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工作“毫无意义”,何尝不是一种暴力话语?

腾讯研究院 2022-11-24 17:30
夏永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哲学国际中心副研究员

“狗屁工作”:

 真理还是阴谋论?

大多数人都免不了在劳神工作之余大骂一声“狗屁工作”,但只有少数人会把“狗屁工作”当做严肃思考的对象。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正是这少数人之一,他先是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檄文《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来讨伐,后又将其扩展为一本专著《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
所谓狗屁工作,按照格雷伯的定义,就是一份毫无意义而且往往有害的职业,甚至从业者费尽心思都无法为其找到存在的理由。哪怕这些工作突然消失,对世界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这个说法令人心惊肉跳,每个人都会对号入座地细思一阵:我所从事的,是否狗屁工作?
格雷伯的檄文一炮而红,大量读者写信告诉格雷伯:在下的工作正是狗屁工作。根据这些反馈和后续的访谈,格雷伯进一步把狗屁工作归为五类:
随从(衬托他人的重要,比如看门人、接待员、行政助理);
打手(带有一定攻击性的工作,比如说客、公关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
拼接修补者(修补组织故障或缺陷的人,比如部分程序员、测试员、电话客服);
打勾者(用来掩盖组织不作为的人,比如调查员、PPT演讲人);
分派者(给人派活的人,以及制造狗屁工作的人,比如部分中层管理者);
这些狗屁工作涵盖范围如此之广,案例如此之丰富,几乎每个读者都从中读出自己的工作处境——越来越狗屁化,或者干脆就是狗屁工作。
格雷伯的檄文让厌恶工作的人激动不已,自然也会让热爱工作的人愤意难平。有的人干脆直斥格雷伯人类学家的职业就属于狗屁工作——可能格雷伯自己也很难证明,人类学家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吧?
撇开这些激愤之词,格雷伯的观点确也存在两个疑点:阴谋论与实用论。
他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过于武断地断言“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这似乎暗示了狗屁工作是一种有意识设计的结果——避免民众拥有无所事事的自由时间,从而让不劳动者免于政治上的风险。但这个结论也不免让很多人指责格雷伯在宣扬阴谋论。
另外,格雷伯在定义何为狗屁工作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漏洞。他自始至终把工作的有用性和有意义性等同起来,把狗屁工作等同于无用的工作,那么那些于现实毫无用处的数学和哲学研究,是否也是狗屁工作呢?
我们且来看格雷伯如何从这两个泥沼中走出或迷失。

为什么“狗屁工作”必须存在?

虽然狗屁工作一直存在,但格雷伯观察到一个新趋势:狗屁工作的岗位大规模扩张,而原本正常的工作也日渐狗屁化,毫无意义的文书、沟通任务占据了工作的大部分时间。
但这种趋势很难说是一个或一群人拍拍头脑想出并下令实施的结果,因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有自己的运行节奏,无论一个人动机如何邪恶,也无法在整个社会层面完美地实现意图。更可能的原因是,狗屁工作的产生是不同层面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而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过于草率地宣称这是政治上有意设计的结果,自然会被很多人抨击为阴谋论,因此他后来在《狗屁工作》一书中试图为狗屁工作的产生找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学解释。他从个人、社会和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层面来阐明了这种产生机制。
个人层面涉及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会从事并忍受毫无意义的工作?格雷伯的回答直接干脆:为了挣钱。
他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工作的经济回报同社会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薪资越高的工作,越没有价值;越有价值的工作,薪资越低。格雷伯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一个华尔街交易员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人士聊了起来:“我对这个世界确实没做什么积极贡献,整个制度已经腐坏,而在这个腐坏中说不定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你告诉我,在纽约生活,如果赚不到6位数的薪水,怎么过?如果你有办法,我明天就辞职不干了。”为了眼前的苟且,这位交易员只能放弃诗和远方。

社会和经济层面涉及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么多的狗屁工作?格雷伯把原因归结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诞生。
在历史上,生产率的提高会伴随着工人薪资的提高,但这种相关性在1970年代之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利润哪里去了?一个常见的回答是,进了1%的资本家和权贵的腰包,但格雷伯认为真实的原因要复杂得多。这些利润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层和行政岗位,也就是所谓狗屁工作。这些工作虽然狗屁,但政治作用不可低估,它们起到了类似于封建制下领主给封臣分配资源的作用。
格雷伯把西方金融公司视为一种封建领主制度,也就是说,它不再与产品生产相关,而是与对资源的榨取和分配相关,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
正如封建主不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榨取剩余价值,而是根据身份阶序采取“法律-政治式直接榨取”,金融领主也通过繁复的科层管理创造了一套身份阶序来分配资源。从公共机构到私营企业,有着各种花样迭出的职级。人们穷其一生的目标,就是在这些职级阶序上逐级晋升。
在文化和政治层面,格雷伯关注的不是狗屁工作的文化和政治动力,而是人们为何从文化和政治层面忽略了它,即人们默认了狗屁工作的存在,却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去消灭它。
格雷伯将其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传统,它将工作与道德绑定在了一起,即认为勤劳工作是一种美德,而游手好闲是一种罪恶。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倾向于对狗屁工作保持沉默,毕竟工作总比不工作要好得多。
另外一种“创造就业”的文化也助长了对狗屁工作的认可。在格雷伯看来,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创造就业的社会工程。为了创造最大限度的就业,各种无用的工作岗位会自动地被创造出来。格雷伯举了一个例子,当初奥巴马之所以不赞成国有化全民医保,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因为市场化的医保可以保留几百万的文书岗位。
格雷伯上述三个层面对狗屁工作根源的解释,都是为了回应对其阴谋论的批评。我们暂且不论格雷伯给出的论据是否成立,比如“工作的经济回报同社会价值成反比”、金融资本主义的“管理封建主义”等,但当格雷伯不厌其烦地寻找狗屁工作的多重原因的时候,他确实在努力地“创造”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说明,并尽量回避阴谋论的指控。
然而,即便格雷伯走出了阴谋论的泥沼,但他最终还是迷失在另一个泥沼之中。

  超越实用论:

从工作到游戏 

诸如交易员、电话销售、文书之类的工作,被格雷伯斥为狗屁,因为这些职业对社会毫无用处。但对社会是否有用,其实见仁见智,缺乏共同的标准。因此,格雷伯为“狗屁工作”的定义打上了补丁,补充了一个主观认识的维度,即从业者本人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无用的。
但是,显然存在着这样的工作,即便从业者本人认为它对社会百无一用,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某些层面的意义非凡。
比如大多数哲学家的思考——除了那些梦想成为国师或哲人王的人,恐怕没什么哲学家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用;再比如最前沿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研究——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这些工作以后会有什么用处;甚至格雷伯本人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可能都能归属到这个范畴——一定要强行为人类学的有用性辩护,恐怕格雷伯本人都会觉得有些尴尬。
所以对于这样的工作,又该如何界定?是否能被称为狗屁工作?
为了澄清这种工作的本质,有必要区分工作的有用性和有意义性。有用性并不足以成为有意义性的标准,因为确实存在着哲学、纯数学研究之类对社会无用,但对个体却有意义的“劳动”。
反过来也成立,绝大多数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从业者本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义可言,因为这些工作过于乏味,工作环境糟糕,令人厌恶——格雷伯将其称之为“狗屎工作”,比如清洁工和厕所疏通工。而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却不必然会对社会有什么用处。
我想强调的是: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正如很多人在批评格雷伯时所指出的,除非有政府的介入,市场经济不可能创造出大量没有用处的工作,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就是最大程度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效用。
当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有用的时候,这些工作就是狗屎工作;当人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工作的有用性的时候,这些工作就成为了狗屁工作。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这两种定义,都是有用性压过了有意义性,只不过前者的有用性很难认识,但后者的有用性很容易认识。
当格雷伯心心念念工作的有用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认同了主导当下世界的经济逻辑。正如巴塔耶所指出的,“有用”这个词体现了一种物质效用原则,它把生命的目标限定于财物的获取和保存,以及人类生命的繁衍和保存。在这个原则的评判下,一切人类活动要具有价值,都必须与生产和保存相关。
实际上,生产和保存远不能概括人类的全部活动,后者还包括了消耗。
首先是生产性消耗,它是为了保存生命活动和延续生产所需的消耗,其次是非生产性消耗,它非但不有用,反而是让损失最大化。非生产性消耗体现在各种祭祀、战争和仪式中,这些都属于生命中的荣誉、义务、神灵的维度。想想我们在耗费性的节庆仪式中感受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彻底交融的迷狂时刻,就会明白,有意义性就诞生于这种非生产性的消耗之中。
而狗屁工作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是无用的,而恰恰在于它们太有用了,以至于丧失了游戏和艺术的神圣维度,我们无法从中获得身心的享受、耗费的快感和神性的体验。
劳动本质上是用当下的辛劳换来未来的消费,因此它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的禁忌来杜绝当下的享受。也只有遵守这些禁忌,才能将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效用最大化。
但这些合理化的行为并不会让个人获得任何意义,在这些手段-目的的桥上,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工具人(Homo Faber),完全不能获得任何的自主。只有当我们克服这些禁忌,把工作当成游戏,把规范视为仪式,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才能成为一个智人(Homo Sapiens)
傅立叶最早认识到,必须把享乐和工作结合起来,把工作游戏化,才能过上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在他看来,人类的活动在根本上受到情欲的驱动。最低级的五种情欲来自个体对视、听、触、味、嗅五种感官的满足;更高级的情欲是友谊、荣誉、爱情和亲情,它们促使人们自由组成小团体;最高级的情欲是计谋、轻浮和组合,它们构成了傅立叶乌托邦中的劳动小组“谢利叶”的组队动力。
傅立叶试图通过尽可能地满足这些情欲,来让劳动成为一种宜人的游戏。他开出的药方是,让邻近的谢利叶做相似的工作,激发它们的竞争以满足计谋情欲;把工作时间限于两小时内,从而可以参加三十种谢利叶,以满足轻浮情欲;在谢利叶内分工协作以满足组合情欲。
可以设想,如果傅立叶的这些工作得以实施,由于它极大地违背了效用原则,这些工作很可能大多数都将是无用的,将立马成为格雷伯意义上的真正的“狗屁工作”。它们唯一的用处就在于满足劳动者的情欲。
但如果物质足够充裕,每个人都从事这样的工作又有何不可呢?在一个自动化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也许我们可以每周从事四小时的有用的“狗屎工作”,剩下的时间就在这种无用的“狗屁工作”中自娱自乐。如果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恐怕格雷伯本人也会乐在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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