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 民国、上海、政治,熟悉的程耳配方

南方人物周刊 2023-01-25 12:00

▲《无名》

整部电影完全没有面对一个在艺术作品里应该很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无名者有这样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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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DLL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从《边境风云》(2012)到《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在程耳编剧、导演的作品里,叙事是非线性的,人物讲话有腔调,服化道一定好,镜头里的场景细致到角落,一定精致,给予观众良好的视听沉浸感。这样的玩法在欧美电影里并不鲜见,但在国产院线一直稀有。像程耳这样每一部都召集有影响力的主创班底、走商业路线又保有作者风格的导演,在当今很少见了。


执导这两部影片后,程耳有了许多认真的影迷,他们欣赏他作为作者的野心。不买账的观众态度也很鲜明,说他的电影拿腔拿调,故事和人物都内核贫乏,我一直记得《罗曼蒂克消亡史》豆瓣热评里那句:像失神的昆汀,像疲软的姜文。


在此基础上来审视大年初一上映的程耳导演新作《无名》,它应当算是没辜负影迷的信任:还是做到了镜头讲究、角色有腔调,还是吸引了明星叠堆出演。在预售阶段,《无名》同《流浪地球2》《满江红》的票房均突破一亿元。


《无名》在许多地方让我想起《罗曼蒂克消亡史》。它们拍的都是民国,主要故事发生在上海,也涉及重庆、香港。政要和政要的依附者吃饭、磋商、失败、丢掉性命。《罗曼蒂克消亡史》在1937、1941、1945几个年份之间跳转;《无名》以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一个中心点,从1938、1941、1945到1946年,故事发生在广州、重庆、上海、香港。如官方介绍,电影讲的是直至抗战胜利前夜,“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在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党的秘密战线上那些无名英雄。” 


程耳喜欢玩结构的艺术,倒叙插叙,都很自如。《无名》开头,不知道是主角还是配角的人物短暂亮相,有人看向镜头,有人坐在茶室,有人对镜子打领带,有人穿着军装,尸体横在郊外,脸孔埋在草地。到片尾,我们才能拼凑出那些隐晦的对话、短暂的碰头发生于何年何月。


▲《无名》剧照

进入正片,时间线以大大的黄色粗体字霸占银幕正中,每过十几分钟就提醒观众一次,此刻是何时何地。同时,关键事件反复出现。比如一些镜头、台词:何先生擦衬衫袖子上的一滴血迹、被炸毁的城市街巷里有一条瘸腿的狗——我们后来知道它应该叫罗斯福。


这是文学艺术传统里的常用手法。程耳的电影里有很多闲笔,在《无名》中,广州城被轰炸,日本航空兵在天上,看到的是美丽的碧海蓝天。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第一场戏极佳:淞沪会战前夕,要人在室内密谈,镜头对着外面的三个青帮小弟。杜淳扮演的角色说,吃点心,三人一阵狼吞虎咽,王传君吃不完,塞给杜江演的童子鸡。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程耳曾回顾过这场戏,是在片场的神来之笔。一大早要拍戏,杜淳买了四个煎饼,程耳没有食欲;三个演员一人拿着一个饼吃,灯光还没打好,程耳瘫在椅子上,突然说,等下就拍这个。机器赶紧架好,三个人晕晕乎乎吃饼,不知道导演要拍这个干嘛。程耳说,是全片第一镜。


《无名》的第一场有剧情的戏也是吃饭。王传君和王一博饰演的两位“以政治谋生”的人在弄堂吃饭,絮絮聊天,一个人点了一份排骨,又抱怨说只吃到两块。他们闲谈,我们得知,有个日本人,奸淫、杀人,这些血腥的事都糅在两人慢嚼的清粥小菜里。应当是有人死了,王传君那个角色说,早一点晚一点去,都是死了。虽然死了人,吃什么早餐、怎么吃早餐,对他们好像更重要。


▲《无名》剧照


但我以为,在程耳的电影里,还是《边境风云》结构最漂亮。它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叛逆的女生觉得新邻居诡异,接着自己真被绑了;她的警察哥哥抓住这邻居,发现其交易对象是泰国的大毒枭,而毒枭本人年轻时在警方的围剿中逃生,曾救出交易现场一位无辜牙医的幼女——牙医为了救女儿携带毒品,被判十年。可疑邻居成了警察的诱饵。故事的高潮,是警察放出诱饵,抓毒枭。


程耳把故事打散成一个个看上去关联度不高的段落,欲扬先抑,观众冷不丁看到的是这些场景:一只叫疯疯的狗对着邻居的门叫;女生和同学互殴;警察路过修车铺;毒枭离家穿衣;幼女长大后见到父亲,两人谈话显得疏离。


故事并无多大悬念,悬念感更多来自导演站在上帝视角对这一切的操盘。故事的重点、主线人物,在叙事线索的频繁转换下游移;观众也犹疑不定,谁是主角?叛逆的女生拍了那么多,其实她只是一个不重要的线索人物。程耳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重复、延宕,比如多年后毒枭金盆洗手,要做最后一笔交易,和伴侣——当年那位牙医的幼女、牙医一起沉默地吃最后的晚餐;再比如毒枭出门做最后一次交易,穿上西服外套,画框里有他在家门口的剪影:这些场景都两次出现。


但真正关乎人物命运的部分,却干脆利落。警察枪指毒枭,诱饵杀了警察,毒枭杀了诱饵。


正是这些不重要的人被施以不相称的比重,高潮错置,让电影有种奇怪的失衡的美感。任性背后是导演的控制力。一部《边境风云》,让我开始期待程耳的后续作品。


▲《边境风云》剧照


在看《无名》之前,我的另一重期待在于,程耳的新片里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各个角色的人物弧光是怎样的?


《边境风云》这部电影迷人的一点是,善恶无分:被毒枭绑架的幼女长大后成为毒枭的伴侣;警察比较聪明,会下套,却被反杀;毒枭救了幼女,继续杀人卖货,死前留下一大笔钱给爱人。这么看起来,谁是好人?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更是,几乎没有主角,每个角色都有故事、有嚼头(这一点对演员来说应当是幸事,经过反复雕琢,电影里只呈现的一两个镜头,也是华彩段落),像是只给观众留一个切面的钻石。袁泉演的电影明星跟老公讲过一句话:外头再乱,我们也能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放在这部影片里也是这样,外头再乱,电影中人都在试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讲排场,讲礼仪,搞感情——袁泉演的大电影明星,有一个拖油瓶老公,做了晚饭等不回老公,下一帧就打电话求助,要救偷情被抓奸的老公。闫妮饰演的管家,有尊严,权力大,可与电影明星平起平坐,掌事有风度,青帮家族一顿饭吃什么,看她心情;在大饭局上,她可与主人随意拉闲话。杜江和霍思燕演的青帮小弟和妓女,莫名结下情缘。钟欣潼演的姨太太重情义。最灵的是浅野忠信扮演的那个在上海十数年、活成上海人的日本人,第一场戏就夺人。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边境风云》里最美的一场戏是,幼女长大后,穿白裙,和毒枭牵手走路,脸孔被帽檐遮挡。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让人频频回想起的片段,是王传君和杜江演的两个青帮小弟在耳语,是闫妮演的管家被枪击后坐回太师椅、放下大宅钥匙。


看《无名》前我几度想,在向“无名英雄”致敬的这个出发点之上,还能保有这样的松弛感和人性灰度吗?


我觉得《无名》是一部关于政治立场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身份的悬疑片。片子叫“无名”,片中刻意不交代人名。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说自己姓何,臧否人物时尺度大,舌头毒。他几次出场,给汪伪政府说好话,讲共党人投靠是弃暗投明;嘲笑蒋介石的眼界能力,只有“一省一市”,做不了总统,只能“陷在自己的梦里”。他带着官样的笑容说,你心中的国民党民国早就死了,现在看到的只是尸体腐烂的过程。


▲《无名》剧照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和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一起吃饭,谈日本政策,谈欧亚关系,谈德军是否会入侵苏联——梁朝伟、王一博、王传君、大鹏、周迅、黄磊扮演的一个个角色次第出场,讲话,拆情报,杀人。程耳留的悬念是,这些人是不是真听日本人的话?是宁是汉?是国是共?


在《无名》中,演员表现位于一个均值,没有谁太过拉胯,可惜梁朝伟饰演的主角何先生,比起他以往的角色,实在丰厚不足。江疏影表现比较亮眼,她只有一场戏,刺杀依附日本人的唐部长失败,将被处决,一段独白讲得有感情。


电影时长超过两个小时,前一半,观众或许会一时疑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看到后半程,正是谜底要慢慢揭开时,我几次稍感疲惫。散场后我想了很久这样的感觉由何而来,后来我意识到,或许是因为《无名》的结局是已知的,不论前面如何铺陈、布阵,我心里知道活到最后的和许多没有活到最后的,都一定会是好人。


整部电影完全没有面对一个在艺术作品里应该很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无名者有这样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生,要为了某种主义或者政治派别奋斗?电影里没有说,观众好像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只是行动,以身犯险,他们的信念天然坚定。战争的胜利者、历史的书写者隐退在后。仅有一次,张婧仪扮演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与她认为在为日本人效力的未婚夫划清立场,她这么说——1937年以前的事,她已经忘了,她期盼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朴素的世界,一个劳工的世界。”


看完《无名》,我觉得最有人性温度的台词来自黄磊演的张先生,他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机要员,何先生问他:何以弃暗投明?他先是说,他想要和平,被何先生说,这好像是在背书。他开始絮絮叨叨,“我是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年代。”他讲,他老家在广西,父亲去世留下一座老宅,看得见漓江。


何先生又笑着说,你说得又太细了。


张先生最后决定叛逃,在劝周迅扮演的交通员陈小姐和自己一起逃的时候,他又说了一遍上述台词,“我是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年代。”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认罪。陈小姐好像没认真听,他们决裂了。


▲《无名》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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