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专访印前首席经济顾问：印度经济能否继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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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 阿文德·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
编译 | 喻琬淋 白广灿
审校 | 王泽媛 江文轩 陈安澜
编辑 | 章钰珏 陈珏可
编者按
印度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作为已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它的人口数量将很快超越中国。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印度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几乎近半数人口每天可供花销费用仍不足3.2美元。因此，如何维持印度的经济增长对人类未来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是，印度经济能否继续崛起将决定其作为大国的未来，进一步影响地缘政治的未来。
当我想了解印度经济时，我会求助于阿文德·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
本次访谈中，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将和阿文德·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共同探讨以下问题：印度经济怎样发展至今，现状如何，面临怎样的阻碍和挑战以及应对挑战的最佳方案等。
➤诺亚·史密斯：（以下简称：问）当前印度经济状况如何？
➤阿文德·苏布拉玛尼安：（以下简称：答）那么，让我们先简略回顾下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度经历了30多年真正的快速增长。人均GDP增长率接近4.5%，正如我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的文章《活力与不相称的发展：与众不同的印度发展模式》（Dynamism with Incommensurate Development: The Distinctive Indian Model），按照国际标准，印度经济活力显著，具体体现为贫困率下降，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机会急剧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在2003至2012年的近十年间，印度活力尤其明显，其增速甚至超过了中国。印度公共广播电台（NPR）甚至创造了一个口号——“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以此表达全世界对印度的钦佩和惊讶。因为印度似乎毫不费力地从一个深陷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一个拥有汽车的现代高科技中产阶级社会。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但印度将取代它，这就是人们的期望。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尤其是2011年后，印经济增速大大放缓。当然，其中不乏世界整体经济放缓和逆全球化等外生因素，但印度增长放缓比其他国家更明显，这就具有印度特有的发展模式。
2011年至2014年，这一模式体现为宏观经济管理不善、腐败和决策瘫痪，导致了2013年的“紧缩恐慌”（Taper tantrum）。2014年后，它反映为政府和中央银行没有能力解决印度的“双重资产负债表”（Twin Balance Sheet）问题。这一时期，企业的过度负债和银行系统不断上升的非营利机构为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问题，印度并没有真正解决（说实话，甚至没有真正接受科学的诊断）。在过去的十年里，私人投资和信贷增长几乎持平，出口增长也很疲软。下图记录了印度本世纪前20年经济的情况：
在新冠疫情期间，印度经济疲软。因此，疫情对印度来说影响尤其严重，部分原因是2020年全球经济封锁严重，但也因为印度经济已经疲软。劳动力市场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影响。非正规性意味着衡量失业率是很棘手的。但重大的国家就业保障计划下的需求非常高，失业率远高于疫情前水平，这反映出其他领域的就业机会减少。
中小微企业受到了三次大的冲击，首先是“废钞令”的实施，其次是全国范围内增值税的改革，【编者注：2017年7月1日，印度的商品与服务税（GST）正式生效，这是自印度独立以来实施的最大的税收改革，统一了印度以往复杂与繁琐的税收种类，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税收制度。】最后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随着印度从疫情影响中恢复过来，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恢复私人投资和贸易（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并创造就业机会。
➤问：伟大的历史总结！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详细回溯以上历史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度为了加速经济增长做了什么努力？那个时代我们可不常讨论，大多数历史回顾似乎都集中在90年代初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作为财政部长推行的自由化改革。
➤答：正是如此。这是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我在一篇论文中探索的问题：为何“1991年收支危机”促成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自由化改革前，印度经济已经增长近10年？似乎很明显，印度增长过程中的断裂就发生在那个时候。1950年至198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接近1.5%，也就是著名的“印度教徒增长率“（the "Hindu" growth rate，该词由印度经济学家拉吉·克里希纳创造，用来描述印度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平均约为4%的低经济增长率，“Hindu”一词暗示印度教的宿命论和易满足导致印度经济增长放缓），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平均约为3.5-4%。
对此我们在文章中的解释是，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亲市场改革，印度进行了所谓亲商改革。从本质上讲，对于国内生产商和现有企业来说，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由（对他们的繁重限制逐渐放宽），他们也获得了更多外国投入、技术和外汇，所有这些都没有真正向外国开放经济竞争（非关税壁垒有所下降，但关税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下降多少，贸易也没有获得增长）。我们认为，由于印度距离其收入可能性边界（income possibility frontier）如此之远，因此相对温和的亲商改革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同时，政府开始大规模财政支出，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对商业企业投资，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当然，这种财政刺激导致了由外国借款资助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并最终导致外汇储备枯竭。连同其他直接触发因素【油价上涨、非居民印度投资者（编者注：居住外国的印度公民）撤回投资】和固定汇率制度。印度在1991年经历了被描述为典型的克鲁格曼（Krugman）式第一代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编者注：该基本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在国家内部，宏观经济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和批评家之间悬而未决的争议是增长腾飞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不可持续的财政浪费，还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亲商改革。
那么，为什么温和的改革和财政浪费会发生呢？从本质上讲，因为政治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1977年，国大党在中央（或称为联邦一级）的权力垄断被打破，这是英迪拉·甘地1975年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和暂停民主的结果。1980年，英迪拉·甘地重新掌权，但已无法主导政权。结果，她变得更加民粹主义（导致宏观财政浪费），不得不讨好企业以获得选举优势，促成亲商改革。
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治经济的亲商改革与同时代早期中国邓小平的举措有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没有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在政治激励上是相容的（“没有失败者的改革”）。在中国，现有企业（农业和乡镇企业）不得不保留自由化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印度，现有企业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获利。
➤问：它表明，正确的发展政策方针是务实的、折衷的，而不是对自由市场自由化意识形态的承诺。引用邓小平的话，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那么辛格在1991年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呢？在10年前的亲商改革基础上，这些改革真的产生了巨大的附加影响吗？
➤答：是的，辛格的改革是对过去国家统制的真正的结构性突破——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自由化、汇率更加灵活、政府取消工业许可证、企业可以更自由地筹集资金。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出现了第二波改革，开放了电信、航空、银行、电力等部门，并大力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也开始了从运营商、生产商到监管者的角色转变进程。
这些举措带来了巨大成果。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经济飞速增长，贫困大量减少，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增加，受教育率也有所增加。最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舒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我发现，近25年来，印度这种发展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基本有显著区别。相似之处是两位数的出口增长（第三世界最高）不仅在服务也在制造业。不同之处在于，出口增长即使是制造业的增长，是基于对比较优势的蔑视而非神化，即集中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图表展示是不同发展中国家的非劳动密集型出口的份额与他们全球劳动力对比情况，印度和中国是引人注目的方向相反的离群值。
这部分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经济增长迅速，还取得了包括减贫在内的许多成果，但与东亚国家类似增长阶段相比，结构转型和收益分享的程度可能更低。当前的时代精神——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倾向于强调后者，但也倾向于忽视在社会主义统治解体的30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我们目前对那些繁荣时期（1980年-2012年）的看法受到过去十年经验的影响，当时改革放缓、政策不足、不利的外部环境让印度增长步伐由快转慢。
➤问：当前对1991年后印度经济增长的普遍批评是，由于它专注于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它没有像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模式那样创造出广泛的就业机会。这种说法有问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采取了措施，增加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效果如何？
➤答：专业化的模式不是由某一时期某套举措决定的，而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就印度而言，这要归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施行政策。这些政策提高成本，容忍低效（关税壁垒和许可证），惩罚规模（专门为小规模部门保留的活动以及生硬的生产限制和反垄断法），更有利于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印度制造业的就业份额一直很低，特别是在正规制造业。在某些方面，一系列政策将一个非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就数量禀赋而言）转变为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以成本而言）。泰什和克列诺指出，印度企业往往规模较小（相对美国和墨西哥而言），印度工业的流失率有限。如今印度资本对庞大的工业总额感到不安，因为这会削弱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球竞争力。
同时，也不应忽视关联因素的作用。IT服务革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包括20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限制的放宽和随后H-1B签证（美国签发给在该国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的人士的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数量扩大，对印度卓越教育中心（分别是著名的技术和管理学校，印度理工学院IIT和印度管理学院IIM）和英语语言能力（殖民遗产）的早期投资。当IT革命发生时，印度人才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良好声誉，这让美国企业得以将讲英语的人才挖掘回印度。
扭转这种长期存在的专业化是困难的，但政府的新战略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不明显。其新的工业和贸易政策包括提升国内龙头企业（主要是非贸易品，不像韩国财阀必须通过出口来证明效率）、提供生产补贴（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提高关税和退出地区贸易协定，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编者注：2019年11月印度宣布退出RCEP谈判，RCEP现有15个缔约方，是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经济体系）这不太可能成为劳动密集型出口繁荣的秘诀。
➤问：我们来谈谈其中的几个因素。为什么印度的基础教育欠佳？此外，为什么印度企业对大量的工资支出感到不安？基础设施是另一个被提及的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印度似乎有一个否决权，阻止它建设好的道路和其他运输基础设施。但我也了解到，莫迪政府已经开始了基础建设热潮，国家基础设施终于得到了改善。这是真的吗？
➤答：基础教育缺乏由来已久。印度发展和民主的困惑之一是，为什么早期的领导层没有大力推动普及初等教育。根据印度宪法，教育是各邦而非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因语言多样性和早期围绕它的棘手政治而不愿参与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结构性解释可以追溯到已故的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迈伦·韦纳（Myron Weiner），他致力于童工和基础教育研究，他认为在印度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中，受过教育的和高种姓的精英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教育的传播，也没有被激励这样做。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传播与宗教（如美国和欧洲）和意识形态（如中国和韩国）有很大关系，其动机包括传播信仰（共产主义），创造民族意识（法国）等。而以上这些动力的源泉在印度并不强烈。有趣的是，在印度教育传播最显著的地方是在南部的喀拉拉邦，开明的统治者和强大的反种姓改革运动（独立前）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政府（独立后）的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更广泛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
20世纪9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政治学家阿克谢·曼格拉（Akshay Mangla）在一本新书中指出的那样，精英们看到印度的教育成本落后于其他国家，可能也受到了国际行为体的刺激，于是转向了教育事业，敦促政府更认真采取行动。这也有助于经济增长，教育带来了回报，特别是英语能力，变得更加明显，这也有助于需求方面。
因此，中小学招生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地涉及学习成果，而不是入学率和出勤率。这个消息令人警醒，正如我的一个在印度城市燃气配送部（CGD）的同事贾斯汀·桑德福尔（Justin Sandefur）最近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学习成果不仅没有改善，实际上在下降。
在基础设施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情况确实有所改善。它始于政府修建农村公路和连接主要城市的高速公路。随后在21世纪初，私营部门主导包括道路、港口、机场、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全面推进。莫迪执政后仍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不仅在物质的基础设施方面，在数字层面的基础设施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2015年，我创造了一个术语JAM，其代表了金融包容性（J出自印地语“Jan Dhan<जन धन>”），生物识别（A出自印地语“Aadhaar<आधार>”）和通信（M出自英语mobile）。政府将这个三位一体用于各种目的，包括向穷人直接发放现金。此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创建了一个名为统一支付接口（UPI）的数字化非专有平台，该平台在推动金融、旅游、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等许多领域的私有活力和创新。
我喜欢开玩笑说，印度创造独角兽企业的速度与创造国际象棋大师的速度大致相同。尽管值得庆幸，但这种基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要素的活力无法推动结构性转型，因为这需要为印度庞大的、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而印度的就业形势，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发人深省。
这就引出了你的问题，即为什么印度没有办法真正在其制造业务中实现规模化，以及为什么印度资本在这样做时缄口不言。我怀疑，尽管我不确定，但这里再次存在很大的路径依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可证制度下的国内创业精神受挫。人们对规模特别反感，忌惮大企业可能发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有一种强烈观点认为，印度的劳动法影响了规模的扩张，但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尽管整个法律、法规和实践的“生态系统”惩罚大规模企业可能是真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时期催生了我称之为“污名化资本主义”的现象，即人们怀疑那些成功的企业不是因为其内生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其结果是，在劳工和资本之间的任何潜在冲突中（其概率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国家不能被视为站在有问题的资本一边。因此，矛盾的是，劳动者觉得自己容易受到大企业行使权力的伤害。但同样地，资本也没有感觉受到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处于一个获利小的不平衡状态。
作者简介：
阿文德·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8年曾任印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曾在阿育王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彼得森研究所工作。著有：《顾问：莫迪-贾特利经济的挑战》（Of Counsel: The Challenges of the Modi-Jaitley Economy）。
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Substack”网站经济类博主。
本期编辑：章钰珏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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