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棱起来 | 11个她们的故事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2-11-25 10:02

2022年即将过去,世界杯的开幕并没有让整个世界陷入狂欢。伊朗队球员集体拒唱国歌,让大家再次意识到伊朗女性水深火热的处境。近期种种热搜讨论让大家看见了“紫丝带”妈妈(受暴力手段钳制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的母亲)的困境同时,也再次领略了性别议题的舆论基本盘。


站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其实比以往更需要女性主义。如果过去一年对于女性处境来说是沉疴泛起的一年,那么,伊朗队球员所传达的另一层讯息,是那些来自女性和男性的抗争,无远弗届。哪怕在很多时候,抗争的代价惨重,他们的声音微弱,同行的人也只是少数。


在这一年中,从女性主义出发的困惑和反思激起过许多讨论。《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文章作者对于理论无法照进现实的自白,引发两极评价的同时,也迫使我们思考生活中事关女性主义的种种选择。《始于极限》中铃木凉美与上野千鹤子为期一年的通信,诉说着不同代际女性共同又殊异的痛苦与问题……


不知你是否对女性主义产生过疑问——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女性主义究竟有什么用?或者说,问题从来就不是女性主义有没有用、有什么用,而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它、选择它。当你触碰到它,它必然会成为你生活里的“倒刺”,提醒你生活中没有不加辨析就能轻松做出的选择。当然,更多时候,女性主义并不提供现成答案,而只是提出问题,一份邀请。


同样的,这篇文章也是一份邀请。


2021年3月,我们发起“女性学者访谈”系列。这一系列的采访已经在今年11月结集出版。我们想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回看这一系列所走过的路。



在我们采访到的11位学者当中(尽管她们并不都是性别研究学者),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提到自己与女性主义的相遇,也提到女性的身份,如何斧凿了她们的处境,又如何锻造了她们的学术历程。


我们希望,这本书带给你的,正如它所带给我们的那样:


我们之所以要回望她们走过的路,

因为那亦是我们的来路,

我们始终走在她们走过的路上。



撰文 | 青青子 (“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发起人)


01 

一个简单的问题


2021年3月的一次选题会上,我和主编提出想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它起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


无论哪个学科领域,我们所知晓的女性学者实在太少了。


知晓,说的是不仅要知道她的名字,还要了解她的研究、她的经历、她的看法。如果说有谁有义务去那么知晓一位学者,学术圈之外,那一定就是文化记者了。


大学的时候,我就读的是一个古怪的专业,“人文科学”(humanities),关于“人”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文史哲通读。通常来说,这样的学科被认为适合女生,一个班里的男女比例总是失衡,学生会还经常搞和理科院系联谊的荒诞活动。尽管我们班的男女比例迫近1:1——或许因为也要学历史的缘故,隔壁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只有三个男生。


老师的性别比却是反过来的。如果我没记错,从大一到大四,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教过我们的女老师不超过五个。当然,在那几年,我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像大多数本科生一样,我们浮光掠影地走完了文学史、哲学史、东西方历史,记住了正典中大多数男性的名字,和屈指可数的女性的名字。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其说是老师教的,不如说是自己撞上的。


进入媒体工作后,因为工作原因,会跑一些活动,见一些学者,和他们交谈。这些交谈通常都和选题有关,因为关注性别议题,碰到女性学者的机会很多。在一场活动开始前,偶然和其中一位学者聊起她的研究最近因为一篇报道“出圈”了。我下意识地问她,生活有因此发生改变吗?她讲起最近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在一次和她的研究高度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她的发言仍然被要求排在那些并不研究该领域的男性学者之后。最后由于时间原因,她的发言还被取消了。看到我一脸震惊之后,她补充说,这样的事情算是平常。


回到家后,我在备忘录里记下了这个选题。


02 

一篇采访,两个人


那次选题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很快通过了。后来的几轮讨论,我也曾犹豫过用“性别”来划分学者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将女性学者特殊化,差异化,甚至本质化的风险。但老实说,我当时的执念更多是呈现她们的历程,我想知道,无论是那些走进大众视野的名学者,还是那些仍旧在聚光灯之外的“青椒”(青年教师)学者,她们如何走到今天,背后有哪些曲折,在男性中心的学术体制内,她们如何涉水前行,她们又如何找到参照。同时,她们做学问的视点是什么,为什么不同代际的女性学者,都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拒绝性别标签,甚至与性别身份相关的研究主题⋯⋯


回头来看,在最初的构想里,我的确出于直觉,或许也有这份工作的惯性,想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她们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带来不公的结构性原因。事实上,作为社科线记者,又关注性别议题,很难对于各类权力结构在学者个体身上的实践,说一句“peace & love”(和平与爱),我们只谈谈你的研究——毕竟,研究不是一个人关上门,坐在书桌前就可以完成的。


第一位受访学者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贺桂梅。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我大概表达了这个系列的想法,并强调不是给各位学者贴上女性的标签。我们聊了将近五个小时,一起吃了没有饭的鳗鱼饭。我鲜有真正走近一位学者的感受,那是一回。


至今,我仍然记得,从贺老师办公室走出来,内心感受到的欢欣,久违的快乐。可能因为我们聊的不仅关于学术,还关于我们自己。也是这次采访,让我对这个系列有了一些底。后来证明,参与这个系列的许多同事也经历了类似的“惊诧”。每次采完回到报社,我们滔滔不绝,聊访问,聊那些因为真诚、有收获的交流所带来的快乐。


负责采写黄盈盈的徐悦东曾在本科时期错失她的课,借着这个系列圆了梦。在未刊发的版本里,他这样写道: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懵懂的新生会就选什么课向学长学姐们咨询。在推荐完一系列课程后,一位学姐给我“悄悄”推荐了黄盈盈的“性与性社会学”,“这门课很劲爆”——这个“劲爆”除了指人气,更是指内容。


不过很遗憾,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选上黄盈盈的课,这也吊足了我的胃口。毕业多年后,一位曾经上过这门课的学生跟我说,黄盈盈帮她完成了某种性观念上的启蒙,也颠覆了她对“小姐”的刻板印象。课上的许多细节她早已忘记,但她对一个细节记忆尤深:黄盈盈提到,有位“小姐”表示,其实自己做这行挺享受的,但她之前不好意思说出来。这句话让当时的她颇为惊愕。


我在黄盈盈的作品中还看到了许多颇有冲击力的看法(或许有些人一时间接受不了),有些看法甚至会挑战当下流行的“政治正确”。


比如,黄盈盈特别反感高高在上的救赎者姿态,她曾在会议上骂哭过一些自称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觉得小姐在出卖女性尊严;在性议题上,面对更为窄化、政治化和更为西化的论述,她反对身份政治的绑架和窄化,呼吁保持更为丰富的性想象;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性侵叙事,黄盈盈表示存疑,在大家呼唤立法防范性侵时,她希望大家先停下来思考法律介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另一位记者肖舒妍在咖啡馆采访的包慧怡,她们边喝酒边做访问,一喝就是四个小时。由于聊得太过尽兴,她们忘了环境的嘈杂,费了一番功夫才完成后续的录音整理。文章发出后,舒妍在朋友圈里写道:

 

去年五月的访谈,恍若隔世。当时还能骑着车在国定路飞奔,在Commune(店名)和慧怡老师聊上四个小时,从咖啡喝到酒,把采访聊成吐槽大会。


一年后的今天,我回到上海隔离,慧怡老师却受邀在北大访学;而她访问的北大人文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的邓小南老师同样是去年接受我们采访的女性学者。


今年清明,慧怡老师为封控中的上海写了一首诗,一周之后,北京疫情扩散,她在北京的住所被征用,她也面临搬家。生活啊,有这么多的意想不到,又有这么多冥冥中注定的巧合。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做记者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很多时候,采访最精彩的部分总是在文字之外。除了有考量之后的取舍,也因循某种不成文的戒规,采访者自身的主体性不能太强。但无论如何,同一个学者的采访之所以会不同,除了采写者的知识视野、选题角度,也和采写者所思考、所关心的内容息息相关。


阅读一篇采访,我们同时阅读到的是两个人。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采写者来说,一次好的采访,就像偶然掉落进一个人的生活,你们谈论观点,交换看法,所思所想次第展开,生命因此得到延长。我想起杨德昌在电影《一一》里说的那句经典台词:电影发明后,人类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


这当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却是我认为采访最为动人的部分。


03

改写最初的发问

 

2021年7月,我们在新媒体发布了该系列的开篇文章。打头的是这样一段话: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回头来看,这段话尽管真诚,却只讲出了故事的一半。这一半是基于我们对于选题的认识和有限的经验。而更重要的另一半,则是这些学者回馈给这个选题的:当她们投身学术,她们亦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贺桂梅的办公室,我还问过她另一个问题:“当你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再回过头看生活中女性的处境时,会感到愤怒吗?”她对我说:


“当时肯定是有的,但我现在都差不多忘记了。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类似的表述几乎出现在每个学者的采访中。相比于她们所经历的限制、歧视与不平等,真正给予她们力量的,的确是在学术中收获的自由。而自由,就像福柯说的那样,不是说不受任何限制,而是在承认既有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去改变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打开的地方。哪怕是裂开一个小口。


那么,不如让我们重新改写最初的发问: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获得了怎样的自由?


她们用什么样的声音、语言描述这个世界?


身为女性的身份和经验,如何与她们的研究、她们的生命相关联?


她们又如何试图改变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与标准?


写到这里,还需要交代一点。这一系列之所以是学者访谈,在于它主要聚焦的是她们的学思历程和她们所做的研究。人物经历当然重要,但就像波伏瓦始终坚持的说法,“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


完成采写和编辑工作后,每次阅读这些采访,我的收获不尽相同。在最早编订的时候,我曾感慨过“姜还是老的辣”,也惊叹于年轻学者所拥有的更丰富的知识结构与多元的视野,但一次次重返她们的历程之后,我意识到,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学术,正如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不足。


这本书也并不是为了“吹捧”她们,而是意在诚实地呈现这些学者不同的思想阶段,这些想法和她们生命之间的交织关系,她们和前辈之间的爱恨纠葛,无论你我是否认同她们的言论、她们的立场。



在《开场:女性学者访谈》中,你将读到的11篇采访文章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策划的年度选题——女性学者访谈系列。这些采访大部分完成于2021年,小部分则成稿于2022年。


尽管每篇文章的结构不同,但大体上,你将读到三个部分:她们的研究、她们的历程与她们的观点。除了前文提到的初衷,我们还希望能借由这些具体的、个人的,同时也是共同体一部分的经验与思考,对当下的性别问题、学术圈女性的状况做一个脉络性的梳理与历史性的回顾。


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有些则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受制于时间、语言以及突发状况,最终接受我们采访的学者包括(按代际与首字母排序)

 

40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上野千鹤子(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50后:

戴锦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60后: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70后: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80后:

包慧怡(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最后,在和出版社编辑共同校订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反问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你,将会获得什么?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提及对她影响至深的女性学者时所说:


“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语言表达女性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女性话语在我们面前,它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血与肉。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


希望这本书带给你的,正如它所带给我们的那样:我们回望她们走过的路,不仅因为那亦是我们的来路,也因为没有人可以从自身中发明自己,我们始终走在她们走过的路上。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前面加上“女性”二字。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Unveiled:Women in Academia




“女性学者访谈

只是

“开场”




她们的思考和困惑                        

  &
                                       我们共同面对的世界



“他们(男性)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如今,日本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类男性针对女性主义的恶意评论,日语里称它们为‘狗屎回复’……


    ——上野千鹤子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    





我一度以为我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世纪之交,思想与精神的危机再一次强烈地显影出来。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变化的急遽……”


    ——戴锦华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 

   



“人们越来越生存在一种系统化的、高强度控制的、技术主义把控的状态中……

“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

我们现在的很多讨论都是失忆的……”


    ——贺桂梅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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