利亚定居,“一个怀孕的00后女孩只身一人嫁去非洲”的短讯,迅速发酵并引起网友担忧。


网络的特点是扁平化、要素化。某些与人们熟悉的叙事相似的概括性要素,很容易挑起熟悉的、群体性的大众情绪和道德评价。


那条动态下的最高赞评论,来自一个拥有与周周同龄女儿的母亲,她诚恳真挚、苦口婆心地劝告周周:“如果生活欺骗了你,你要及时止损。”


周周社交动态下的评论


几天后,南风窗记者联系上周周,她很乐意沟通,但不愿意接受采访。一旦她发现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对话,就会立刻变得警惕起来。


“我担心被自媒体和网红乱说话”,她向我道歉。她接收到的外界声音,从最开始的劝慰、担忧,到后面演变成对其“炒热度”“博流量”“吸粉带货”等质疑和猜测。


当一种可能性成为便捷的、几乎可套用在任何人身上的模式,它本身就容易演变成一种舆论暴力。


但凡一个女孩选择“英年早婚”,她就会遭到攻击:“现实迟早给你上一课”;但凡是与现实常见规律相悖的现象,就一定是在博眼球赚流量,紧接着就一定是“直播带货一条龙”。


这些都是思维上的懒惰。所有个体故事、情状,都能被同一辆驶于道德轨道上的列车囊括其中,一阵疾风过去,没有人记得一个具体的人,都只留下一些可以继续被套用在下一个人身上的范式。


而真正具有危害性的地方在于:它通过一种看似道德上的绝对进步性,抹杀了个人选择的表达自由。


手握“道德”尚方宝剑的人们总有着一箩筐的“不应该”,善意的建议很容易变成家长式的过分干预,甚至是冷嘲热讽。


旁观者善意的建议也有可能让当事人陷入困境(《坡道上的家》剧照)


女性主义的批评很容易被一些大词限制,用呐喊的方式试图去唤醒与鼓励每个女孩成长为女强人,类似的批评容易,常常也绝对正确、正向。


但这种呐喊本身就建立在一种二元论的单一价值观之上:唯有依照读书、走出原生环境、从社会事务中找到自我价值,唯有这一条路,是当代女性应该努力去争取的。否则,就是愚昧和倒退。


陌生人的“劝诫”未必会更改南依的选择,但可能会在一个年轻女孩在最能勇敢追求爱情的热情和激情上浇上一盆冷水。


首先,“做一个独立女性”,且不管定义如何,这固然是一种愿景,但并非人人都有足够的条件做到。对于那些没有条件读书,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孩,难道我们应该宽慰她们:嫁人,也没那么糟糕?


重点或许根本不在于她“要”做什么,而是她“能”做什么。相比起选择,选择的机会更重要。



这样可以,那样也可以

不论是孔子的大同社会,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是通过在一定的道德理念原则基础上追求“仁爱”或“公正”,以抵达理想的和谐社会。而依照现代社会霍布斯、罗尔斯等道德哲学家的观点,一个文明社会的必要元素,至少应当支持所有公民具有相同的机会来实现个人价值观。


总之,休学生孩子,背井离乡追求爱情,选择读书、事业或者家庭,只要有着自己明确的规划,终究都是个体的私人事务。


只要当事人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成年人,旁人就无权多议。


《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截图


而之所以个人选择会进入公共领域,挑起一种集体性的情绪,直接导火索来自一种担忧的声音:南依的退学,会不会导致研究生导师不再愿意招收女生,让今后女性考学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这一步跨得有点大,就像小时候少吃了几口蔬菜,你妈就觉得你马上要生病甚至要死掉了。


不过,虽然个体不能推延到整个群体,这种忧虑也并非毫无道理。


比如,另一个争论较多的普遍性困境——越来越多职场上因怀孕而被辞退的妈妈,或者单纯因为到了适婚年龄而被挡在工作门外的女性。


这种情况普遍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只要去裁判文书上搜索相关判例,或者问问身边的女性朋友,都不难感受到这种困境的无处不在。


适婚年轻以及孕期中的女性总是面临着就业困境(《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因此,这种无力感并不是个体选择带来的,而是结构性、制度性的欠缺所带来的。


意大利作家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通过读书一步步走出贫民窟的女孩埃莱娜,即便已经成为知名作家,在不对等的婚姻里,她仍然需要放下自己的事业,承担所有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丈夫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妻子应当成为自己“忠实的奴仆”,他甚至不希望妻子继续读书和写作。


当埃莱娜终于决定要离婚的时候,等待她的,却是自己母亲的拳脚相加,以及婆家的威胁和谩骂。


她的悲剧难道是因为选择了婚姻?还是同时选择了写作和婚姻?


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个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需要的不仅是自主的读书意愿和机会,更是整个社会的基本支持系统。是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不必担心,或者更少担心生育对求学、求职名额带来的影响,至少,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选择激起宽泛的同性指摘。


《坡道上的家》剧照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女性主义”不是一个宽泛的壳子,但它也不是一件狭隘的束身衣。选择成为一个母亲或是成为一个作家,选择做一个建筑工人或一名公司白领,每一种合理、合情、合法的生活方式都能得到社会系统的支持,才是事情的核心本质。


如果规则不合理,那就应该力图去建设更完善的规则,如果走一条险路能让一个人获得幸福,那么应该为TA提供更多保护措施,而不是斥责走上险路的人。



    编辑 | 煎尼

排版 | 菲菲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newmedia@nfcmag.com

广告、商务合作:

 nfcnewmedia

记得星标!点点在看让理性的声音传得更远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