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当前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必然导致人口不断下降，进而只能以跨国多民族人口流动来补偿，那么随着全球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经济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矛盾又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迈过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