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

首先非常感谢“政治学人”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以及政治学学科。

2009年6月，我从中山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毕业。我的研究方向是当代政治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的研究特色较为契合。因此，我选择到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工作，到今年已经是第14年了。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创立者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1928-2019）。1978年6月，徐大同先生由北京大学调到天津师范学院政教系工作。1982年，为了发展新恢复的政治学学科，推动政治学专业的教学，教育部委托徐大同先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当年举办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二是编写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这部教材于198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奠定了师大政治学的学科基础。徐大同先生生前长期从事中外政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带领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铸成了师大政治学的鲜明特色，由此被学界同仁誉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镇”。

目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设有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这个专业是2001年设立的，以培养创新、创业的“双创”型人才为主要目标。该专业依托学院的国家重点学科政治学理论，2010年获批教育部国家特色专业，2017年获批“十三五”天津市优势专业，也是天津师范大学首批设立的3个品牌专业之一，2019年获批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年专业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获批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此外，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还有一个博雅班，博雅班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点班，实行小班授课，每年招生20人。博雅班从2012年开始招生，目前已经招收了12届学生。

同时，师大政治学系拥有充实的师资，而且师资水平高，团队建设成绩显著。目前共有40位专任教师，拥有高级职称的老师比例达到65%。我们的教师学术造诣深厚，拥有国家级人才、国家教学名师、天津市教学名师、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称号。我们的教师在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拥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教指委委员1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1人，“马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4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2名。

（图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佟德志教授指导院系学子

阅读政治学经典名著）

高景柱：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拥有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完整培养体系，形成了6个硕士点（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6个博士点（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1个博士后流动站（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取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政治学理论获评国家重点学科，2009年政治学被列为天津市“重中之重”一级一类学科。在第五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政治学学科取得了突破性的好成绩。

四十多年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在徐大同先生、高建教授、马德普教授以及佟德志教授、刘训练教授等知名学者的接续带领下，在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显著、全方位发展的科学研究布局。尤其是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近五年来，学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6项、重点项目8项，国家级项目总计28项；在《政治学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2篇，核心期刊论文316篇，出版专著40部；成果荣获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7项；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0项；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入选CTTI2022年度高校智库百强榜，智库成果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人批示并被相关党政部门采纳。

（图为教育部于2020年授予徐大同先生的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高景柱：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们政治学学科的研究特色以及团队建设：

第一，西方政治思想史与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深耕不辍。1981年，徐大同先生领衔编撰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出版；1985年，徐大同先生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规划教材被各高校推广使用，其后又推出多个版本（2000年、2011年、2019年，后两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至今行销全国；1991年，徐大同先生主编的《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出版，其后又不断更新再造（2001年、2006年），追踪西方政治思潮的发展与演变；2005年，徐大同先生带领团队推出了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成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图为徐大同先生及其团队编撰的

部分中西方思想史著作）

在完成了西方政治思想通史的整体性撰写之后，如何拓展和深化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同样，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历史和文化资源？对此，师大政治学团队做了以下尝试与努力。（1）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研究。2013年，高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获批立项。该项目以此前马德普教授在英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佟德志教授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常士訚教授在加拿大政治思想史研究等方面的前期积淀为基础，联合外校知名专家学者协同合作，历时十年，在2022年底完成了多卷本的书稿，并顺利结项。（2）马基雅维利研究。在西方政治思想家研究方面，刘训练教授先后策划、主持了八卷本《马基雅维利全集》《经典与解释：马基雅维利集》《文艺复兴译丛》等大型译丛，并参与翻译和校订。（3）西方民主与政体思想研究。在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民主、宪政、政体与德性等议题的思想史研究。佟德志教授出版了《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与趋势》《民主的否定之否定：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等著作。刘训练教授围绕政体与德性议题发表《西方古代政体学说的终结》等论文，对西方思想史中的政体与德性议题做了深入的考察。（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2015年，耄耋之年的徐大同先生出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一书，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作了梳理与总结，特别注重中西政治思想的对比分析，并对政治思想传统与今日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透视；该书对先秦儒、墨、道、法诸家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解读，尤为独到。此外，刘学斌副教授、吴倩教授、肖俏波博士、张舒博士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第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政治哲学研究与时俱进。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政治哲学的跟踪研究始终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西方而研究西方，而是通过对当代西方最新政治思潮、哲学议题与社会运动的动态研究，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1）西方政治思潮以及政治运动研究。多年来，在《普遍主义的贫困》等著作以及系列论文中，马德普教授对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多元论等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对于当代西方国家兴起的其他一些政治思潮以及社会运动，比如，民粹主义、“黑命亦命”运动、“政治正确”话语、意识形态极化等，佟德志教授及其团队做过及时的跟踪研究。常士訚教授的《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异中求和》是国内较早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著作，有拓荒之功。此外，通过译校佩迪特《共和主义》、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等著作以及合作编选《公民共和主义》等文集，刘训练教授推动了国内学界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潮的关注，他撰写的《共和主义：从古典到当代》也产生过一定的学术影响。（2）平等、正义、爱国主义等重点议题研究。我个人主要关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正义与爱国主义等理论的研究，在平等理论方面，出版了专著《在平等与责任之间：罗纳德·德沃金平等理论批判》《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平等理论》。我还探讨了正义理论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出版了专著《现实的乌托邦：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研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以及《代际正义》。（3）西方政治话语研究。佟德志教授的《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一文通过分别考察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中权利与权力这两个基本维度的历史，明确指出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古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扬弃，也是西方政治话语现代化的结果。刘训练教授的《西方现代民主话语的生成及固化》一文指出，代表制民主是西方现代政治的典型形态，也是西方现代民主话语的实质；在这套话语中，代表与民主、宪制与民主的组合，各有其政治背景和历史意义，但代表、选举远未穷尽民主的想象；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民主话语的固化，未来的民主必须突破现有的西方民主话语模式。

（图为关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政治哲学”

研究的部分著作）

第三，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持续推进。对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思潮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此，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方面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1）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民主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佟德志教授长期投身民主理论研究，先后出版了《在民主与法治之间》《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与趋势》等著作，成为该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当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重大国家战略，佟德志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最近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著，策划了多场大型线上学术活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一直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多年来，高建教授、马德普教授、佟德志教授围绕中西两种协商民主的比较、协商民主与代议民主的关系、中国的基层民主协商等议题发表了系列成果，成为师大政治学研究团队具有明显优势的研究主题。（2）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余金成教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从原创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从原创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的内在逻辑。王力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逻辑研究》一书及相关论文中，全面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3）党史党建研究。近年来，在《居安思危：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研究》等著作和系列论文中，魏继昆教授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党内政治生态、高质量建党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主题，深入研究了党史党建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乔贵平教授则在其系列论文中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的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等方面丰富了党史党建研究的主题。

（图为关于“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部分著作）

高景柱：

徐大同先生在长期的教学中，特别是在研究生的教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教学思路，这就是“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通过“教做学问”来“教学问”，而“教做人”则贯彻于教学全过程。徐先生曾经强调，教学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主要是为培养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不能只靠传授知识的。培养人才主要是培养人的素质，掌握知识只是素质的一部分。没有文化知识是无法提高素质的，但仅有知识不能说是高素质。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包括接受能力、反应能力、表达能力、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等等。在学期间培养能力的方法、渠道很多，在学习中主要是通过学会做学问，学问是在做学问中得来的。做人更为重要，个人的政治品质、思想品格、道德修养、观念意识、待人处事原则、心理状态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教会做人是长期的、多方面的工作，我们必须贯彻到教学工作的全过程。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在培养学生时倡导，“学学问、学做学问、学做人”应该成为学生们遵循的学风。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诚信的人，学生要诚信，例如，在考试时，不作弊，在做学问时，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遵纪守法；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责任感是一个成功者的必备条件，作为家庭的一员，学生应该为家庭出一份力，作为一名公民，学生应当尽一个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没有人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学生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局限于自身的利益，要有大局意识；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良好心理素质的人，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无论在遇到任何事情时，都要尽量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做到头脑冷静，不冲动。

高景柱：

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博雅班）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重点班，是小班授课，每年招生20人。博雅班主要以通识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型人才为目标，通过学习，学生将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个性化的专业知识、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能够从事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我们这个专业的主要特色在于，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增加了政治学经典著作的精读精讲，例如，学生将会学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理想国》《利维坦》《君主论》《政府论》《社会契约论》等原著讲读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够学习和阅读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另外，我们还开设了前沿阅读、论文写作等学术训练课程。

我们这个专业在吸取了国内外各高校博雅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尤其是依托我们政治学理论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从2012年开始创办，探索以博雅教育的方式推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用创新的课程内容和研究型的教学模式，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我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博雅班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博雅班的同学科研能力突出，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曾经获得国际“互联网+”大赛金奖1项，主持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4项，市级2项。获得天津市大学生“挑战杯”一、二等奖多次。

高景柱：

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与我们一直抓教学改革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们承担过教育部国家质量标准的项目、教育部新文科项目、天津市教改项目、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等各种教改项目。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思政育人、科研育人，加强对学生的过程管理。我们实行导学制，为每位本科生配备导师，学生可以参加导师主持的各类科研项目，我们会在大一上学期为每位同学配备导师，后期学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业特长更换导师，导师会在学生的日常学习、考研以及就业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我们专业的老师曾指导学生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10余项，所指导的学生9次获“挑战杯”国家和天津市的大奖，连续3人次被评为“挑战杯”优秀指导教师。其中的主要举措就是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培养高水平的学生。

教师队伍是专业综合改革的基础。我们专业的教师非常重视教学工作，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比如，我们专业曾有三位教师担任首席专家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教材还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老师们积极从事教学改革研究，获批教改项目多项，近年来取得天津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我们专业还实行教学工作坊制度，鼓励教师们在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交流；通过交流教学以及科研经验，团队能更好地在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教学改革以及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等进行深入讨论；实行集体听评课制度，重点对青年教师进行帮助和指导，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总之，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主要培养创新、创业的“双创”型人才。其中，创新主要体现在升学方面。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本科生的就业面比较宽，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准备考研，连续多年升学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有本硕连读的机制；还有一部分同学考取了公务员，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博雅班的同学主要面向科学研究，也有本硕连读的机制，连续多年升学率一直保持在65%左右。从已经毕业的学生情况来看，社会反响较好，不少同学考取或者被保送到985、211高校进一步学习，还有一部分同学进入国外知名高校学习。创业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就业，政治学与行政学培养的本科生具有政治思维、法治思维，具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主要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从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高景柱：

在专业建设中，课程建设是最重要的抓手。我们的主要举措是课程立体化建设；也就是说，建立起包括教材、讲义、辅导材料、多媒体、网络课、慕课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课程体系。我们的专业取得了多项国家级和天津市级课程建设成果，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天津市精品课程等。其中，《西方政治思想史》获批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公共行政学》获批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获批天津市精品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还被评为教育部马工程“精彩一课”。此外，我们还制作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慕课，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线，有5万多人选课。

在教学资源方面，我们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足够数量和功能的教学设施，以及充足的教学经费投入。我从五个方面具体说一下。第一，拥有扎实的学科基础。我们利用政治学理论国家重点学科，利用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研究力量，提高学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同时，我们还利用公共管理硕士点各方面的优势，加强学生的创业能力的培养；第二，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我们为每位教师提供办公位、计算机、打印设施，以及足够速度和储存空间的网络服务，还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相应的资料设施。我们拥有政治学专业图书馆和各种自建数据库，收藏了大量本学科的中外文经典、专业期刊，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学院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这些讲座内容丰富，既包括培训性质的讲座，给学生讲解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和面试的一些基本技巧，也包括学术讲座，我们会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来讲座，帮助同学们开拓视野；第三，提供足够数量和功能的教学设施。我们有足够的教室、学生自习空间，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第四，保证充足的教学经费投入。我们的专业得到了天津市的大力支持，有充足的专业建设经费和教学经费，学院还为教师提供一定教学研究、授课和讲座经费；第五，提供教研支持和奖励制度。学校和学院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材编写等方面，对专业建设予以重点支持。学院经常举办教改论坛，支持教学改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现代西方政治思潮》等课程建设上，近三年筹集了很多经费用于制作慕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高景柱：

时至今日，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学科建设、项目研究、学术刊物、教材建设、专题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形成了稳定的师资队伍和学科研究的后备力量。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来看，几乎所有具有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学校均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教学科研群体，有的还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都已经成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

近年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学科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多个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专注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骨干力量，推动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是学科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理论深度不断增加，形成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丛书和著作出版发行，为后续的学科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三是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研讨班、访学、讲学、线上课堂等多种交流形式，扩大了专业知识的传播范围，提高了众多研究人员的参与积极性，提升了学术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虽然我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第一，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有所削弱。近年来在从事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总体数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人数仍然偏少，目前活跃的研究者以老面孔居多，年轻学者的学科专注度、持久度不够。特别是一些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青年教师在入职后往往因为课题、论文等压力而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缺乏“深耕意识”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无法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专长。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方面，政治学学科门类下获批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课题明显偏少，而且题目有叠合和重复现象；在学术期刊平台方面，除了《政治思想史》季刊外，无论是政治学专业性期刊还是其他综合性期刊，刊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类的论文数量明显不多。这些状况对于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今后的发展不利，无法形成良好的导向。

第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总体水准和原创性有待提高。一方面，鉴于我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起点较低、基础相对薄弱，积极引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失为一种必要的选择。然而，译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暴露了我们学术积累的先天不足。比如，部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奠基性原典至今没有中译本，有些老的译本已经不堪使用，甚至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与专业术语仍然没有统一的定名，在大多数相关研究还需要依赖中译本的情况，这就说明我们的基础性工作还有缺漏。另一方面，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近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增加，但受到学界瞩目的精品力作不多。从整体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以描述性和介绍性为主，理论建构能力偏弱，学术批判精神不足，要想实现良性循环，必须尽快超越简单介绍和直接引进的阶段，在有效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西方政治思想史全领域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研究主题的深化、理论视野的拓宽、方法论的提升等方面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与重点。

第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回应性与本土化仍然有待加强。西方政治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回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成果。因此，我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既要看到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对的具有共性的问题，更要看到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文化和发展阶段方面的差异，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正确认识和批判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同时，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价值的成果，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借鉴，“为中国研究西方”。反观新时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的研究在回应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做得还不够，往往还是在外围兜圈子，抓不住问题的关键。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多数议题虽然来自域外，但它揭示的问题却可能具有普遍意义，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提炼和反思，从而为我们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建设提供养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以本土化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

高景柱：

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在坚持传统特色和优势、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新的领域、新的方向和新的增长点。

第一，比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初具规模。（1）比较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学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多年来一直坚持的领域和方向之一，2019年接办了《比较政治学研究》（CSSCI）辑刊。常士訚教授是国内较早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曾先后出版过《比较政治制度》等著作。高春芽教授近年来围绕政党政治、民主代表制、民粹政治等议题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此外，张鑫博士在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孙宏伟副教授在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等方面也颇具特色。（2）民族政治学研究。民族政治学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近年来开拓的新的研究方向之一。常士訚教授的《族际合作治理》等著作对当代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张三南教授在系列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论述做了全面梳理。此外，马德普教授在种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佟德志教授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族际冲突、王坚副教授在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等议题上，也都提出过独创性的见解。（3）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一直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的重要分支，目前在美国政治与外交、日本外交、南海问题等领域已经形成一定特色。王传剑教授及其团队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对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做了全面分析。杨卫东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美国外交战略研究，从早期的著作《国际秩序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信仰的构建与解读：宗教与美国外交》到近年来的系列论文，都围绕相关议题展开。高文胜教授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做了及时的跟进分析。

（图为天津师范大学在“比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和

国际政治学”研究方面的部分著作）

第二，国家治理研究蓬勃发展。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以来，国家治理问题受到国内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师大政治学人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1）民主治理。佟德志教授领衔的民主治理研究团队长期关注中外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近年来侧重于民主治理的研究。一方面，团队继续加强对后现代民主治理理论、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系统转向等当代西方民主治理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团队更加注重探索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主体复合体系等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围绕相关议题，团队先后获得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资助，在《政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相关成果曾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舆情治理、应急治理与营商环境治理。毕宏音教授领衔的网络社会治理与舆情建设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团队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舆情学的建设做出过贡献。温志强教授领衔的应急管理创新团队，近年来聚焦中国应急管理现代化问题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5部。宋林霖教授领衔的营商环境研究团队，主要聚焦营商环境治理“基本问题”开展破题性研究，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比较研究入手，将营商环境问题研究纳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研究场域，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详析》等著作。（3）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陈桂生教授领衔的城乡治理与区域政策研究团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投身于数字乡村建设、城乡与区域治理、共同富裕的中国之治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践行责任、助力脱贫》等著作。任梅教授长期聚焦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议题，出版过《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府规制研究》等著作，并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康伟教授领衔的城市治理与公共政策团队，近年来致力于数字政府、城市公共安全等城市治理问题的研究，在《公共管理学报》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图为天津师范大学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的部分著作）

第三，加强智库建设。徐大同先生生前一直强调，我们是“为中国研究西方，为今天研究传统”，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努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坚持把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高标准打造新型智库——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国家治理研究院致力于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实践当中去。特别是最近几年，研究院围绕疫情防控、舆情、应急安全、脱贫攻坚等重点和热点社会问题开展系列研究，推出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政报告，被各级党政机关的内参、要报、采纳1300多次，被国家领导人批示30多次，省部级领导人批示50多次。2022年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被评为CTTI2022年度高校百强智库。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再次感谢政治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