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至今无法理解“小品王”离开春晚的“最后一场表演”

酷玩实验室 2023-01-25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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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春晚之后,网友们经常会问到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


其中,热评度最高的一条,是一位“高智商”网友在2021年2月做出的评论。

客观来说,不论是这位网友的名字,还是他的评论,幽默程度都比当下的喜剧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


这个陈年旧话题之所以被大家反复提及,主要是看过“黄金时代”的喜剧之后,大家对当下喜剧太“无语”了。

当然,对此无语的不只是观众,还有一部分喜剧演员。

小沈阳就曾在综艺栏目中,做出这样的表态:


“喜头悲尾”,这几个字总结真的到位。

所以,问题来了,咱们看喜剧,到底图个啥?

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得很简单: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我就不能看个“纯开心”的喜剧享受享受吗?

到底是咱们肤浅了!看喜剧是要理解“内核”的!

如果咱们观众欣赏不了,就是观众自身水平不行……


喜剧的“内核”到底是什么,一千个观众,本应该有一千种看法。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喜剧,应该是多元的。

那么,当下为什么形成了“喜头悲尾”这种奇怪的喜剧内核共识,就没有人做过抗争吗?

如果只选出一个为喜剧事业而勇敢“抗争”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应是“小品王”——陈佩斯。



01
喜剧,要让观众笑


1982年,陈佩斯收到浓眉大眼朱时茂的一个邀请。

那是春节期间,哈尔滨体育馆正举办商演活动,朱时茂说他俩可以合伙搞个节目,一场就能赚10块钱。在1980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

陈佩斯听后刚想答应,但转念又想:咱俩能演什么啊?

当时,两个人都只有28岁,也都小有名气。1981年,陈佩斯参演的《法庭内外》,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同年,朱时茂主演了电影《牧马人》。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这俩人都是文艺人才,艺术水平也都很高。只要他们愿意,随随便便都能“雅”起来。

然而,他们还是决定服务群众,向“俗”迈进。

朱时茂出了一个主意,咱们可以把在话剧团当学员训练用的小品,编一编,拿上去一定可笑。

结果他们真就拿这个节目上台了,刚一上去的时候观众还觉得挺新鲜,饶有兴致地跟着看,但没一会儿他们包袱甩没了,观众也开始觉得索然无趣。

最后,实在没词了,俩人在台下聊起了天,这让陈佩斯就觉得特没面子,“真要有一个缝我就想钻进去。”


不过,俩人都没有放弃。

挣扎了几场后,他们开始总结经验。有笑点的段落保留,冷场的地方修修改改,渐渐他们发现越说越流畅,越说节奏越舒展,观众的反应也越来越好,十几场下来,小品竟然火了。

很快,周边的电影院都请他们去串场,甚至成了电影院揽客的节目。“一晚上连体育馆带影院我们能串七场,一场我们在台上半个钟头胡说八道,观众乐半个钟头。”

《吃面条》就诞生于此。

1983年,这部小品越来越火,每场爆满,甚至轰动了整个哈尔滨。姜昆由此慕名而来,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搬到到春晚上。


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听能上春晚,当即答应下来,录下影带送去中央电视台审核。

但审片的过程比想象中漫长,因为担心这是一部“为笑而笑”的节目,缺乏教育意义,所以陈和朱二人始终得不到确切回复。

因为没有“身份”,他们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需要排练的时候,俩人就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冲人一笑,旁若无人地排练起来。

没有饭票,朱时茂腆着脸去制片部“蹭饭”;没有车票,朱时茂就硬拽着陈佩斯随便上辆车。

期间陈佩斯觉得太受罪了,想到要不就算了吧,但每次都被朱时茂劝下。

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旧没结论,导演黄一鹤临时拍板:

“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但我决定你们俩上,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一个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

结果,《吃面条》一炮而红。

1984年,全国人民眼睁睁看着一个叫陈小二的小痞子拿着一只空碗和一双长筷吃了四大碗面条,从狼吞虎咽吃到难以下咽。

所有人知道他端的是个空碗,依旧狂笑不止。


相比于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这个陈小二脸皮厚,心眼儿多,眼珠子滴溜溜转得飞快,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奸笑。

无论是滑稽的算计还是耍小心思,陈佩斯用一股市井气搔中了我们身上一些不够文雅的痒痒肉,乐得大家合不拢嘴。

后来陈佩斯回忆说:

“演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台下的凳子四处散落,很多人盘腿坐在地上,后来才知道,是小品太搞笑,观众笑的直不起腰,只能坐地上。”

多年之后老台长洪民生回忆,他最喜欢1984年春晚。因为最真诚,只是纯粹让老百姓高兴。

那一夜之后,全国人民记住了他的名字:陈佩斯。



02
戏硬,人更硬


1984年,《吃面条》火了后,陈佩斯从电影转向小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两年后,陈佩斯在《卖羊肉串》中扮演一个新疆人,他贴了一副假胡子,把一位摆路边摊的新疆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9年的《胡椒面》和1994年的《大变活人》,陈佩斯两次在春晚舞台上光膀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在春晚上光膀子的小品演员。


1990年,在《主角与配角》中,他为了当回主角,在朱时茂面前耍尽了各种小聪明,不停捣乱,把“小人得志”表演得淋漓尽致。


后来朱时茂回忆,别看他们在舞台上配合得行云流水,但台下关于每一次包袱的争论都是一场战争。“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

而正是这股固执,让陈佩斯总能将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台。很多人说看陈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不浮夸,因为细品之后总有深意。

凭借着对喜剧的执着、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紧贴生活气息的戏剧冲突,陈和朱把小品带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将小品带入一种别具一格的高级感。

陈佩斯还想把喜剧拍成电影,让喜剧走进更广泛的群众生活之中。

1986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八一厂,希望能得到厂里的支持,得到的回复是:八一厂不拍喜剧。

为此,陈佩斯萌生了去意。

八一厂舍不得这位好苗子,反复来劝了好几次,但陈佩斯去意已决,最后厂里威胁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 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令陈佩斯没料到的是,他低估了当时在中国拍喜剧电影的难度。

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发现缺一个“名分”,就像如今每部电影开头都要标注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样,当时的陈佩斯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结果被人家当门拒绝。“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结果他心一横,决定自己拉投资,自己拍,可拍到一半他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这让他抓了瞎,当时国字辈的电影厂都不拍喜剧,后来又是父亲陈强出面,中影公司才收购了它。

《父与子》上映后,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每场票房都不错。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

80年代,国内盛行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是影视作品的主流,喜剧是所谓的“非主流”。

但一脸贼笑的陈小二,却成了为数不多能在荧幕上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的角色,只要他的电影一上映,票房就绝对数一数二。


之后,陈佩斯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自己独立投资、发行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成立之初,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只能自己拎着片筒四处求人。

“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同时,大道影业有限公司深陷于商业世界的泥沼中。

从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它把每个环节的雷都结结实实踩了一遍。

比如票房偷瞒漏报、院线瞒大头报小头交零头——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陈佩斯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报40%。

他对此很愤怒,但又无能为力。“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1997年,陈佩斯的《好汉三条半》上映,正好和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撞到一起。

起初《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势头很猛,但5天之后莫名被主流院线撤下,安排放入郊区院线。同时《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陈佩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伙儿的。

多年后他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如何看周星驰这个人,陈佩斯说:

“周星驰的电影非常好看,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周星驰有他自己的魅力,不然怎么会叫星爷。” 随后记者又问到怎么看冯小刚的,陈佩斯只生硬地回应了两个字:“没看。”

之后冯小刚邀请陈佩斯参加春晚,再遭陈佩斯拒绝,只留下一句:“我是一个行得正,干净的人。”



03
市井小民,难得一笑


很多人不知道,陈佩斯之所以做演员,理由特别俗:为了吃饱饭。

陈佩斯出生于1954年,在那个时代,艺人的社会地位不太高,并且文艺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千万长大别干这行(演员),千万长大别干这行。” 

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求陈佩斯去做一个工人,因为工人阶级最不容易被卷进政治风波。


更何况,陈佩斯打小就顽皮,在学校里出了名的不爱读书,唯独爱捣蛋和打架。思想觉悟问题,让父母头疼。

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给他安排到全班最后一排,陈佩斯知道后,就和老师杠上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站起来就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 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回家后,陈佩斯挨了父亲一顿揍。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拍戏,这是父子俩一贯的交流方式。


陈佩斯的父亲陈强,之所以苦劝他别干这一行,就是自己“深受其苦”。

其实,陈父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知名演员,因演反派“黄世仁”和“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户晓。


70年代,父亲遭到红卫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坏人,不然你怎么演坏人那么像。

陈佩斯后来回忆说,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所以你想,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与此同时,15岁的他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从城市来到沙漠,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原本是北京养尊处优的少爷,变成了黄沙漫天里干重活的苦力,晚上窝在被窝里饥肠辘辘,挨冻受饿。

后来,陈佩斯的妻子回忆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到了1973年,陈佩斯还是决定从事文艺工作。他向家里提出,希望藉由考文工团的机会返城,他给出的理由是——城里文工团一个月发45斤粮食,能吃饱饭。

陈父再三考量,决定让陈佩斯回来考演员。

但起初的演员之路并不顺利,陈佩斯的前几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无论是北京军区文工团,还是总政歌舞团,拒绝他的理由都差不多——这人外形太一般。


无奈之下,陈强只好为儿子去求《白毛女》中的老搭档田华。

那时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陈佩斯作为“关系户”进了八一厂,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那里,他认识了朱时茂。老茂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而且刚凭借一部《牧马人》名声大噪,拿奖拿到手软,还上了《电影画报》和《大众电影》的封面,是那个时代的“小鲜肉”。

相比之下,陈佩斯长相显得“很不雅”,鼻子大、眼睛小、“贼眉鼠眼”、“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这样的外形条件,让他一进来只能搬道具、拉大幕、打灯火、跑跑龙套。


这样乏味的日子过了几年后,陈佩斯开始对自己的演员生涯产生了怀疑——同年进来的人的都尝试了不同的戏路,只有自己因为这张“反派脸”一直辗转于流氓和土匪之间。

他琢磨,要实在不行就改做幕后。

他开始学习怎样做导演,为此他还自己编了一个稿子《十万火急》,最后厂领导都通过了,剧组都开始组建了,结果因为自己资历不够,更上面的大领导说没有30岁以下的导演,又给他撤下去了。


直到1975年,陈佩斯的人生才发生转机。

这一年,厂里排练话剧《万水千山》,这部剧因当年邓小平复出而复排复演,在当时极受关注。

陈佩斯和以往一样,仍然被分到一个跑场的匪兵。

但舞台上的陈佩斯灵机一动,给自己加了个戏: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后来他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又被陈佩斯演绎得活灵活现,引起台下人的阵阵笑声。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回忆说。


发现他有喜剧天分的不只毓钺,还有台下的父亲。

父亲觉得演喜剧好,不看脸,还比演反派要安全得多,不会招来横祸,于是他鼓励陈佩斯发扬自己的优势,尝试走走喜剧这条路。

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陈佩斯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陈强出演戏中的父亲,这是文革之后,中国第一部荧幕喜剧。


有时候陈强就在场边看着,觉得儿子哪里演得不对,他就亲自下场教,他演一遍,陈佩斯跟着学一遍。

同时,陈佩斯也如饥似渴地吸取关于喜剧的一切。《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曾回忆道:“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就这样,在父子一起努力下,陈佩斯演完了这部电影。

谁也没想到,《瞧这一家子》让陈佩斯一夜成名。1981年,陈佩斯出演《法庭内外》,又火了。

直至后来1982年的《夕照街》,陈氏父子的喜剧电影变得家喻户晓。


后来面对采访,陈佩斯说父亲告诉他:“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这可能也是他决定不再往“雅人”堆里硬蹭的原因之一。

后来,陈佩斯专爱演小人物的窘境,也许是从那时埋下了根。



04
大师风骨,“最后的演出”


关于陈佩斯“最劲爆”的新闻,发生在2000年。

那一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纸公文,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


早在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们允许之下,私自发行售卖他们的小品光盘,陈佩斯前去讨要说法,却被几句话搪塞。

陈佩斯忍无可忍,终于一纸诉状将央视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盗版侵权。

其实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被侵权。早在1994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就用类似方式出版过二人的小品专辑录像带,当时二人也准备起诉,后来央视找人出面说情道歉,最终撤诉。

这次陈佩斯决定不让了。 

“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他们依据规矩——他们的规矩,我们依据法律,所以觉得还是用法律来决定吧,看你们的规矩对,还是全社会、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对。”

2001年底,在全世界的关注下,陈佩斯和朱时茂胜诉。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立即停止侵权,登报道歉,并赔偿陈佩斯和朱时茂二人经济损失33.3万元。

“我考虑过后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发声,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此后,陈佩斯再也没上过央视春晚。

岂止是央视,任何电视台都终止了和他的合作,没有演出,没有广告,连走穴都没有,陈佩斯几乎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多年之后再发声,他坚称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曝光度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试问当今的演艺圈,有几个人敢说出陈佩斯这样的话?

家所期待的喜剧,其中一种“内核”就是讽刺。

而讽刺,是需要“抗争”勇气的。如果连自身面临的不公都不敢去抗争,不敢为自己说话,又怎么能代表群众去讽刺呢,怎么能把下位者的辛酸苦辣表现出来呢?

陈佩斯的这场官司,堪称是呈现给所有演员的一场盛大而勇敢的“演出”

为自己抗争之后,陈佩斯从此“无缘”春晚。这是否意味着,陈佩斯输了、完了?

事实并没有,真正有手艺的人,怎么可能会被饿死!只要自己手艺过硬,不依靠任何平台,也会越来越好。

众所周知,此后,关于陈佩斯最大的新闻是,“守着荒山种石榴”。

1995年,陈佩斯的确曾在北京延庆承包了一座荒山,在附近还买了个院子。

起初包下它的原因,是想作为一个可以偶尔带家人来休憩的地方,后来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出台,为了不破坏生态环境,他索性就让这片地荒了闲置了下来。

事业受挫后,陈佩斯决定搬到这里。

但并不像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那样,他扛着锄头,开垦荒地,做起了一位石榴果农。“当初承包这座山的条件之一是封山育林,不许砍柴。”  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其实陈佩斯在现实中去做的,是收拾出一个干净的屋子,并沉下心来大量阅读,尤其是关于喜剧的著作和剧本。

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并顺带梳理自己多年喜剧实践中总结下来的经验。


期间,他还在大山里修了一条路。邻居碰见他时满腹狐疑:“修这路也没有人走,有用吗?”

陈佩斯笑了笑说,这路本可以不修,只不过前一年北京非典,到处隔离限制交通,山里十几个居民还没了生计。“你得让他们生活啊,我就让他们修了这条路。” 

据他说,修这路虽没多少钱,但至少有个理由给他们发点工资。

背后是佩斯承包绿化的山沟 

人生如戏。修路,是戏,也是真实的人生。

书归正传。2001年,陈佩斯冒出一个想法,他想做话剧。

很多人听说后很诧异,都不太看好,连话剧圈内的人都来劝他谨慎入行。“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 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

陈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经估算出大概要赔36万元,但为了把这些年来所总结的喜剧理论实践一下,他横了心还是决定要做。“我当时特意接了一个黑牛豆奶的广告,赚了100多万元,就是预备着填这个戏的亏空。”

北京公演之前,陈佩斯心里忐忑不安,还悄悄送了一些赠票给北京的高校,希望来一些“托儿”。他自己“老皮老脸”无所谓,只是怕场子人太少,后台演员们面上过不去。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2001年《托儿》横空出世,120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17万人,一票难求,在当年创造了上千万的票房神话。


当陈佩斯在全国巡演时,才发现话剧这些年在中国被“停滞”了多久——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而这也更激发了陈佩斯的决心,很快他又创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每一部话剧都能掀起一阵观剧潮。

其中《戏台》巡演3年之久,这部戏在豆瓣还有9.1的高分,大陆话剧里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馆》。

2003年9月,《亲戚朋友好算账》在短短8个月里演出近60场。2004年,《阳台》巡演了70多场,最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


此后,陈佩斯把对表演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话剧上。

《阳台》里一场戏,他能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戏台》排练时,他把一个演员排崩溃了6次。

每一次演出,这边刚下场,他就拉着演员跑到后台讨论,哪儿需要修改,哪一步没走对,错了,马上排一遍。排完了,再赶下一场。

何瑜说,如果陈佩斯进入状态,他几乎24小时都想着戏。他考虑如何修改剧本,谁的表演会有什么问题,舞台上也许还差点什么。

朱时茂曾参与《托儿》第一轮演出,之后就退出了。“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朱时茂曾问陈佩斯:“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

毓钺看他一场戏演下来整个人跟水耗子似的,也心疼他。“你去演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你干嘛非得吃这个苦啊?”

刘晓庆也劝过他:“现在喜剧综艺节目那么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这些综艺一火,什么广告、电影,钱马上就来了。”


但这些话都被陈佩斯一笑了之,他觉得这样的钱能挣,但他挣到兜里不踏实。

在一次采访中,杨澜问他:“当年你走一次穴都可以几十万,你为什么不去? ”

陈佩斯说:然后呢?

杨说可以买房子和车子啊。

陈佩斯却不以为然,“再大的屋子只能睡一张床,车只不过是一个四个轱辘的代步工具而已。”

和当下自封“导师”,并且开课教别人如何幽默的人不同,陈佩斯是在为行业“卫道”,而不是哗众取宠,或者流量变现。

(某“大师”的幽默课程)
(钱钟书《说笑》)

此时,陈佩斯已经和主流艺人,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尾声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内的喜剧人,都多如牛毛,但是称得上“喜剧大师”的人,却稀如麟角。

陈佩斯为什么能称得上大师?

窥斑知豹。有两个小细节,可以体现。

2011年,面对春晚总导演哈文发出邀请函,陈佩斯婉言谢绝,留下的理由很干脆:“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排练话剧和沉淀喜剧理论上。”

陈佩斯说,“在此之前一直是被命令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永远是按着别人的指令去做,去生活,去活着。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它,这个反而给我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一个演员自以为春晚舞台“命令”太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你真的有能耐,可以选择不去,而不是在迎合之后、在获得春晚流量之后,再对着春晚阿Q式的“无能吐槽”。

你不敢抗争,不敢像陈佩斯一样呼吁别人一起抗争,最终选择了顺从、选择助长,最本质的原因恐怕还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需要春晚给自己脸上贴金!

在能力之外,我觉得有一个细节,也可以体现大师和普通演员的差距:

陈佩斯的话剧《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作了教学案例后,陈佩斯也常常去讲座和观摩。有一次,排演结束后,大幕还未合上,一个学生从舞台侧面直接下台了。

陈佩斯立即叫住了那个学生,“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们要尊重舞台。

后来一个学生对媒体说:“我们都愣了。学校的老师从来没跟我们强调过这一点。”


尊重观众,需要老师强调吗?

眼中从来没有群众,心中从未产生过“为群众带来欢乐”想法,只是按照剧本要求、按照主办方要求,走完标准流程的演员,怎么可能具备把欢乐带给群众的能力

他们,甚至都算不敬业。因为,他们都没有为艺术尽过力。

因此,遇到所谓的“条条框框”和“不公”,他们只会妥协和助长,只会“自我阉割”,根本不具备陈佩斯状告央视、拒绝春晚的底气。

这份底气,除了来自过硬的艺术能力和对艺术的热爱,还有作为一个小人物敢于为自己、为他人、为艺术而抗争的勇气。

因此,他们或许永远无法理解“小品王”离开春晚的“最后一场表演”。这或许就是近些年大家对小品越来越失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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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陈佩斯是个严肃的人》,发布于正午故事
《陈佩斯:不赚快钱,春晚呼声最高的喜剧人,如今低调得让人心疼》,发布于书单
《陈佩斯:我的理想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发布于申江服务导报
《陈佩斯,暂别央视的日子》,发布于首席人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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