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问我借钱的那个下午，我刚好把新家装修的尾款账单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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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 5 万吗。我回他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说，刚刚有，现在没了。

他也回我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我说你怎么了，手头紧，上海的工作不好好的吗。

我迅速点开他的朋友圈，置顶那条还是在西岸美术馆喝咖啡的照片。我心想你一杯手冲都顶得上我一周的瑞幸了，哥儿们别耍我了。

大半天过去，他约莫是在凌晨时分回我的。他说，辞了，没告诉家里人。家里装修缺钱，找他要，他的钱都花在上半年跟女友去旅行当数字游民了。现在分手了，老后悔了，当数字游民也不好玩。

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周转一下他在面试一家外企两个月工资就够还我钱了。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真的没闲钱可以借你。你家里装修缺钱，你自己给他们交代。

没声响了。我猜他把我删了。因为再点进去朋友圈，他的西岸美术馆咖啡照变成了一条灰白的线。

生活震动的人有很多，比如卖房换租的朋友。

这位朋友和我同龄，大学刚毕业就和 leader 合伙搞一个项目，赶上红利期，三年就掏出首付在佛山买了个三室一厅。收房那天，他在朋友群发了新家阳台可以望见珠江水道的风景，其他人跟帖发“哇哇恭喜”，而他回了个呲嘴笑的表情，说有空过来玩。

直到今年疫情结束后的春节，有朋友在群里随口说了句“有空聚一聚呗”，大家互相聊起自己的近况。问到那位毕业三年买房的朋友“什么时候去你的佛山豪宅坐一坐”，他秒回一个悲伤蛙表示尴尬的表情包说，工作太忙，几乎没时间回去住。现在在广州东边租了个房，要约的话直接约广州就好了。

大家都是情商高会看眼色的人，打个哈哈就转移话题了。“佛山豪宅”的最高光，仿佛只发生在几年前他发出的那张阳台风景照。后来再听说的消息，就是他把房子挂在房产中介那出手，降了两次价花了四个多月才终于卖了出去。作为同样背房贷的人，我都没敢问他有没有亏钱，楼市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好。

毕竟答案如此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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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感觉是，30 岁往后，“同侪压力”好像忽然变得小一点了。

刚毕业的三到五年，我们这群人依然活在被教育体系圈好的一条竞争路径之上。

有同学工作三年升到中层，偶尔会从朋友圈看到他们带着新同事、实习生去工作的样子。有同学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 10万/50万/100万，尽管他们从未炫过富，但是大数据仿佛知道你很焦虑，专门挑一些“工作五年买房 vlog”“和男友喜提新车 vlog”推送给你，让你深夜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在想“怎么好像只有我一事无成了”，“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

我曾经也被这种同侪压力裹挟过。在买人生第一个房子那天，我都没发朋友圈，因为我在想生活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有更好的“成绩”再来分享吧，别显得自己土土的，没见过世面一样。

结果呢？结果当然是，再也没有这样“分享人生小高光”的机会了。

幸亏买的房子自己住得比较多，自己设计自己搞装修，所有事都围绕着生活展开，而非为了“置换成更好的物质”而买。否则我会长期陷入忧郁的情绪里，并且在每个月还贷 ddl 那天都要痛苦一次：我到底是在为一个每天都在变得不值钱的房子打工，还是在为自己想要的人生打工？

30 岁的人，之所以同侪压力变小，是因为我们一旦深入到生活里面一点点，很容易便意识到许多人追求的世俗意义的成功，都只是某种虚假繁荣和骗局。

为什么网上很少人会讲这些？也许因为真话一点都不好听，既不能制造焦虑，又不能促进消费吧。就像和女友裸辞当数字游民向我借钱的朋友 A，亏钱也要卖掉“佛山豪宅”宁愿在广州租房的朋友 B 的故事，每次我说这些事就会有网友仿佛替我丢脸地评论：你不害怕他们会看见吗。不害怕有熟人发现他们的事情吗。

我的确会发怵一下。但我很快就在想：这年代，真的没那么多人在意别人是不是真的“成功”吧？替别人丢脸，某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恋哦。

还是那一句，大家都是装装样子活着而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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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公司实施了周三自由办公的制度后，我习惯跑去各种书店、咖啡厅办公。

我是个爱观察陌生人的人。几年前在工作日的咖啡厅，我观察到的都是认真制作 PPT 的白领、约客户见面讲解方案的公司中层、精心琢磨作品分镜的插画师等等。

但最近，大伙儿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比如前天去广州 CBD 某商场的星巴克办公，我远远地看到靠墙那边有座位。一路走过去，我一路打量着座位旁边的西装男士。他一副金融精英的打扮，手腕上戴着精致的石英表，一脸凝重地将双手搁在键盘上。在我的想象里，他此刻一定是向下属下达着一个重要任务。

然而等我坐下来，瞟了一眼，原来他在打 2K （一款 NBA 官方的篮球游戏），他主队是绿色的凯尔特人，对面是金色的湖人，最终以 2 分之差惜败。他摘下金丝眼镜，疲惫地揉了揉眼眶，接着打开一个港股的页面，一脸惆怅地对着那堆起起伏伏的阴阳烛发呆。

一整个下午，他都没换过姿势。一杯早已化作冰水的美式咖啡，一嘬再嘬，直至饮尽才收拾电脑离开。

有那么一刻我很想对他说，哥你能否积极一点，我来这里办公是想在 CBD 各界精英的拼劲氛围中汲取一点能量和灵感的。结果目之所及，“扮工族”却比“办公族”要多得多。

说好的 30 岁是人生事业最佳的拼搏期呢。我明明已经抱着这个期待闯进 30 岁了，各位却摆摆手告诉我说，装的装的，你别太信了。

这个骗局的诈骗程度，大概就和跟高中生说“撑过高考前途就一片光明了”一样低劣吧。

好吧，残酷生活里，总还有几件事情是值得宽慰的。

比如上个月我去香港看了《白日之下》。看完感觉这是我心中年度最佳的华语电影了。几天后看到端传媒采访《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想全球都是这样，当你在歌舞升平的年代，你可以拍多些写实的社会题材，因为一般市民会关心，他们自己没什么忧虑，就会花多些时间关注社会问题。但如果社会经济不好，很老实说，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可能是这样，大家自顾不暇，焦点就不会放在其他人身上。

……但我始终都觉得，将一些社会问题拍成电影，是想有一个良好的愿望，或者令以后的人，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他们会发声。”

记得我看的那一场《白日之下》，影厅观众不多，但是老中青三代都有。人们在昏暗中发出抽泣的鼻息声，在电影散场，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单滚动播放完毕后，所有人一起鼓掌。也不知道是为电影鼓掌，还是为电影里所描述的为不公义的事发声的勇气鼓掌。但作为其中一人，我感到非常鼓舞。

我们自顾不暇，但还是有人在乎更弱势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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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今年，大家都说演出市场的全面爆发，是因为人们在疫情时代后的“报复性娱乐”。但这都快年底了，演出还是场场火热，说明这不仅是一场报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选择了。

身边很多人把原来计划买房的钱，花在自己的娱乐爱好上了。

比如前天，我去看了同事大宽（他的副业是音乐人）今年在广州的最后一场演出。

因为是乐队特别场，他请了几位广州本地的乐手来搭档演出。当我坐在休息室里发呆时，几位乐手朋友在滔滔不绝地交流着“怎么可以弹得更好”，“在哪个位置进入听感更好”。忽然间，其中一位弹贝斯的大哥接了电话，他的本职工作也是教音乐的。他一边抓着贝斯一边夹着电话聊工作的样子，让我很动容。

毕业后工作第 8 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普通人做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到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在大大小小的岗位上持续做到 40 岁还有所成长，已经很了不起了。世界总是歌颂天才，悲悯弱者，活在中间位置的人在一套既定的“成就价值观”里摇摇摆摆却坚持超过 20 年，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伟大。

就像在再小的乐团里弹吉他弹到 40 岁，写一本出不了版的小说写到 40 岁，在人生后半段回望自己沉浸在兴趣爱好里的悠长时光，足够无憾啦。

虽然大家都是装装样子活着而已。但是有自己持续想为之发声的事情，有干了半辈子没什么成绩却还是每天爱不释手的爱好，本身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哪怕你最近也是在“装装样子活着”，要知道，不止你一个人。大家都是一边在装，一边坚持着点什么的。

给你分享《白日之下》片尾曲里的一段歌词，也许是我们下一个生活愿望的缩影。

“谁能相信更好吗 能陪我相信更好吗 梦想偷偷因白日而留下”