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星星之火”

历史学人 2022-09-24 12:23

作者:亚当·沙茨,译者:孙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份匿名小册子在什叶派最高宗教学府库姆神学院流传。这本名为《揭秘》的小册子指责伊朗君主制的叛逆:“在欧洲的帽檐下,你漫步在林荫大道上,色迷迷地盯着赤裸的女孩,并认为自己是高尚的神学研究员,殊不知,外国人正卷走这个国家的财产和资源。”该书建议伊朗由宗教法学家集体领导,并由一个聪明的人统领。在这种状态下,就没有必要进行选举或组织议会,甚至不需要配备常备军:一支宗教民兵(巴斯基)就能确保人们服从法律。


库姆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到《揭秘》,即使是神学院内部,也仅有少数人看到其目录。然而,短短三十年后,这本小册子的作者鲁霍拉·霍梅尼却发动了一场反对君主制的革命,并确立自己为伊朗最高领袖,拥有连“沙”(Shah,伊朗国王)都羡慕的权力。伊朗的政治面貌发生了转变:作为伊斯兰少数派的伊朗什叶派改写了中东革命的脚本。詹姆斯·巴肯的《神的日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下文简称《神的日子》)讲述了,针对西方支持的独裁者,激进的神职人员如何主导了一场广受欢迎的起义,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巴肯和其他人一样讲述了这个故事,但是《神的日子》对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出现一场革命?为什么它是伊斯兰革命?它有什么样的遗产?巴肯认为,伊朗革命是反抗西方强加的现代化、转而支持一个有宗教因素的现代化路径。它有一个脱胎于什叶派历史的精神宗旨,以及殉难和救赎的主题。但是,试图在治理中注入神圣权威的努力最后以权威国家的扩大甚至神圣化而告终。巴肯在《反抗巴列维王朝》中写道,“伊斯兰共和国继续使用头巾和斗篷”。


巴列维王朝始建于1926年,当时礼萨汗自封为沙。他是伊朗哥萨克军旅的一名士兵,在五年前英国支持的推翻卡扎尔王朝的政变中获得权力。尽管他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称呼自己为居鲁士大帝的继承人,他们的王朝却没有超出父与子的运作模式,他们抱怨过于依赖外国的支持却苦于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礼萨是阿塔图克型的独裁现代化主义者,他迫使游牧民族固定下来;为叛逆的少数民族设立纪律;建设铁路和公路;创建了一支现代军队和官僚队伍。但是他的西化项目,尤其是他对面纱的攻击,受到了教会派的反对,而且他永远也无法摆脱“英国人走狗”的身份。事实上,他愤恨外国干涉,并试图重新对1919年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协议进行谈判,但却以失败告终。最后,在二战中宣布伊朗中立之后,他于1941年9月被苏联和英国军队废黜。



巴列维王朝时代的女子



他那养尊处优的儿子穆罕默德,也不喜欢接受西方的惠顾,但却学会了不去越权,尤其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策划推翻首相摩萨台的事件之后。穆罕默德是民族主义者,他身手矫健,能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并且从瑞士寄宿学校那里学到了老练与世故,但是,他错误地幻想在没有赢得民族独立的情况下也能收买民心。1953年政变后,他与英国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更好的交易,伊朗能分得50%的利润。虽然这和摩萨台国有化的计划相去甚远,却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炫目的项目:大坝、水力发电计划、甚至一个由苏联资助并建设的钢厂,即便是他父亲也都会钦佩不已。但这也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性的独立。伊朗人口从1900万增长到3000万,德黑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经济增长为这位沙在西方赢得了掌声,却没有为他赢得伊朗人民的爱戴:他们视现代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而且这威胁到了伊朗自身传统的存在。而穆罕默德自身也越来越沉迷于王位和权术,他越来越依赖情报部门萨瓦克—萨瓦克受过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军情六处的监视与审讯培训。那些反对他与美国、以色列以及南非建立友谊的人要么被迫流亡柏林或巴黎,要么被监禁在萨瓦克监狱。


沙试图任命左派进行“白色革命”,这是1960年代初推出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土改计划,但是主要成就却扰乱了农村生活,并且导致大批农村居民移民至德黑兰的贫民窟,进而成长为反对派的大本营。作为在伊斯法罕工作的一名英语教师,巴肯亲眼见证了白色革命在1970年代初迷失方向后带来的影响。伊斯法罕宫殿看起来“如此脆弱,叹口气就能吹走”。巴列维主义成为“卡在伊朗纹理中的钝锯”。最后,“巴列维统治的风格”也即巴列维国王的政策导致他自己的下台: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伟大文明”来打动西方,他冷眼旁观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混乱,他对什叶派的信仰和集市表达了难以掩盖的蔑视,视其为落后和肮脏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先知之一贾拉勒·艾哈迈德抱怨,伊朗人不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已经屈服于一种叫“西方毒”的瘟疫:“西方来袭”或者“西洋病”。当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和69国元首举办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的盛大庆典之时(用霍梅尼的话是,“野兽的饕餮”),沙几乎是在唆使他的人民推翻他。


然而,当革命来临之时,却并不是沙和他的西方支持者们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而是一场禁止酒精、强迫妇女遮蔽身体,而且授权予神职人员的伊斯兰革命。通常对这一变故的解释是,沙在推翻摩萨台、镇压左派的过程中,为神职人员创造了一个真空。但这并不能解释视政治为不纯洁的神职人员如何将自己转变为政治活动者,并且夺取权力。在什叶派信仰中,对国家权力的怀疑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在874年消失于萨迈拉的第十二代伊玛目回归之前,所有试图立法或掌权的努力“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临时政府,最坏的情况是强取豪夺”。神职人员选择清静的另一个更世俗原因是物质利益。在十九世纪,神职人员因与市集结盟而致富,市集将利益投入清真寺和神学院,其中四分之一的利润来自鸦片贸易。虽然神职人员参加市集是为了反对对外国人进行商业让步和捍卫衣着的端庄,但是他们事实上只对自己负责。库姆的一位宗教导师(即“效仿之源”)大阿亚图拉侯赛尼·布鲁杰迪,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都禁止神职人员参与政治。赚钱和修建清真寺的良性循环得到了保护,处于一种防止入侵的状态,尤其是当沙开始谈论农村的土地改革之时,因为农村是神职人员的据点。如果有一场伊斯兰革命,那必定是从伊斯兰教本身的革命开始。


在布鲁杰迪时代,霍梅尼在库姆地位低微,甚至受人排斥。人们知道他大多是因为其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在神智学(irfan)方面的专长。他的演讲吸引了很多人,但是追随者也怀疑他是异教徒,甚至可能是逊尼派。他营造的来世氛围令追随者着迷,他看不起自己的同事,认为他们是“愚蠢、反动的毛拉”。他钦佩那些通过暗杀成员来履行宗教义务的人。布鲁杰迪和霍梅尼保持距离,担心他的激进主义会为安全服务提供温床。但是,当布鲁杰迪于1961年去世后,霍梅尼开始提高嗓门反对巴列维国王。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巴列维国王在1963年付诸全民公决的“白色革命”。霍梅尼认为,为许多“无知的淑女”提供公投的权力会危及伊斯兰教的存在。然而,他示意他的追随者不要纠缠于内容—一揽子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森林的计划受到了很多伊朗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相反,他攻击这一公投违反了宪法。保皇派被迫洗劫神学院,在冲突中,一名学生摔死。在哀悼仪式四十天后,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借机将其转变成了一场政治抗议,正如他们在革命时期的“神的日子”一样。他发表了愤怒的演讲,称伊朗国王为“窝囊废”,并警告他“从你父亲的命运中”学习经验。霍梅尼被逮捕时,全国范围内爆发起义;沙的部队对大喊“要么霍梅尼要么死!”的示威者开枪。


“为什么不把政治交给我们?”萨瓦克的头领哈桑·帕克拉凡问霍梅尼,帕克拉凡已说服巴列维国王释放霍梅尼。他对霍梅尼说,“政治意味着邪恶、谎言和虚伪。不要让自己被玷污。”这样的谈话放在布鲁杰迪身上可能有效,但是霍梅尼更强硬(霍梅尼掌权后就处决了帕克拉凡)。霍梅尼的宗教威望在增长:为了将他从监狱释放,库姆将他提升为玛尔扎。但当霍梅尼1964年谴责美国军事人员获得外交豁免权时,他的新头衔并没有为他提供保护。霍梅尼怒斥:“如果一些美国公职人员、厨师在市集中刺杀你的玛尔扎或将他打倒在地,伊朗警方很有可能不会逮捕这个美国人。但如果有人从美国人的狗身上碾过,那么他肯定会被起诉。”在发表此番言论一星期后,霍梅尼被驱逐到土耳其。一年之后,他搬到了伊拉克纳杰夫的一所神学院。在那里,他成立了由伊朗学生组成的革命组织,与一位富裕的“第三世界支持者”合作。这位名叫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的富裕年轻人曾在巴黎生活,后来成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霍梅尼



裹着头巾的霍梅尼严肃苛刻,本不太可能成为学生领袖。但是他对沙的无所畏惧、与什叶派的交织,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等特质,引起了年轻学生的共鸣。这些学生是革命精神之父贾拉勒·艾哈迈德和阿里·沙里阿提的忠实拥趸。贾拉勒·艾哈迈德的《西方毒》和阿里·沙里阿提的《回归自我》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什叶派神秘主义和法农主义。这些书籍谈到了他们共同的感觉,即伊朗文化有被西方消费文化侵占甚至破坏的危险。


贾拉勒·艾哈迈德和阿里·沙里阿提的伊斯兰左派本身混合了西方国家和穆斯林的思想。虽然不够精确,但却验证了对另类现代化的向往,一种属于真正伊朗人的激进风格的意志。他们认为,伊朗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靠西方模式,而要靠民族解放和社会正义的“真正的”伊斯兰教,这些一直被库姆的老人给隐藏了。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只有固定清规戒律的宗教,而是崇尚自由的宗教,一种波斯的存在主义。宗教的根基是个人的良知,而不是清真寺。“我们所等待的伊玛目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艾哈迈德写道。


霍梅尼面临来自库姆的巨大压力。库姆要求霍梅尼以“离经叛道”的名义开除沙里阿提的教籍,后者攻击面纱和一夫多妻制。但是,巴肯写道,霍梅尼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精明和耐心”。攻击学生的偶像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沙里阿提对神职人员的批评使得他成为霍梅尼反对库姆保守派的战术上的盟友。霍梅尼意识到,沙里阿提对伊斯兰主义和左派主义的融合很有可能是一个有力的动员工具。在革命时期,霍梅尼追随者的口号是“伊斯兰教属于被压迫者,而非压迫者”、“伊斯兰教代表贫民窟居民,而非宫殿居民”,这一切要归功于沙里阿提。沙里阿提1977年在英国流亡期间去世。数以千计沙里阿提的追随者—尤其是伊斯兰左派游击队的人民圣战者组织,他们在点燃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却与伊斯兰共和国暴力决裂—本来很有可能被吊死在霍梅尼的监狱中,但是正如巴肯所说,“与沙里阿提追随者的账可以稍后再算”。


在沙里阿提谈解放时,霍梅尼更关注解放后会发生什么。沙之后谁来统治这个国家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在1970年他在纳杰夫的一系列演讲中(后被收录为《伊斯兰政府》一书),霍梅尼称,“法基赫的监护”的古兰经概念或者“教法学家的监护”,不应该只针对寡妇和孤儿(多数学者如此认为),而应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伊斯兰国家应该由一群神职人员领导;他甚至暗示由“一个单身男子”领导,当然这不是说成为君主,因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反对君主制的。这一观点对十六世纪萨法维王朝成立以来就支持伊朗君主的神职人员而言是闻所未闻的。对于他们而言,“法基赫的监护”是对“古兰经”的奇特解读。


西方记者在霍梅尼流亡的最后四个月,对他进行了密集的访问。在巴黎郊区的小村庄,霍梅尼并没有提及“教法学家的监护”。和霍梅尼在他家的苹果树下促膝长谈的西方人,其中最有名的记者要数米歇尔·福柯,也没有注意到他在《伊斯兰政府》中的论调。他们对霍梅尼的解读是:他对权力没有兴趣,伊斯兰共和国的妇女将获得自由。很少伊朗人听说过“法基赫的监护”,对他们而言,看起来简单和谦逊的霍梅尼不仅反对沙,而且反对国家荣耀本身。巴肯写道,霍梅尼在法国的境遇“增强了伊朗人认为自身脆弱和珍贵的观念”。即便是流亡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图德党”也宣誓效忠他(1983年,图德党领导人在电视上为革命以来对左派“叛逆”的严刑逼供道歉)。霍梅尼对西方的关注冷漠无感,他成了“西方毒”、巴列维“西洋毒”的终极反抗者。


在吉米·卡特1978年对德黑兰进行新年访问后三天,伊朗报纸对霍梅尼的攻击引发了伊朗革命的第一次冲突。然而,沙和他的西方支持者坚持认为,真正的威胁来自左翼。美国中央情报局声称,迟至当年8月,伊朗都没有处于“革命的、甚至准革命的情势”。然而,在8月19日石油城镇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大火导致400多人死亡之后,逐渐清晰的是沙的日子为数不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权放了火,而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不是他放的。


在革命之后,一位前毒贩承认自己和一群伊斯兰激进分子放了火。他称希望大火能获得“发起革命”的人的赞誉。霍梅尼以视电影院为藏污纳垢之处著称,但是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战略优势。他表示,大火“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所有法律,因此很明显是出自沙之手”。9月份,扎勒广场发生了屠杀抗议者的黑色星期五,10月、11月又相继发生了阿巴丹炼油厂的野猫式自发罢工和银行大火。沙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王后称这一切为人民的“星星之火”。沙随即提出解散一党制国家,引进所谓的“负责任的民主国家”,但这只能让他看起来更软弱。手无寸铁的群众要求他下台,而他缺乏他父亲的意志去采取必要的措施。在12月,霍梅尼而非国王劝说罢工的炼油工人生产足够多的石油来满足国内消费。在1979年1月中旬,沙携法拉赫王后逃出伊朗,随身带了一盒伊朗的土壤。


在沙出逃和霍梅尼回归之间的两个星期,没有人知道谁会接替沙。总理巴赫蒂亚尔是摩萨德时代的官员、沙的前囚犯,他解散了萨瓦克,释放了政治犯,取缔了对以色列和南非的石油销售,并解除了新闻审查制度。巴赫蒂亚尔的改革可能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伊朗人的要求,但是霍梅尼在抵达德黑兰之前就坚持要求巴赫蒂亚尔下台。美国政府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方支持军事政变,另一方例如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则将霍梅尼视为甘地那样的人物,认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苏联则认为美国的损失将是他们的收益,德黑兰街头涌动的头巾和长袍以及“上帝是伟大的!”的喊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然而霍梅尼的口号“既非东方也非西方的”。他的本意是:伊朗人发起革命就是为了打破外国干涉的历史,而不是找寻新的超级大国靠山—更不是要投奔曾是他们敌人的俄罗斯。数百万伊朗人涌上街头欢迎霍梅尼的回归,四天后,即2月5日,霍梅尼在德黑兰宣布:“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平民冲进军营,战士离岗,巴赫蒂亚尔伪装成法国商人飞往法国。


一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公投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霍梅尼的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是一位谨慎、思想开明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曾在摩萨德手下经营过石油行业,他想让伊朗人拥有“民主伊斯兰共和国”的选择,但霍梅尼否决了这一提议:“伊斯兰教不需要民主这样的形容词……在‘伊斯兰’如此完美的词汇旁边平添另一个词是可悲的。”然而,他也对自己所厌恶的西化成分作了一些妥协,包括选举产生议会和妇女投票权。他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法基赫的监护”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混合体。但73人专家大会主要由霍梅尼的支持者组成,他们以神职人员为主,并占据了上风,而在此之上是作为最高领袖的他本人,并终生任职。霍梅尼还设置了影子政府巩固他对国家的控制,这一影子政府由革命卫队军团、伊斯兰共和党以及伊斯兰教共和党的民兵组成。伊斯兰教共和党的民兵在一场针对霍梅尼昔日盟友—左派的“文化革命”暴力中形成。保皇派和其他涉嫌“播种腐败”的人被送上革命法庭。在法庭之上,由霍梅尼任命的神职人员萨迪克·哈勒哈利法官,监督了成千上万个处决。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而是,用国家广播电台的话说,“为革命静脉注入新鲜血液”。


霍梅尼支持伊玛目教派穆斯林追随者的决定有着类似的目的。这些学生在沙抵达纽约医院接受癌症治疗不久后,于1979年11月占领了美国大使馆。伊玛目教派穆斯林追随者声称要防止1953年政变的重演,而美国人却希望和解,霍梅尼对此了若指掌。当人质劫持者爬上大使馆的墙壁,巴扎尔甘在霍梅尼的批准下,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阿尔及尔会面。巴扎尔甘谴责学生违反了国际法和外交准则,但是最高领袖却赞扬他们,并利用这个机会将反对劫持大使馆的人描绘为懦弱的“投降撒旦”。巴扎尔甘辞职。当人质劫持者最终于1981年1月释放时,他们的精神领袖穆罕迈德·霍伊尼哈宣称“革命之树已经成长壮大并获得力量。”


事实上,革命之树已经被削弱了:伊斯兰共和国只收到12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中的28.8亿,其余大部分都用来偿还沙的债务。“谁是人质谁是劫持者,现在一目了然。”巴肯写道。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财务损失和打败“自由派”、获得对美国心理战的胜利比起来不算什么。在革命中最具幻象的照片是:祖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编织地毯,而如今的年轻妇女通过整理碎文件构筑“间谍之巢”。伊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之相伴的国际孤立、债务和制裁似乎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能力自己掌舵,因为伊朗石油的控制权终于回到了伊朗人手中。


人质危机加强了霍梅尼革命的激进主义,与伊拉克的战争给他的共和国增添了韧性和合法性。1980年9月,伊拉克为了重绘阿拉伯河航道边界对伊朗进行了突袭。美国和法国对伊拉克表示支持,甚至苏联也向萨达姆倾斜。伊朗在该地区的唯一支持者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后者则寄希望于霍梅尼可能成为反对阿拉伯的盟友。时至1982年7月,伊朗将伊拉克军队从该国西南部赶出,但是霍梅尼拒绝了萨达姆的停战请求,挥霍了这场胜利。当时,以色列刚刚入侵黎巴嫩,萨达姆建议霍梅尼搁置分歧来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但是霍梅尼怀疑以色列的入侵是西方设下的陷阱,用来保护伊拉克免受伊朗惩罚。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战争完全是伊朗走运,这场战争为伊朗提供了东阿拉伯的“肺”:革命卫队军团于1982年夏天在贝卡谷建立的什叶派游击队组织真主党,现在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最珍贵的区域资产,成为抵御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打击的盾牌。


与伊拉克的战争使得伊朗承受了六年多的痛苦,包括萨达姆军队使用的化学武器攻击。那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伊朗男孩拿起“武器和二十发子弹就被派去攻打炮兵阵地”,并被告知与以色列军队战斗。新的战争目标是推翻复兴党政权和伊斯兰革命的扩展。一百多万伊朗士兵阵亡。1988年底,霍梅尼终于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要求。在美国巡洋舰温森斯号将一架载满伊朗平民的飞机误认为F-14击落之后,他同意喝下“毒酒”。将近三百名乘客和飞行员死亡,霍梅尼认为这一事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这是美国发来的信息,它永远不会允许伊朗赢得这场战争。对飞机的攻击是一个真正的失误,但霍梅尼对美国的意图进行了正确解读。败给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给了他一个更体面的台阶。当伊拉克十四年后陷入美军圈套后,伊朗的殉难被赎回。


随着战争的结束,霍梅尼开始担忧他的革命未来,并展开了新一轮的整肃。首先处决的是近三千名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成员,他们曾与萨达姆并肩作战。其次是那些“与神作战”的人:这其中包括资深神职人员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的十三岁的女儿,霍梅尼的门生,和他的指定接班人。蒙塔泽里给霍梅尼写信抗议这种“报复和怨恨的行为”,并提醒他伊斯兰教信仰中的怜悯,霍梅尼对此不予理睬。在革命十周年之时,蒙塔泽里再次写信痛惜自由的限制。这一次霍梅尼告诉他,他将永远不可能成为最高领袖,并警告说,除非蒙塔泽里闭嘴,“我肯定会对你做点什么。你知道我的,我从来没有忽视自己的义务”。蒙塔泽里随即在库姆避难。霍梅尼专门召开制宪会议,大多数成员由他任命,对最高领袖必须是玛尔扎的规定进行了修改。这就为不是玛尔扎但却是不折不扣的霍梅尼主义者的阿里·侯赛尼·哈梅内伊扫清了道路,哈梅内伊在霍梅尼去世之后成为他的继任者。仅仅通过对作者进行打击,“法基赫的监护”的理论基础就被废除。在哈梅内伊时代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民主化的努力最后也饮恨告终。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是蒙塔泽里从前的学生,他的努力被内部的强硬派破坏,而外部,布什政府则将伊朗和朝鲜、伊拉克一同划为“邪恶轴心”。2009年反对操纵总统选举的“绿色革命”被巴斯基民兵和哈梅内伊镇压。现在的国家机器由哈梅内伊为首的强硬派神职人员和革命卫队中的反神职伊斯兰主义者把持;这两个群体互相憎恶对方,但是对改革者有着共同的态度。相比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地位,伊斯兰教给予共和主义更多合法性。但是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或加入反对派,或回归上一代的清静无为。知识分子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态度是容忍,大多数是鄙视。


然而,伊朗人并不急于开展另一场革命,或者在外力的作用下更迭政权。巴列维王朝专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后者是土生土长的革命产物,并具有更深的根源。巴列维君主轻视他们的落后和迷信,但是霍梅尼和他的神职人员盟友却建立了礼萨沙和他的儿子一直梦寐以求的“独立的现代伊朗”,一个地位和威信延伸到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区域大国。革命带来的巨大伤亡是艾哈迈德和沙里阿提所预见到的,也是霍梅尼曾经提到的。自从哈塔米改革项目失败,这个国家变得更独裁、更偏执、对待异见者更残酷。在巴斯基民兵的凶悍之下,年轻人对改革的潜在可能持冷淡态度,并开始远离政治。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在面临惩罚性制裁时量入为出。


制裁的目的是阻止伊朗实施核计划,伊朗坚称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但这一理由并不是很有底气。然而,制裁并不容易。伊朗有核武器武装的敌人,而且伊朗人对化学武器袭击记忆犹新,另外,任何情况下不屈服于外国压力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原则。虽然伊朗渴望国际认可,但是它经历过国际孤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习惯了这种孤立(这点和以色列不同,以色列以受迫害的少数为名义,通过宗教民族主义的说辞和正义的受害者心态来藐视国际法)。孤立滋养了自立,自强鼓励了牺牲,而牺牲被广泛视为美德的证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与伊拉克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坚韧,使得任何人都不会幻想他们会屈服于制裁,或者屈服于以色列对其核科学家的暗杀。核计划受到了该国公众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慑,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都能拥有核武而伊朗不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抵抗西方国家的压力已经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定义,也成为不得人心的政权手中仅有的几张牌之一。巴肯在他的书中总结,希望伊朗比1953年时少些顽固,当时摩萨德被剥夺了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经营权。但哈梅内伊和他的同事们可能会从1953年的事件得出不同的教训,尤其是如果他们将结束核计划的卡扎菲命运和仍在进行核试验的朝鲜政权命运进行对比。他们可能是虔诚的什叶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成为烈士。



本文选自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神的日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Days of God: The Revolution in Iran and Its Consequences),琼马瑞出版社。收入《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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