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频发,股改维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何以为继?

南方周末 2023-01-26 14:26

▲ 武汉三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纪录,过去三年分别获得中乙、中甲、中超冠军。图为2022年中超冠军颁奖典礼。(IC Photo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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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几年踢球还能补贴家里,现在归队的机票钱,都是向父母要的,社保也从2021年9月断到现在。


  • 大部分陷入欠薪危机的俱乐部,都是大股东负债累累,无暇他顾,只能缩减投资。


  • 一般来说,股改多用于国有企业,主要是引入社会资本。但足球俱乐部股改是反过来的,国企从社会资本方手里接下股权。2022年,中超18家俱乐部里,9家有国企股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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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
责任编辑|张玥


没人能想到,中超冠军会由两个退赛的球队决定。

2022年的最后两天,中超展开最后一轮角逐,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同积75分,将争夺联赛冠军。2004年中超成立以来,这是第九次在末轮决出冠军。12月30日,两家球队的对手天津津门虎、北京国安相继发布弃赛公告,原因都与参赛人员不足有关。

随后,天津津门虎、北京国安均被判0:3告负,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积分再次打平,但武汉三镇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中超冠军。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退赛左右了冠军归属,球员们第一时间竟然是在场下庆祝胜利的。

武汉三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纪录,过去三年分别获得中乙、中甲、中超冠军。

创纪录的光芒背后,伴随着一个难以为继的足球职业联赛,欠薪一词几乎贯穿过去三个赛季,充斥在大部分球员的日常里。为了联赛正常运转,中国足协甚至允许球队“先开赛,后还钱”。

为钱发愁的俱乐部,陆续解散或者退出职业联赛,其中不乏豪门球队。拿到2020年中超冠军一百多天后,江苏队便宣告解散。
2023年1月25日,大年初四,从中超降级的武汉长江足球俱乐部,发文宣布了球队解散的消息。投资人闫志在朋友圈写下长文:“因为我们自身不够专业,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环境太差,(导致)俱乐部经营、球队成绩不尽如人意。”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020年至今,共有32支球队退出职业联赛,包括5支中超球队、8支中甲球队、19支中乙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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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就拿到四五个月的工资”


联赛最后一轮还没踢,中超河北队球员周旋已经离开赛区,提前进入假期,“也许是俱乐部为了省钱,有队友也回去了”。2022年12月30日,河北队迎来最后一场比赛,他看了一会儿直播,结果球队0:4不敌河南嵩山。

电话里,周旋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球队没有从前职业化,训练也不系统,把比赛踢完就行了。”

勉强完赛背后,河北队一直陷在欠薪的漩涡里。“两年就拿到了四五个月的工资。”周旋无奈,前几年踢球还能补贴家里,现在归队的机票钱,都是向父母要的,社保也从2021年9月断到现在。

周旋队友情况也不乐观,有队员需要借钱买高铁票回家,有队员的房子无法还供,即将面临法拍。球队工作人员须身兼多职,甚至要充当基地保安。队员们曾向管理层施压,“大家在群里要工资,总经理直接就退群了。”此外,多位河北队队员曾通过社交媒体讨薪。

周旋最后一次拿到工资,是2022年上半年,补的还是2021年的工资。遥遥无期的收入,不同程度影响了队员的竞技状态。过去一个赛季,河北队仅获得2场胜利,并最终以-3分的成绩,排名垫底,降级中甲。

足球比赛中,胜得三分,平则一分,负为零分。即使一场不胜,球队积分也应该为零。河北队-3分的成绩,源自中国足协的处罚。2022年下半年,因未在规定时间解决欠薪问题,足协共对河北队做出扣9分的处罚。河北队成为2022年唯一一支以负分结束赛季的球队。

2022年新赛季前夕,中国足协放宽中超、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俱乐部准入门槛,允许球队“先开赛,后还钱”。

2022年4月3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称,由于疫情、经济和投资人主业发展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存在欠薪事实的俱乐部,在提交欠薪解决方案后,可被中国足协有条件授予准入资格。

按照此前规定,新赛季开赛前,球队需提交教练员、球员、工作人员的工资确认表,每人签字确认,否则不予注册。

赛季开始后,足协将欠薪分成三个阶段责成俱乐部处理:2022年7月31日前解决30%,10月31日前解决70%,12月31日前全部解决。否则将给予俱乐部联赛罚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职业联赛资格的处罚。

2022年11月,足协两次发布公告,对未在规定时间完成清欠任务的9家俱乐部进行扣分处罚。其中,中超的武汉长江、河北队均未完成7月和10月的清欠目标,两度遭到处罚。

河北队的困境,是当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缩影。“欠薪是客观事实,而且不是小面积,是大面积(欠薪)。”高安曾长期在中国足协任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针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欠薪事宜,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致电中国足协,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为了规避处罚,俱乐部正想办法腾挪。吴昊曾在多家足球俱乐部担任总经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有些球队今年发的工资,算成了补以往欠薪,相当于这个赛季没给球员发钱。”

欠薪之余,俱乐部会下调球员工资,以节约成本。沈林曾在一家中乙俱乐部担任总经理,2021年,他将球员收入划成2000元/月、5000元/月、10000元/月三个档位,球队一个月的工资支出是三十多万元。前几年,中乙球员月收入能有两三万元。

朱艺是德国转会市场网站(Transfer Market)的中国区管理员,网站负责记录全球各地区的转会情况。朱艺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超球员总转会支出共计9051万欧元(约为人民币6.62亿元),2022年仅为1396万欧元(约为人民币1.02亿元),下降了84%。

朱艺介绍,从数据上分析,2022年的中超联赛有一个特点,老球员淘汰快,年轻球员上位早,很多19岁以下球员能踢上中超了。这个年龄段,通常意味着球员尚未进入当打之年,球队可以用更少的钱将他们留在赛场上。

即便球员工资缩水,欠薪问题依然是当下多家俱乐部面临的头等难题。2022年12月底,足协发布通知,要求各俱乐部按照规定,在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历史欠薪,并在2023年1月6日前提交还款凭证。

然而,多家俱乐部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经足协口头通知,1月6日的期限延长到了1月31日。如果此次无法解决历史欠薪,并得到足协认可,球队或将面临降级或被取消准入资格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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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维权难


普通公司员工存在一两个月欠薪时,可能会选择劳动仲裁的方式维权,抑或是止损,尽早离开公司。但在足球队员身上,欠薪往往长达一两年,维权亦存在多重困境。

如今,周旋已经不对拖欠的工资抱有想法,“很难要得回来”。此前,他的队友曾通过中国足协提起仲裁,这是球员们最常见的维权途径,但没能解决问题。

2021年,《足球报》曾发文解释足协仲裁委组织架构。中国足协仲裁委由10位法律界专业人士组成,全部来自足协以外的单位,属于兼职,唯一收入是完成裁决书后的几百元津贴。

足协仲裁的尴尬之处,是机构不具备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仲裁结果下来,球队需要把钱还给球员,要是球队没钱,仲裁委无法强制执行,或是拍卖球队资产。此外,一旦球队解散,不再是足协会员,便不在足协管辖范围内,无法进行仲裁。

2020年,马栋梁曾在一家中乙俱乐部踢球,离队后,俱乐部至今还拖欠他十几万元的工资。2022年7月,通过中国足协仲裁委提交材料后,他至今没有收到结果。“现在找了律师,准备走法律途径。”马栋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然而,法院并不一定会受理这类案件。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东,负责过多起球队工作人员与俱乐部之间的欠薪纠纷。

“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有法院认为可以按照劳动关系进行处理,进入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但也有法院不认可。”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曾向南京地区的法院咨询,俱乐部与球员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未得到明确回应。

转机出现在眼前,2023年1月1日起,经修订后的体育法正式实施,规定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

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果撰文表示,(这意味着)球员、教练员薪资争议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约束,最终管辖权属于法院,而非“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或“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等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

客观条件的束缚,也使得许多球员忍受着欠薪的痛苦。联赛踢到一半时,即使欠薪,球员们也难以迅速找到下家,去足协仲裁、到法院起诉,都意味着和球队闹翻,上场变得难以保证。对职业球员来说,场上数据是工资谈判的重要筹码。

此外,为了延续职业生涯,许多合同还没到期的球员,会选择放弃被拖欠的工资,换取一个“无薪资纠纷”证明,得到“自由身”,以便寻找下家。

周旋和河北队的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但球队处境堪忧。2023年1月休假结束后,周旋计划去其他球队试训。

信息来源:中国足协官网、球队公告 资料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冯庆超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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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为何没钱了?


“几年前踢比赛,甚至会坐私人飞机。”周旋透露,“现在比赛一踢完,就得订回来的机票,因为住在基地可以省钱。”

河北队落寞前,曾是中超最舍得花钱的球队之一,大手笔引入过张呈栋、热尔维尼奥等球员。2021年,随着河北队母公司出现债务危机,投资巨大的足球板块,自然而然成为降本的重要一环。

与河北队一样,大部分陷入欠薪危机的俱乐部,都是大股东负债累累,无暇他顾,只能缩减投资。面对巨额投入,俱乐部收入微薄,一旦母公司不再输血,收支差异便会愈来愈大。

此外,过去几年的调节费等政策,加剧了俱乐部债务问题,又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杜迎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出于热爱,投了一支球队,一步步从中乙踢进了中超。六七年前,球队成立起来没多久,有股东因为投资太大,看不见底,决定撤出,给了杜迎很大压力。无奈之下,他卖掉一线城市的房子,扛了下去。

球队成绩好起来,冲进了中甲,有股东因同样原因退出,杜迎又卖掉了盈利较好的一家公司,换取现金流。“俱乐部的核心还是企业属性。”杜迎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对足球俱乐部来说,就是逐步实现盈亏平衡。

过去三个赛季,受到疫情影响,大部分都是空场比赛,没有观众,抑或是开放少量观众观赛,门票收入大打折扣。

高安分析,如果要称为职业联赛,就必须满足三个特征:一是赛事常态化,比赛时间相对稳定;二是主客场制度;三是升降级制。当下最明显是主客场制度被破坏了,对门票收入、赞助商等会带来系列影响。

对足球俱乐部来说,门票收入之外,还有转播收入、赞助收入、商品销售收入等。

曼联公布的2021年财报显示,俱乐部最高收入为转播收入,达8640万英镑;其次是比赛日收入(门票等)3460万英镑,第三是商业收入(赞助、商品销售等)为2920万英镑。

2022年,杜迎曾与联赛管理运营机构负责人沟通,对方坦言,中超联赛关注度下降,广告投放就会变少,招商变得困难,接下来球队分红的情况不太乐观。

对于关注度更低的中甲、中乙联赛来说,鲜有收入,投资人几乎是纯投入。沈林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2年管理的一家中乙俱乐部,一年的预算控制在1000万元之内,工资占了大头。俱乐部老板把训练基地对外出租,承包比赛,提供住宿,覆盖了部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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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能否接盘?


对于债务沉重、积重难返的俱乐部来说,首先是活下来,其次才是造血。为了存活,各家俱乐部抛出来的措施便是股改。

一般来说,股改多用于国有企业,主要是引入社会资本,完善治理结构,增强国企活力与竞争力。但足球俱乐部股改是反过来的,国企从社会资本方手里接下股权。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提到优化股权结构,实施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八年过去了,民营企业和个人对足球投资兴趣锐减,与政府关系更为紧密的国企,成了更合适的接手方。

2022年,参加中超联赛的18家俱乐部里,9家有国企股东的身影。

多位足球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足球俱乐部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面对债务危机时,当地政府往往不愿其解散,尤其是中超俱乐部。在股改问题上,地方政府通常是主要推动力。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2022年12月28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通知,要求深圳队在下赛季中超联赛准入前,落实各项债务重组工作,与债权人坦诚沟通俱乐部债务规划。

还没投入,就要先帮俱乐部还掉巨额债务,这是多个中超俱乐部股改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吴昊介绍,2022年南方一家国企与当地中超俱乐部一直在协商接手事宜,该俱乐部报的债务是3个多亿,但国企尽调之后发现,实际债务更高,迟迟没能谈下来。

贵州一家国企的董事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企要接手足球俱乐部,会把债务和资产清算好,不是所有债务都一股脑接下来,不然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像招投标、采购等,如果掺杂人为因素,或出现过度偏离市场价格等情况,要报告相关部门,国企也不能承担这部分。”

“如果是一场涉及升降级的关键战,对手赛前临时开出了500万元赢球奖,假设我们球队大股东是国企,要不要跟?如果也打算开500万元奖金,赛前能不能批下来这笔钱?”结合从业十几年的经历,吴昊并不认可国企高价接盘足球俱乐部的模式,“不如让它们解散,重新打造一支球队,成本更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旋、高安、吴昊、沈林、杜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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