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都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少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他们的经历对所有人有借鉴意义。吴晗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选择“左转”?已经在国内取得学术成就的丁则良,为什么选择去英国学习苏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心切的丁则良又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特殊历史时期的刊物也能看出史学沉浮。面对不同时代的现实问题,历史学家到底应不应该介入?请听历史学家虞云国带来的精彩分享。
刘子健在东京审判中的工作
吴晗的命运变迁
丁则良往事:希特勒与纳粹德国
我老师在世的时候,和我们谈天的时候也会谈到他的好朋友丁则良是很有才华的。你刚才说到雷海宗称赞丁则良,雷海宗是搞世界史的。当时已经成名的史学大师对丁则良也是青睐有加的。我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大师都说他好,那肯定是好了,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走眼的,所以我就更关注了。
可以看到他的左转也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当时与何炳棣当时在西南成为两个学霸,互相之间有点在较劲。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考取庚款(留学生)以后,马上通信给何炳棣报喜讯,说我要到英国去学习苏俄史。何炳棣劝他说你不要去学苏俄史,因为你要先学语言(俄语)。第二个你原来在中国史方向就已经有基础了,你不应该去转行。你何不到英国去学英国史,然后就扩展自己的眼界,然后再回过来搞中国史,那你中国史肯定会大成,但是丁则良不,他说我一定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服务。
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就是这种情结,但是最值得怀疑的也是这个情结。他也受到五四以后那种启蒙思潮的影响,所以自由和民主是他的思想底色。但是在抗战后期,他的思想受当时国际大形势、国内大形势的影响,形成了两大中心,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国家主义。因为当时中国受日本侵略,国家弱,所以要求国家主义。适当张扬民族主义,强调爱国心,那是应该的,但是它都有一个度。你过度以后就成为一个双刃剑,把你自己给砍伤了。丁则良在这上面就是有很大的缺陷。他就想中国在战后要能够和美苏两大国能够去争雄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国家强大,所以过分强调民主是不对的,他就把原先五四对民主的启蒙,宁可为国家而把它压抑。我甚至看到他文章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在战争中间,德国宁可受自己国家专制的统治,也不愿意让自己国家沉沦下去?”这我认为是完全错到底了。因为那时候是纳粹希特勒,以专制让国家强大是不对的。所以我在这(书)里面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批判。
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
虞云国
我认为历史学者更多的责任是以你自己的史学成果,让读者形成一种历史的通感。历史有什么作用?我读了这段历史以后,在自己思想中间形成对某些历史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自己又在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件和社会变动。你在思考的问题中间,可以找我们现在的某个事件的某个侧面,和历史上面的某些东西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这种相通会让你思考问题更深刻也更准确。这样你的史学任务也就完成了。但研究成果中间所得出的通感,各人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在《学随世转》里面的通感和读者得到的未必都是一致的。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必须要做到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间是不虚美,不夸大,实事求是,不有意的掩盖某些史料,这样你得出的结论你才有一定的穿透力。否则的话你就只是影射了,这个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本期嘉宾
虞云国 宋史学家 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学随世转》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本期提到
吴晗 / 丁则良 / 刘子健 / 陈寅恪 / 闻一多 / 梅贻琦 / 雷海宗 / 郭沫若 / 陈垣 / 胡适 / 黄霖 / 柴德赓 / 戴厚英 / 刘大杰 / 朱维铮 / 余秋雨 / 东京审判 / 一二九运动 / 新文化运动 / 辛亥革命 / 西南联大 / 抗日战争 / 战国策派 / 五四运动 / 抗美援朝
《学随世转》/《朱元璋传》/《海瑞罢官》/《学习与批判》/《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