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方法的特征是“千斤拨四两”，而不是“四两拨千斤”？

罗辑思维 2023-09-19 06:30
9月17日，《启发俱乐部·红旗专场》在深圳落幕。本期节目主题为“与时代同行”，得到创始人罗振宇、得到总编辑李翔和用户一起，分享近期的启发。

罗振宇提到，“与时代同行”，不仅仅是跟着时代走，而是在与时代同行的路上，走出自己的个性化的节奏。

以下与你分享本次节目全文，希望帮助你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掌握自己的人生节奏。

罗振宇：

你好，欢迎回到《启发俱乐部》。
今天这期节目的主办方，红旗汽车，给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叫“与时代同行”。这句话，看起来词意简洁，但其实还挺难的。
据说红旗还邀约了用户，给我们出了一些话题方向，我们看了看，确实都是难题！我们可能今天在现场也没办法一一给到解题思路，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其中1-2个方向给大家说说我们的启发。
我们对于一辆车的印象，好像都是沿着路帅气地奔跑。
但是实际上，一辆好车的真本事，怎么会只是在路上跑呢？而是它能够按照自己的个性，控制自己奔跑的方式。该快的时候能快，该停的时候能停，该联通的时候能联通，该判别的时候能判别。
所以，与时代同行的本事，不是跟着时代走，而是在时代中走出自己的个性化的节奏。这就比较难了。
这句话，翻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其实是这么一个难题——在不确定的赛道上，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是每一辆车的难题，也是这个大变局时代，每一个人的难题。
今晚的启发俱乐部，有两位演讲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位，是我们得到App的总编辑，著名媒体人李翔老师。李翔老师先向大家来报告他最近的启发，怎么“与时代同行”，然后是我来续貂。
首先有请——李翔老师。

李翔：

1.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开始输给本土电影
谢谢罗老师的介绍。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接收到的信息，和受到的启发。
说到时代的变化，我想没有什么能比大众文化产品的变化更能表现这一点了。所以，让我们回想一下，2023年暑期档最火爆的电影是什么？
我不知道在场的朋友们会有什么答案，都看了什么电影。我自己看了两部：一部是《长安三万里》，动画片；第二部是《封神》。
这两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都不错。长安三万里是18亿。作为一部动画电影，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是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第二。封神的票房是25亿。这是两周前的数据。
这两部电影还不是暑期票房成绩最好的，比他们好的电影也还有。
《长安三万里》，超过18亿；
《封神》，超过25亿；
《消失的她》，超过35亿；
《八角笼中》，超过22亿；
《孤注一掷》，超过36亿。
《银河护卫队3》：6亿多；
《闪电侠》：1.8亿；
《芭比》：2.5亿。

所以，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开始输给本土电影了？
票房保护？口碑？IP老化？
我们前面讲了，这些片子基本都是同档期上映的，都是商业大片，所以不是刻意保护本土电影的结果。
是片子质量的原因吗？超级英雄片是有口碑不好的，但《闪电侠》和《银河护卫队3》的口碑其实相当好，《闪电侠》的豆瓣评分是7.7分；《银河护卫队3》是8.4分。
那是这些IP已经老化了的原因吗？过去这些年，全世界可能都厌烦了这些超级英雄和大IP，碟中谍、变形金刚、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但是《芭比》的全球票房成绩相当好，预测票房超过14.5亿美元，成为今年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所以，为什么突然中国的观众就对好莱坞大片不感兴趣了呢？
我试着给出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加入全球分工、取得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和喜爱，会经历三个阶段：它很强/我很弱；我很强/它也没有那么强；我是谁我面对什么问题我要怎么应对。
我是在读一本写日本平成时代的书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平成”是日本1989年1月到2019年4月使用的年号。这三十年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货币升值、出口下降、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增长挑战巨大。但是除了经济和商业上的变化，其实日本在流行文化上也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战后主导日本文化体制的是，“美国中心主义的日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最受欢迎的明星都是曾经给驻日美军表演过的艺人。
这个阶段，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崇拜美国文化，喜欢“美国化”的文化产品，比如受欢迎的日本的歌手和演员也都是美国化的表达。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应的是对美国的反抗和对自我的肯定，1979年傅高义也出版了《日本第一》，1989年日本的畅销书是《日本可以说不》。
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开始出现了不同于前两者的文化产品，既不是美国化的，也不是为日本而日本的。
这些产品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宫崎骏的动画在这个时期得了奥斯卡奖，村上春树的小说开始大受欢迎，此外，还有是枝裕和的电影，还有Hello Kitty、超级马里奥…
中国是不是也在经历这个阶段？我不是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士，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观察，我认为是。我们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单纯就电影而言，我们经历过大片时代，当时一方面是好莱坞大片非常受欢迎，因为确实很好看，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电影导演也纷纷学习好莱坞去拍中国的大片，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都拍过。
然后我们经历过非常强调我们自己很强，而其他人也没那么强的电影产品受欢迎的时代。
中国电影票房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长津湖》《战狼2》《你好，李焕英》，非常强调我们自身，“我们很强，它也没那么强”的一个文化产品特征。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经历第三个阶段，大家开始喜欢看那些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的电影。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大众心态的转变：不再羡慕别人很强，而是专注去了解自己是谁，自己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自己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这里说的是电影和文化行业，其实汽车行业也有这样的过程在发生。一开始，进口车更受欢迎，尤其高端品牌；现在我们能看到大街上像红旗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是很自然地被接受。
第二个解释是，中国年轻的一代导演确实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多看到，一些票房大卖、口碑不错的电影，他们的导演，不是我们熟悉的江湖成名人物，而是一些新面孔。包括《消失的她》《孤注一掷》，早几年的《流浪地球》《无名之辈》《我不是药神》。
有句歌词叫“一代人正在老去，但总有人更年轻”，我们也可以说，时代正在变化，但总有人是弄潮儿。
我对这个变化感受非常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接触过其中一些人。比如我做过一本《详谈》，访谈的是电影《无名之辈》和《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然后《长安三万里》的导演我也见过，它的监制于洲和出品人王微，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特质。
首先是年龄的原因，他们大多在1980年前后出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看过非常多的电影，相对于前辈而言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非常熟悉电影叙事，技术上怎么呈现，怎么讲好一个故事等等。
其次，因为成长过程刚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相对年轻的导演们，对美国没有那么崇拜，因此也更专注于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开始没有本土原创电影的票房要好？既因为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我们的观众开始更加关注自己遇到的处境，更愿意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因为1980前后出生的电影导演们的成长，他们更自信，也更加地专业。
总之，时代正在变化，但总有人是弄潮儿。这样的变化，我相信会发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

2.对年轻人来说，线上才是传统行业？

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个发生在线下零售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句话：宇宙的尽头是抖音快手，CEO的尽头是直播带货。
抖音的电商业务也确实在过去两年增长非常迅猛。我估计在座的各位，都可能有一个在做直播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出去吃饭，都要被迫跟人讨论抖音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最先进的内容分发技术、用户最容易接受的内容形式、数一数二的活跃用户数量和用户使用时长，基本上无敌了。
但是，跟时代同行就是要去抖音也好、快手也好、视频号也好，开个账号做直播吗？
倒也不见得。
我听到一个说法就非常开脑洞。这是潮牌便利店BadMarket坏商店的创始人老苗跟我说的。他说，你不觉得吗，对年轻人来说，线上才是传统行业？他们甚至停掉了电商，理由是现阶段忙不过来。
开始听到这句话我还愣了一下。感觉马云老师“劝”大家做电子商务、做淘宝也没有过去多久，抖音和小红书还是正当红的平台，怎么现在就有人把线上归为传统行业了。
结合老苗的解释，我试着简单总结一下，为什么线上在今天对年轻人来说就变传统行业了。
首先当然是年龄的因素，90后尤其是95后，已经不止是互联网原住民了，可以说是移动互联网原住民，从他们开始购物、看新闻、看视频，基本上都是通过手机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在座不少人肯定也有这样的经历，看到一个屏幕，年纪小的人都会想去划拉一下，因为他们默认这就是触摸屏，是可以通过手指滑动来互动的。
然后是技术的演进，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商品的方式，已经从原来简单的陈列，把东西放上去，到后来的搜索，再到后来的算法推荐。
你什么都不用做，算法自动就把你想看的东西、想买的东西推荐给你。这种技术演变当然非常厉害，但是，也让在互联网上浏览和购物都变得没有惊喜。
最后还有成本的因素。最开始时商家在网上开店，好处就是成本低，因为不用在线下租实体的店面，就少了一大块的房租成本。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互联网上获得一个新用户的成本越来越高，互联网连这一块的优势也在失去。
反观线下呢？生命力开始重新焕发。因为好的线下，能够做出来个性，让你在逛店的时候有惊奇感和发现感。简单来说就是，线上极致效率，线下极致体验。
以Badmarket坏商店的线下店为例，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协同自己的供应商品牌，再加上自己的自有产品，做主题陈列。比如他们做一个叫农场的主题，衣服、包等全都是以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元素进行设计的。
他们也会联合当地的潮流品牌，做联名活动。比如在北京刚开业的时候，就在门店一楼做了一个叫“退休人士俱乐部”的主题空间。一群潮男潮女坐在那里喝咖啡。
门店内的体验，他们会从音乐到咖啡都考虑到。
用创始人老苗的话说：我想开一家连我妈都喜欢来逛的店。
当然，最重要的是：性价比。如果大家买潮牌，想必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潮牌都很贵。经常一件帽衫就要大几百。但是Badmarket联合的中国本土潮流品牌，要做的是性价比高的潮牌，这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也是很大的吸引力。
做性价比，这其实也是中国品牌最擅长做的事情了。因为供应链在我们这里。
这里讲一个好玩的事。BadMarket第一家店就开在广州。创始人之前是做广告的，在做广告的时候，客户经常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做一个让年轻人很喜欢的创意？
做出来之后，客户就会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你怎么就能确定这是年轻人喜欢的呢？
每次都搞得他很是郁闷。
然后有一天，一位朋友跟他说，有一个位置，现在空着，有没有兴趣拿过去做点好玩的事。结果就出现了这家叫坏商店BadMarket的潮流便利店。他说，我就想证明一下我的想法是可行的，确实是年轻人喜欢的。
他们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秦皇岛阿那亚等地方都有店。在北京开业的时候，简直是生活方式圈的盛事，朋友圈都是晒去逛BadMarket的。
所以你看，与时代同行，也不是让你必须跟几亿人一起去拍短视频、去做直播带货，反向而行，把事情做好，可能也能做出不错的事。

3.如何用社交网络的思维做线下

再分享一个给我很多启发的线下服务业的例子，这个例子跟工作和就业相关。
大家都知道，现在关于青年人就业的问题，讨论很多。其实除了单纯的就业率这个数字之外，里面还有一个供需结构的错配问题。
有一次吃饭，碰到一位招聘行业的大佬，就跟我讲，今天普通办公室白领在招聘网站上的工作岗位供需比大概是1:20，也就是有一个招聘需求，但是有20个人想要这份工作。但是也有很快就能面试、找到工作的岗位。服务业基本上是1:3，有一个岗位需求，3个人应聘。
他还专门跟一个求职的年轻人聊过。年轻人不愿意去一个连锁公司卖鞋，原因是，我在家都不给自己的父母换鞋，为什么要在外面给别人换鞋；也不愿意去柜台卖手机，因为收入不稳定，只有在大公司比如苹果发新手机的时候，销售提成才高。
是年轻人不愿意做服务业的工作吗？我觉得也不是，那还有很多人愿意去送外卖、送快递呢。
送外卖、送快递也很辛苦，但是这种工作能提供给人一种自由感和掌控感 ，虽然也会被人说是“困在系统中”。
所以，服务业可以更开脑洞一点吗？
分享一个服务行业的例子，我认为他们就很好地理解了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服务业。这个例子是：“跳海”酒馆。
这是在疫情三年期间，在北京创办，然后迅速在包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开了店的一个连锁酒馆。很多人对他们的理解就是社区。但是他们的社区有一点不一样。
以往一说做社区，让用户有参与感，往往是从消费者角度来思考社区、思考用户参与，比如拉个微信群，在论坛里征求下用户的意见等。但是跳海酒馆是从服务侧的角度做了社区化的尝试。
具体怎么做的呢？他们有个角色叫“打酒师”，这个角色做的工作类似于咖啡师或者调酒师，顾客点单要喝什么咖啡或者酒，咖啡师和调酒师就给你做出来。最开始的打酒师就是老板自己。因为他开始创办这个酒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自己家里买啤酒，然后分给自己的朋友。
后来开酒馆，他发现朋友们也会经常问他：你在不在店里，如果你在店里我就去坐一会儿。但是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店里，于是，他就想到，是不是能够把“打酒师”的角色给社会化。简答来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做兼职的打酒师，做几天酒馆的主人。
很多城市里的年轻人，人生理想就是能够开一家自己的酒馆或者咖啡馆，但是苦于自己也没有足够多的钱，即使真的攒够了钱，也只有极少数人能下得了决心。更何况，开酒馆、开咖啡馆，你自己开，大概率都是赔钱结束的，真做好也很辛苦。那正好可以到跳海酒馆来过过瘾。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不能简单理解成找一些服务兼职，它妙就妙在：
第一，可以把打酒师的社交圈引入到线下，让酒馆成为更多人的线下社交圈；
第二，它还可以把打酒师的个人风格和爱好引入到线下，比如歌单、酒馆的陈列，让线下体验更丰富。
这个打酒师社会化的尝试，背后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硬性的，跟供应链的进步有关，现在精酿啤酒的供应链变化，已经很方便地做出各种味道的精酿啤酒，这就让打酒师的工作变得简单，不需要用很长时间学习调酒，只要扮演一个招待朋友的主人就可以；
第二因素是软性的，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到对每个人和每个人贡献的尊重，这种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的理解的变化。不是顾客，不是兼职员工，而是这个社区里做出了贡献的人。
在经济层面，打酒师可以给自己的朋友打折，也可以分享到酒馆营收的一定百分比。
除了钱之外，这种对人的尊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其他客人也可以申请在酒馆做展览、申请摆个摊儿、申请做演出。再比如，酒馆规定，不允许陌生人替其他桌的女性客人点酒等等。
从跳海的打酒师的这个例子来看，年轻人不是就愿意躺平，不愿意去做服务业的工作。问题可能是因为，今天的服务业没有能够提供一种匹配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工作方式的岗位。
所以，可能不是年轻人变佛系了，而是我们还不够懂他们，没有找到一种方式能把他们激发起来。

4.新的全球化会是什么样子

既然要跟时代同行，我们就再来看一个时代的更大的变化：全球化。
今天因为疫情的冲击、因为地缘政治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已经面临了很大的挑战。而全球化又是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场的人可能都听过那句话，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
中国是世界工厂。如果世界市场出现了问题，世界工厂显然也要面对很大挑战。
其实我们再往回看一看，全球化遇到挑战这件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回到2016年，那一年就发生了两件让全球化的拥趸们大跌眼镜的事情。一件是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另一件是主张美国第一的地产大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再往回看，2008年的时候，全球贸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其实就已经达到巅峰了，从那之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就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从数字来看，变化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经济学家马克·莱文森在《全球化简史》里，把全球化划分成了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次全球化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第二次全球化从1948年马歇尔计划的启动，到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25年；
第三次全球化从1985年逐渐开始的全球放松管制，到2008年金融危机。
之后是第四阶段的全球化。
从1985年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全球化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时，全球贸易总额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到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比例已经到了三分之二。
这个阶段刚好跟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是同步的。所以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当然了，中国的强劲增长也拉动着全球经济。即使在2008年全球化放慢之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2008年至2021年之间，中国单枪匹马让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增加了两倍。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贸易全球化的速度在下降，但是就没有办法再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了么？其实也不尽然。我也走访过、听过一些案例。这些案例都在表示着新的全球化的可能性。只不过，可能不是在贸易全球化，也就是把货卖到全球这个方面。
正在发生的是三个方向的变化：
第一，是中国供应链公司的全球化外溢。
过去中国的供应链公司受益于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在中国内地培养出了非常厉害的制造业能力。
现在，因为贸易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公司必须考虑全球化，从东南亚到墨西哥，这里面可能会产生中国内地的富士康、广达这样的公司。
我今年拜访过一家白手起家做消费电子组件的公司，你会感觉这真的是一部中国制造的历史。老板15岁就离开家乡到深圳打工，后来在富士康做到中层管理，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一步一步进入到世界500强的供应链名单，现在也要布局海外工厂。
第二，服务业的全球化。
除了通过电商渠道向海外卖货，一些名字一看就很中国的服务和零售公司也在全球化，比如蜜雪冰城，已经是全世界第五大连锁消费品公司。比如海底捞，在海外有一百多家门店，海底捞还专门把自己的海外门店单独拿出来，做了一家上市公司。
第三，人才的全球化。
《详谈》做过一期建筑师青山周平。我当时就非常感慨，青山周平是2008年左右到中国来，先是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之后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什么要到中国？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年轻建筑师其实已经没什么事情可做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之前在大学的建筑系里，老师还会布置作业，你们会怎么去设计一个美术馆。
今天都不会布置这样的作业了。因为在日本基本不可能再有新的美术馆给建筑师做了，更别提年轻建筑师，但是当时在中国，有大把这样的机会。
除了对于年轻人，对于非常成熟人才也一样。今天因为芯片卡脖子的关系，台积电变成了大家都很关注的公司。但是我告诉你，张忠谋是54岁才去中国台湾创业的。
在那之前，他是华人在国际大公司里做到位置最高的人。他自己说，到台湾创办一个半导体公司，“我觉得没有路了，只好辟一条新路了。”
今天中国人才的全球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比如风险投资机构ATM，已经是东南亚做得最好的风险投资基金之一了，创始人之前在国内做投资。同时，我也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主动选择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总之，时代的变化也在创造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出自己的选择，以自己的姿态与时代同行。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红旗的邀请，下面把舞台交回给罗老师。
罗振宇：
李翔老师刚才讲的内容，集中在时代的变化上。那时代变化了，而且还有那么大的不确定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话题太大。我从一个非常小的切入点，来汇报下我近期受到的启发。
先从我笔记本里的一句话说起。
女作家张天翼有一句话，“写作是非常孤独的一件事，每次面对那个文档，就好像是单枪匹马站在一片雪地里一样。”
我特别喜欢这一句。因为自己写东西写不出来，也是这个感觉。孤独、辽阔、单枪匹马，有时候会雄心万丈，有时候也束手无策。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是这样。
作家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的作者，他有一次在讲自己的创作心得的时候，讲的就是另一种入手点。
怎么才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呢？马伯庸说，如果你在写作初期想着：“哎～ 我要写个100万字的长篇”。所以要搜集材料，我要想主题、结构、细节、节奏，然后铺开纸来写。“那多半几年过去了，连行动都行动不起来。毕竟这个目标光是看起来就挺吓人的。但如果你从写个140字的微博开始，到拓展成2000字的文章，再到拓展成10000字的短篇～ 那可就简单、可操作多了。”
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请马伯庸给我示范一下，怎么这样写小说。他说，曾经构想过一个简单的情节。“有人得知，在新疆的沙漠里有一块黄金。重达一吨。请问，他怎么把这块金子变成自己的存款？”
你就想吧：按照国家法律，中国所有土地归国家，所以土地里的所有发现金矿，也都归国家。你要是贪心一起，想归自己，你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得自己偷偷干，这是一个难题。
还有第二个难题，这块金子重达一吨，你怎么切割？怎么运输？如果用帮手，怎么确保这个人不见财起意把你干掉？
还有第三个难题，就算你运出来了，怎么变现？怎么跟人解释自己突然发了财？
你看，一整串情节就可以铺展开来了。你可以把它写成喜剧、悲剧、言情剧、家庭伦理剧，随你驰骋。
这种由一个念头出发，一点点扩展，一点点拱，也是一种写法。
我举两个作家的例子，不是想做文学评论，我是意识到了一种不同的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们起手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要单枪匹马面对整个世界，还是先从眼前人、身边事做起？

对作家来说，可能两条路都通，都能写出好小说。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也就是想与时代同行，想把握自己命运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我们现代人，习惯的思考方式，是前者，面对整个世界。对啊。现代文明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从世界地图上知道了世界的样子；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心怀天下，要念及苍生；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来要走向社会，做一番事业。
看小说的时候，“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的句子总是令人激动；
做事业的时候，我们假设自己的产品要征服全世界。
你看，越是现代社会，我们就越倾向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单枪匹马面对整个世界的人。
我们相信普遍真理的存在，相信掌握了靠谱的方法论，就可以对付同一类难题，相信学会了啥啥啥，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又有非常强大的工具，整个世界无非就是一摊数字，摆放在我们面前的仪表盘上，任我们像巫师一样地作法、控制。
这当然没有错。这是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的力量，许诺给我们的权力。
正如社会学家项飚说的：“现代社会有一种趋势，就是消灭附近。”
但是，按照这条路狂奔下去，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不对劲。
当你发现有一个普通人：关心乌克兰局势超过了关心自己的家人；家里日子还没过好，但是可以出手成千上万地打赏一个直播间里的网红；眼前的活儿没干好压力不大，但是对美联储加息的动作忧心忡忡，远方对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真实的附近，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显然的荒谬吗？
所以，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另一种思路，就是前面讲的马伯庸的创作思路，咱们从身边事、眼前人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生路。
这么一听，好像就是没出息。对啊，当你听见一个人说：“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我们会一边点着头说，你说的对，一边难免心里会想，这位混得不怎么好。
看看这句我们中国人都很熟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一个人回到附近的身边的世界，是因为“穷”嘛。
但是，最近我受到了好几次启发，哎，觉得不对，回到附近，回到身边人、手头事，反而有一种天高地广的感觉。
先说我受到的第一个启发。
有人出了这么个题目：假设你要同时抵挡两个魔鬼的进攻。红魔鬼一箭就可以射死，绿魔鬼则需要用两箭。现在你手头只有两支箭，请问，怎么抵挡？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术题目。杀掉两个魔鬼，需要三支箭，但是咱们手头只有两支箭。武器用完的时候，肯定还有一只魔鬼活着。怎么办？
你看，就这么简单，里面基本没有什么用策略的空间。
答案是：先射绿魔鬼一箭，然后拿着剩下一支箭说，谁要是不听话，剩下的这支箭我就招呼谁。
你可能会说，哎，不对啊，这不是玩赖吗？怎么还能吓唬魔鬼啊？怎么还能搞分化啊？
对啊，在现实中，当然就是可以的。如果你原来没有想到这个思路，就是因为你把故事看成是自己单枪匹马，同时面对两个魔鬼。而在现实中，只要是打交道的人，不管多凶恶，多有敌意，都是可以打一个拉一个吓唬两个的。这个策略当然存在。
从卷入第一个魔鬼开始。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世间的魔鬼，而是眼前的这一个魔鬼。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做过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吗？树上有十只鸟，拿枪打下来一只，还有几只？当然一只没有了。这就是现实世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只要回到身边的现实，就不再是我们和全世界的枯燥的对垒，就不再是简单的计算。
我们面对的困难，就涌入了太多人性的、偶然的因素，我们解决困难的方法，突然就多了很多。
说一个开脑洞的事。
很多学者都在说，中国当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口难题。人口下降，长期来看，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发达国家也多少都面对这个问题，摸索了很多年，有效的办法并不是很多。
那些办法的本质，无非就是，国家出钱，帮年轻人解决养孩子的问题。你说房价贵，那就补贴房价，你说养孩子贵，那就补贴生育，你说没有时间，那就拉长产假。
国家能做的好像也只能是这些。
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很新奇的思路：国家每年拨出两千个亿，平均分配给当年所有生三孩的妈妈。
2000亿，听着挺大。但是你想，一汽集团一年营收6000亿，金龙鱼还有2000亿。这在整个国家的盘子里，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数字。
但我们细想一下，并不这么简单。
第一，现在生三胎的家庭，很少。比如，第一年全国只有10万个三孩。那你算算，一个妈妈就能分到200万。这对很多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大到可以改变命运的数字啊。激励非常大。
这没什么新鲜的。
奇妙的事情会出现在第二年。当中国社会中有10万个家庭，拿到了这100万之后，身边的人会怎么想？我要是生了三胎，我也有份啊。我要是生了，他们就得少分啊。
你看，这里面不止有一个奖励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卷”的逻辑。不患寡而患不均嘛。这不是一个可以测算出来的补贴，而是一个邀请我加入的平分游戏。
你干个什么事，奖赏你一斤盐，估计参与的人很少。但是超市里只有100斤盐，先到先得，分完就没有了。后者的魅力大多了。
再次强调一下，这只是一个民间的闲谈，不是正经的政策建议。但是它还是启发了我——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政策制定者，如果你天天想的就是我怎么用一套办法对待所有人，那很多问题可能真的就是很难解。但是如果能启动一个机制，让每个人被身边的人鼓动、诱惑、激励，很多解法就冒了出来。
你会发现，很多解决问题的高手，不见得一定是从所谓“顶层设计”入手解决问题的，他们也许是从“细节设计”入手的。
举一个最近让我拍案叫绝的例子。
李希贵校长最近在他的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做了一个小改革：把课间十分钟改成了课间五分钟。
我的第一反应和你的一样：学生们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啊。
但是李希贵校长反问：为什么要集中在课间上厕所呢？
从教育学的原理上讲，很简单的道理：学校是真实社会的经典浓缩，是让学生走上社会之前先活一遍。
基于此，真实知识经济社会的工作生活是不可能割裂成每天若干个课间10分钟的，按照自己的学习与工作节奏，有目标导向的自主规划与自主安排，是真实社会的基本形态。
45分钟+10分钟模式是典型的工业社会生产流水线模式，并不能适应未来学校“人之为人”本性的回归。
因此，课间5分钟不再承担原本的只能在课间解决上洗手间、喝水、短暂休息等功能，只作为一个学科学习时段转向下一个学科学习时段的“转场”功能。
好了。如果这样来理解课间时间，会发生哪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学生可以自主决定上洗手间的时间，不必等到课间。对于小学生，容易跟风的现象，可选择设立“厕所牌”机制，即牌在学习社区内就可以拿牌去上洗手间，牌不在的时候需等到“牌子回家”后才能取牌去上。
第二个变化：研究表明，小学生霸凌事件的主要场所往往发生在厕所，而取牌随时上厕所机制使得上厕所变成了一个一个，而不是一群一群，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霸凌的发生几率。
第三个变化：对于中学生，已经有了自主意识，可以在学习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有需要就去上洗手间。由于中学生可以随时去上洗手间，这就给老师的教学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学生往往会很珍惜教师的讲授时间，生怕错过重要的知识点讲解或任务布置，这就使得教师的集中讲授时段每一次都不能超过15分钟，学生通常会到听完15分钟开始自主学习或小组讨论时才会选择上洗手间。
第四个变化：由于5分钟时间很短，学生要快速转段到下一个学科场景，因此又倒逼着老师不能拖堂，学生有拿起书包就走而无需征得老师同意的权力；
第五个变化：同时到了下一时段，老师也不能通过整队、集合或向老师集体问好来开启一节课，因为有可能个别学生会因为踩不上点而稍微迟到一两分钟，而此时没有了整齐划一的开场，同学们各自的学习已经展开，个别学生稍微晚到也不会受到损失或受到老师的批评。
第六个变化：当然，学生需要在一节课后快速整理自己的书包、学习用品，用跑的方式尽快进入下一节课的学习场景，这对学生的自理能力也是锻炼。
以上变化，都会带来教师教学流程的重构与再造，学生自主管理与学习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将对教师和学生双方带来新的适应性调整。
第七个变化：省出来的时间怎么办？上下午加起来总量会节省出一节课的时间，但绝不是上下午各增加课时，而是更多地让学生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发展爱好，探测兴趣，发现潜能优势。
省下来的时间提倡多样性，可以发挥空间的力量自主学习，可以发展俱乐部或社团的力量增长领导力，总之，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先规划、先暴露，教师再在发现中引导，提升教育的个别化品质，让学生获得个性化成长。
你看，一场大的变化，也许不需要什么非常宏大的设计，只要回到身边的、朴素的生活常识，通过推动对常识的回归，就可以做到。
李希贵校长推动的对常识的回归，不过就是——正常的人间生活，是没有规定的上厕所的时间的。
你在工作单位开会，也是上一个会立即转到下一个会。你在公司开会，也从来不用从起立、敬礼、点名开始。那尊师重教的传统怎么办呢？你在公司里尊重一个领导，喜欢一个领导，也一定不是从见到领导就敬礼开始的。就这么简单。
在这个例子中你发现没有？当你假设自己是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你想出来的所有办法，都像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只有是否射中，是否达成目标，通常都不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了。
但是在近处、在身边、在小处着手，就绝不会如此简单。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引发所有人心态的变化。
一个时间的变化，会引发学生行为的变化，进而推动老师行为的改变、课堂氛围的改变，学校作息的改变，所有人的行动紧张度的改变，直至观念的改变。塑造和反塑造，单向影响和整体涌现，总是同时存在的。
这种近处效应，就是所有人都在被塑造和反塑造的过程中。
最近我还看到了一个网上流传的段子：我的侄女突然问我“你觉得巴甫洛夫会不会一听到铃声就想要去喂狗？
这个问题在我脑中一直挥之不去。巴甫洛夫会不会也是play的一部分？
你看，这就是回到近处和身边解决问题的妙处。瞬间多了很多条道路。突然觉得天高地广。
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话题推进一步。你可能会说，我要解决的不是这些小事，我要做一番大事业。
一样的。说一个我最近听到的小故事。
前不久，我认识了一对夫妇，夫妻老婆店，事业做得非常大，上市公司，一年的营收400亿。
但是他们事业的起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卖二手摩托车的店。看起来起点已经很低了吧？他们真实起点其实更低：两口子在夜市上摆地摊起家。老公负责进货，老婆负责看摊。
后来攒了一点钱，就开了一个餐馆。你想，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餐馆，这样的夫妇？
那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卖二手摩托车了呢？
他说，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吃饭。随身带了一个麻袋的钱，点完了菜就在那里数钱。把我们两口子眼睛都看直了。这得多少钱啊？我们辛辛苦苦开饭店，一天也就2000块钱营业额，什么时候能挣这一麻袋钱啊。趁着上菜的机会，就上去问：你是干啥的，能挣这么多？人家说：倒腾二手摩托车。
得了，这个客人前脚吃完走出饭店，两口子一对眼神，第二天就把饭店关了，然后开始倒腾二手摩托车。一个中国式的草根创业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后面的故事肯定有幸运的成分，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他们做决定的这个瞬间。
这个瞬间里，没有战略，没有计划，没有理性分析，没有三思而后行，只有那个麻袋的钱的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数钱声音震撼的声音效果。
时隔这么多年，我讲这么个别人的发财故事给你听，你也就当成西洋镜听听就算了。我们没有当事人感受到的震撼，就是因为，我们不在现场，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拿麻袋的钱，没有亲耳听到数钱的声音。
我知道的很多成功者的第一步都是这么走出来的。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细节，某个伟大的人物，后来的某个卓绝的行动，其实来自于年轻时候的一次点化的机缘。而这些机缘就在附近。
比如德鲁克，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管理学家，可以说也是管理学这个学科的创始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不是在课堂上，不是在读书的时刻，而是在一次听音乐会的过程中。
那是1927年，当时德鲁克18岁。大学生，每周要去听一次音乐会。就在汉堡歌剧院。
汉堡歌剧院当时是（现在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歌剧院之一。德鲁克是大学生，非常穷，但是可以免费看歌剧。这是当时维也纳的政策。在演出开始前的10分钟，那些便宜的座位如果还没有卖完，就会免费提供给大学生。
有一天晚上，他去听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收笔之作——他在1893年创作的《福斯塔夫》（Falstaff）。
他说，自己完全被征服了。但是真正让德鲁克惊讶的是，这部歌剧，居然出自一位80高龄的老人之手！
他说：“在当时年仅18岁的我看来，80岁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年纪。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认识年纪那么大的人。那时人们的普遍寿命也就是50岁上下。后来，我读到威尔第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及，人们问他身为一个著名人物，并被誉为19世纪最顶尖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不辞劳苦再写一部歌剧，而且是一部难度极大的歌剧。”
“这段话让我没齿不忘——它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当时下定决心，无论我的毕生事业是什么，威尔第的话都将成为指引我前行的明星。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我能长寿，我将永不放弃。同时，我还会追求完美，尽管我非常清楚，完美总会躲着我。”
那后来德鲁克做得怎么样呢？
有一次，吉姆柯林斯，也就是《基业长青》那本书的作者问德鲁克，在他出版的26本书中，哪一本是他最自豪的？当时86岁的德鲁克回答说：“下一本！”。之后他又写了10本书。
时隔多年，我自己最羡慕的，其实还不是德鲁克的成就，而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德国对大学生的优待，可以免费听音乐会。
年轻人不仅被许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有狭窄的、仅此一条的上升通道，而是被营造了一个丰富的“附近”，那里有太多能和他们偶遇的事件。其中有一些，会成为他们一生享用的精神资源，一颗一生会不断长大的种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书，看到汪曾祺老先生的一句话，也是记在笔记本里很多年，当作人生至宝。
他说：“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
这一年，有人说要苟住。那天我翻出我的笔记上的这句话，乐了。对啊，苟住也不见得就是躺平，它也可以是一条高出天际的修仙之路。
操作要点无非就是两个：
1.尽可能搁置对大环境和远方的信息的感受。至少让自己的心态不受它们的剧烈影响。
2.找一个手头的事，附近的事，自己hold住的事儿，持续地做，然后等待时间的回报。
不过，如果真要做到这两条，也没那么容易。我自己感受，可能需要我们做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上的翻转。
第一个，来自华楠老师的提醒。
最近，华楠老师在得到做了一门很有意思的课，叫《怎样打造创意流水线》。
在这门课里，他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反常识的做事方法论。
过去我们经常说，好方法的好处是“四两拨千斤”，但是华楠说，不对，是“千斤拨四两”。
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真正做成事的人，都是找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需求，一个价值点，然后把全部力气使上去，千斤之力拨动这一个点，才有成功之望。这符合我们的经验。
但是奇怪，为什么我们从小就习惯“四两拨千斤”的思路呢？我们为啥会狂成那样呢？
原因就在于我今天开头讲的那个视角的差异，我们是单枪匹马地面对整个世界，还是以一个人的方式面对周边的世界。
我觉得是面对整个世界，那我想到的全是效率，全是怎么尽快搞定，所以，我就在方法上追求“四两拨千斤”。
但是，如果面对的是眼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的全是怎么打动他，怎么调动我所有能调动的手段，那当然就是“千斤拨四两”。
说白了，你扮演的是一个军队的长官，还是一个身边的恋人。
现在有一个形容词叫“网红”，网红咖啡、网红饭店、网红电吹风、网红自行车，什么意思？无非就是，它打动的不是无差别的大众，而是它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眼睛一亮，心生欢喜，于是就帮它完成了进一步的传播。这已经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产品心法。
什么是“体验经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身边经济。
主动贴近体验经济，需要我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做一点小小的改造。
请问世界和我们是什么关系？
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是为我准备的，我来了，我编码，我创造。你要是这么想，我佩服，没什么不对。
但是还有我今天主张的另一种看法，这个世界太庞大，太不确定了，我来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是调动千斤之力，在这个世界上钻一个小眼，让历史的洪流带动我的生命往前走一段。
这是一个观念翻转，还有一个翻转。
最近听到一件有趣的事。
某个日本餐馆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一个三十人的中国旅游团订餐临时取消了，但付了所有餐费。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可抱怨的？人没来，钱还付了，你有什么损失？菜还省下了。你是净赚了啊。
但是店家不这么算账。他认为自己花了心血制作了菜肴，一腔热血与热情等着接待，虽然这些也都包含在餐费里了，但有种奔跑当中踩了一个浅坑的感觉。这个坑大概也就一厘米，对于整体目标影响不大，但对于心情影响很大，整个节奏乱了，深情错付。
都有道理，看我们要认哪个道理。
一个是经济学的道理，“成本-收益”，只有盈亏和涨跌。大规模陌生人之间的合作，适用这套道理。
但是如果换一个人和人附近的视角，打招呼到朋友家吃饭，咱还送了礼，就是临时有事去不了，人家说没事没事你忙你的，但是咱是不是心里还是有一点愧疚？
人生的路，可以是走向星辰大海，也可以是无限贴近另一个人 。

这条路都在这里，我们都可以选。
最近看冯唐的一本书，《了不起》其中一段话，可以拿来做为本场启发俱乐部的结语。
过去，我们总是更多地用理性和世界打交道。
但是这个世界面临大变局的时刻，理性不够用了，也太苍白了，我们不知道变局的终局是什么，于是我们可以回到自身。而我们自身，不过就是这三样东西：

“释放你的兽性，多使用肉体，多去狂喜与伤心。

体味你的人性，贪嗔痴慢疑，让妄念飘一阵。

挖掘你的神性，多去创造，活出更多人样儿。”

——冯唐《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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